我国西部地区地域面积十分辽阔,约687.3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71.5%。西部各省区分别和俄罗斯、尼泊尔、印度、越南等14 个国家接壤。我国现有陆地边境线2.2 万公里,其中,1.9 万公里在民族地方,陆地边境线的85%在西部。在陆地上的136 个边境县中,107 个是民族自治地方。边境地区总面积约占全国面积的20%。陆地边境区域内有约2200 万人口,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将近50%。与国外同一民族相邻而居的有三十多个少数民族。75%的少数民族居住在西部,而且这些地区民族的宗教信仰类型众多,信教群众数量庞大,宗教活动相对频繁。陆地边境地区总体上呈现着“边境线长、少数民族多、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发展与稳定的任务重”的特点。
从国家安全战略的层面看,西部民族地区既是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战略全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以其自身的特殊性影响着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全局状况。
西部地区位居我国内陆,拥有辽阔的空间资源和国土资源,具有有效的战略纵深,是我国国家安全战略架构中重要的战略后方,是消除影响我国国家安全重大隐患的重要领域。
西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物质资源和能源基地。该地区能源、矿产资源储量巨大、分布广泛,已探明的储量矿产有130 多种之多。其中,石油、天然气、稀土、铜、盐等资源的保有量占全国的50%以上,水能资源蕴藏量占全国的约80%,人均耕地面积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3 倍。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向西部扩展已成趋势和定局,合理开发和科学利用好西部地区的各种资源,夯实西部地区的经济基础,将资源优势不断转化为经济优势,快速提升西部地区经济总量的比重,就可以为国家安全提供更加坚实的战略基础,赢得更加宽广的战略回旋空间。(www.xing528.com)
西部地区是我国政治安全的重要区域。政治安全是国家凝聚力、整合力及价值一致性表现的重要向度,是能否抵御国家外部影响、外来干涉和克服内部各种不稳定因素的重要屏障和社会基础。我国西部既处于欧亚大陆的腹地,又是进入中亚、中东和印度洋的必经之地和前沿地区,因此,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就一直将其作为战略争夺的重点之一。冷战时期,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中国一直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敌人”,20 世纪冷战结束后,我国又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列为潜在的“威胁”国,不断受到围堵、封锁、颠覆、破坏、渗透等种种“优厚”待遇。进入21 世纪后,美国在“国际反恐”大旗的掩盖下,不仅在中亚、中东地区进驻军队,而且相继制造了“颜色革命”事件。苏联解体后,他们不仅乘机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部署了反导系统,而且采取种种手段拉拢独联体国家加入北约组织,同时还扩大了在蒙古国和印度的势力范围。其战略经营的主要意图就是对我国形成包围,遏制我国的和平崛起和向西发展战略。在这个激烈的博弈过程中,西部地区由于特定的区位自然成了争夺的重点地区。因此,这一地区对国家的政治安全影响既显而易见又不可小觑。
西部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区。在西部边疆地区,有二十多个少数民族与境外民族跨界而居。由于受历史与现实、国际与国内、民族与宗教、经济与社会等方面复杂因素的影响,这一地区民族宗教问题和矛盾相对凸显。加之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正好处在世界热点地区的边缘地带和“暴力与非暴力、军事与非军事、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冲突地带,各种矛盾容易形成交织和发生震荡。同时,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疆独”“藏独”等民族分裂势力活动在一定范围内还客观存在,周边因素对我国的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等有一定的有时甚至是重要的影响。例如,新疆是我国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聚居地区,国土面积大(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6),少数民族多(有47 个),其中数量较多的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撒拉、塔塔尔等民族大多信奉伊斯兰教。从地理位置上讲,新疆地处欧亚大陆的腹地,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蒙古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接壤。“近年来,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最为活跃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国与新疆就有3200 多公里的边界线,相互之间有10 个少数民族跨境而居,相互之间政治经济往来频繁。从宗教信仰上看,我国有10 个民族信仰伊斯兰教,其中就有9 个主要是分布在新疆地区。”[9] 这些特点为新疆本土既有的恐怖组织与境外恐怖组织和恐怖势力的勾结、境外“三股势力”向我国的渗透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受境内外“三股势力”操纵、策划和直接或间接指挥,新疆“三股势力”的分裂、暴力恐怖活动时而蛰伏、时而猖獗,对社会稳定造成了很多影响。由此可见,在国家安全的整体战略框架中,西部民族地区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西部稳则全国稳,西部乱则全国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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