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稳定问题实务研究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新时期，国际国内形势、国情、世情、社情均发生了天翻地覆式的革命性变化。“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结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人民内部矛盾日益凸显，群体性事件与各种信访活动逐年上升，对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构成了不同程度的挑战。”[14] 维护社会稳定工作正处在“三个期”（刑事犯罪高发期、对敌斗争复杂期、人民内部矛盾凸显期）、“四个相互交织”（境内因素与境外因素相互交织、传统安全因素与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交织、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相互交织、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相互交织）、“五个前所未有”（对敌斗争的复杂性前所未有、难以预料的风险前所未有、社会管理的难度前所未有，执法工作面临的难度前所未有、网上斗争的激烈程度前所未有） 的特殊阶段。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状况虽然总体状况良好、可控，但由于其地缘和区位因素、传统和文化因素、民族和宗教因素、经济和社会因素及公众社会心理因素等方面的特殊性，在这一地区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影响社会稳定的现实与潜在因素。

（一） 周边复杂的安全形势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外在压力

“安全”是我国重要的核心国家利益和战略屏障，“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战略目标和措施。我国西部地区地域辽阔，国土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71.5%。陆地边境线约占全国陆地边境线的91%，西部各省区分别与14 个国家的陆地领土相接壤。西部地区的人口总量约占全国人口的30%多。全国有约90%的少数民族聚居在西部地区。这里民族种类多、分布广、聚居集中、主要民族的宗教信仰各异、宗教活动频繁。因此，其地缘战略、军事战略、文化战略、政治战略位置和意义十分重要。同时，这里既是我国新一轮经济发展的重地和主战场，又是我国主要资源的密集区。因此，在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体系中，其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意义。

自1978 年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大国地位不断显现，这种历史性的变化有效地增强了我国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能力，保证了社会大局的持续稳定。但是，“世界急剧变化增加了我国国家安全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中国国家安全形势面临的现实威胁呈上升趋势。一方面，中国与少数世界主要大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与周边国家海洋领土争端趋于严峻，中国周边地区热点众多、争端持续发酵；另一方面，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环境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凸显，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了不容忽视的严峻挑战”。[15] 在这种特定背景下，一些大国为了自身的既得利益和长远利益介入我国及我国周边地区事务的步伐不断加快、力度不断加强。在西方一些大国的主导下，一些周边国家不断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甚至底线，不时抛出和叫嚷“中国威胁论”，采取多种方式方法、千方百计地“围堵”中国，遏制中国的发展。美国更是加紧了与中国周边国家的各种联系，对我国周边安全形势形成了严重挑战。近年来，虽然中国与美国之间在经济领域内的合作、交流与依赖关系在不断加深，在应对气候变化、防止核扩散、反对暴力恐怖主义活动等重大性、全球性问题上的良好合作、协作关系也已经形成，但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现实是，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打压战略并没有丝毫的改变，对中国的遏制、控制、分割、包围力度也没有丝毫的减弱甚至还在不断加大。美国已经在主观和客观上将中国作为现实与潜在的主要对手。在霸权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为了遏制中国崛起，主导亚洲事务，提出并正在实施“重返亚太”战略，其战略重心开始从欧洲快速转向亚太地区，其对华政策已经出现了“遏制”多于“接触”的现象。同时，美国利用各种手段不遗余力地同中国周边的小国加强合作，积极组织和构建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圈，企图对中国形成长远性的威胁。在此情势下，日本挑起了钓鱼岛事件、菲律宾挑起了黄岩岛事件、越南等国挑起了南海事件、印度提出了边界问题。

此外，近年来，国际恐怖主义势力抬头迹象明显、发展迅速、威胁加大。“2014 年以来，国际恐怖主义全面出击，逐渐形成一幅从东南亚经南亚/中东至非洲的C 型恐怖主义新版图。其中‘伊斯兰国’ 在中东地区肆虐，南亚恐怖势力强势复苏，非洲恐怖大案频发，东南亚恐怖活动死灰复燃，中亚恐怖形势濒于恶化，国际恐怖主义正进入新一轮快速发展阶段，恐怖主义新生态渐趋成型。”[16] 尤其值得一提并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和认真对待的是近年来迅速坐大成势的“伊斯兰国”（全称为“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英语：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al Shams，缩写：ISIS。该组织奉行宗教激进主义，是发迹于伊拉克北部摩苏尔的极端恐怖组织。2014 年 6 月 29 日，该组织头目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自称为哈里发，将组织更名为“伊斯兰国”，目标是建立由他统治的全球伊斯兰世界国家）。“美国中央情报局高官2014 年9 月表示，‘伊斯兰国’ 的规模可能在2 万到3.15 万人之间，而且该组织财力雄厚，总资产可能高达56 亿美元，日赚百万美元，被视为全球最富有的恐怖组织。2014 年4 月，‘伊斯兰国’ 发布2013 年度战果报告，宣称2013 年共发动了9540 起袭击行动。”[17] 当时，ISIS 的武装力量已增至 10 万人左右，实际控制区域近三十万平方公里，一时发展迅速、“兵强马壮”、声名鹊起。同时，“伊斯兰国”也一直将我国列为“敌对方”。2015 年11 月18 日，“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公然杀害了被其绑架的我国公民樊京辉，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其立场。据统计，自2016 年以来，“伊斯兰国”极端组织仅在东南亚就至少发动了5起重大恐怖袭击（2016 年1 月14 日，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恐袭案7 人死亡，17人受伤；2016 年6 月8 日，马来西亚吉隆坡夜总会手榴弹袭击造成8 人受伤；2016 年9 月3 日，菲律宾达沃市爆炸案造成14 人死亡；2017 年5 月24 日，印度尼西亚连环自杀性爆炸袭击案3 人死亡，11 人受伤；2017 年5 月23 日，菲律宾马拉维的恐袭案造成约200 人死亡）。为了扼制“伊斯兰国”的恐怖主义行径，2014 年8 月，美国联合54 个国家组成了所谓的“反恐联盟”，并对“伊斯兰国”发起了空中打击行动，但由于联盟国心怀各异，“出工不出力”，因而效果并不如人意，而“伊斯兰国”也并未受到实质性打压。相反，在美国发动所谓的空中打击的6 个月期间，其实际控制区反而扩大了近一倍。2015 年9 月，俄罗斯突然兵驻叙利亚，强势介入中东地区的反恐战场，猛烈空袭“伊斯兰国”驻扎地，在叙利亚、库尔德人武装和利比亚政府的协同、帮助下，对“伊斯兰国”形成了合围之势。“伊斯兰国”迅速丢失了大片土地、控制地盘严重缩水，出现了崩溃迹象。2017 年6 月12 日，“伊斯兰国”在利比亚的大本营苏尔特被攻克，10 月17 日，“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大本营拉卡被“叙利亚民主军”完全收复。虽然“伊斯兰国”在叙伊两国的覆灭已成定局，但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对国际社会的威胁不会立竿见影地立即消退。必须看到：一方面，“伊斯兰国”在中东部分地区的溃败并不意味着它必然会在全球销声匿迹，它必然会向中东以外的地区包括我国进一步渗透；另一方面，在当前甚至后“伊斯兰国”时代，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仍然存在，远远没有得到铲除，只要条件许可，就可能死灰复燃、卷土重来。上述种种现象使得我国周边安全形势日益严峻复杂，各种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时有显现，对我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影响日益严重。

（二） “三股势力”对社会稳定的威胁依然存在

西部地区是我国绝大多数少数民族的集中聚居区，同时在西部的边疆地区还有二十多个少数民族与境外民族跨界而居。由于历史与现实、国际与国内、民族与宗教、经济与社会等方面的差异，一方面，这里一直存在着一些复杂的民族、宗教及其他社会矛盾；另一方面，民族分裂势力的历史影响和现实活动在这里一直没有绝迹。与此同时，由于西部民族地区处在世界热点地区的边缘地带和“暴力与非暴力、军事与非军事、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冲突地带，周边因素对这一地区有一定的有时甚至是重要的影响。例如，在新疆地区生活着47 个少数民族，其中维吾尔等6 个民族的语言都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而且这些少数民族大多信奉伊斯兰教。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通往中亚、西亚和南亚乃至欧洲国家的重要通道，是我国与除东亚以外的亚洲国家进行联系的天然桥梁和纽带。新疆还与俄罗斯、阿富汗等8 个国家和地区接壤。而八国之中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国与新疆的边界线就有3200 多公里。上述三国中还有10 个少数民族与新疆跨境而居，国民之间在经济、生活等方面的往来比较频繁。而这三个国家一直以来尤其是近年来又是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上述历史的、地理的、民族的、人文的特殊性为新疆境内的“东突”恐怖势力与境外相关势力的勾结和境外分裂势力向我国境内的渗透搭建了便捷的桥梁，形成了快速的通道，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受境内外“三股势力”操纵、策划和直接或间接指挥，新疆“三股势力”的分裂、暴力恐怖活动时而蛰伏、时而猖獗，对社会稳定造成了诸多影响。另如，地处西南边陲的云南省，不仅与缅甸、老挝、越南三国直接交界，而且也与泰国、印度相毗邻，拥有4061 公里边境线。从民族结构看，省内生活居住着56 种民族，是全国少数民族最为齐全的省份（目前，云南省有8 个民族自治州、29 个自治县）。从少数民族人口数量看，省内少数民族人口占比达到了全省总人口的1/3。从宗教信仰情况看，省内各民族除了本民族固有的传统宗教继续存在外，我国境内的五大宗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 在该地区也都有不同程度的传播和发展。总体来讲，云南是全国民族种类最多、跨境民族种类最多、民族自治地方最多、宗教信仰种类最多的省份。因此，长期以来，境外敌对势力总是想方设法，利用西南地区丰富、特殊、复杂的民族宗教形势，并以西南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状况为突破点，不遗余力地进行所谓的“大西南通道”建设工作，企图以此为节点和据点，对我国内地实施渗透、破坏活动。

长期以来，尤其是近年来，境内外“三股势力”相互勾结，以暴力恐怖为手段，以分裂国家为目的，有组织、有计划、不间断地对我国进行渗透、破坏、颠覆活动，制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暴恐案事件，虽然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但也一度给我国的社会稳定造成了一定的甚至是较大的社会影响。尤其是由于与我国西部接壤的阿富汗连年战乱不断，以美国为首的多国联合部队虽然在阿富汗与塔利班、“基地”组织作战10 年，但未能从根本上剪除其组织体系，杜绝其恐怖源头，而“三股势力”又与之及中亚其他国家的基地组织、恐怖主义势力和新崛起的“伊吉拉特”“伊扎特步”“伊斯兰国”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对我国西部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

（三） 违法犯罪稳中有升、高位运行，对社会政治稳定造成影响

违法犯罪情况是社会治安状况的晴雨表，在常态状况下是影响当地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近十年来，我国社会治安形势严峻，刑事犯罪仍在高位徘徊并呈上升趋势。暴力犯罪、“两抢一盗”、青少年违法犯罪、网络违法犯罪、毒品违法犯罪等仍较突出，个人极端暴力犯罪初现端倪。一些地方以涉黑、涉枪、涉毒、涉黄为典型的治安乱点仍然较多。金融诈骗、合同诈骗、电信诈骗犯罪以及非法传销、非法集资等涉众型经济犯罪快速增多，对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违法犯罪的总体态势呈现着“刑事犯罪高发、治安形势严峻”和案件总量“稳中有升”的特点（见表1-7、表1-8）。

表1-7　2006～2011 年全国公安机关立案的刑事案件总数

表1-8　2006～2011 年全国公安机关受理的治安案件总数

（表1-7、表1-8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法律年鉴》）

从青海、甘肃、云南、贵州、云南、广西等六省区的刑事犯罪案件情况看，西部地区刑事犯罪的态势与全国一样，也基本保持着稳中有升的持续增长状态（见表1-9）。

表1-9　2010～2014 年西部六省区人民检察院起诉刑事犯罪嫌疑人情况（单位：人）

（表1-9 资料来源：根据各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整理）

同时，从犯罪类型分析，刑事犯罪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一些新型犯罪案件如利用个人信息、信用卡实施的犯罪案件，地沟油、毒胶囊、假化肥、假农药、假种子等侵害群众财产安全和破坏生产经营的案件，侵犯知识产权的案件，环境污染案件，工程建设领域中的案件层出不穷。同时，传统的在西部地区比较多发的毒品犯罪案件、非法制贩枪支案件、“两抢一盗”、拐卖妇女儿童案件等犯罪案件不仅并未减少，而且在有些时候、有些地区还经常出现反复的态势。新旧犯罪类型交织发展的态势对社会稳定的影响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大。

（四） 各种社会矛盾纠纷群发多发，对社会生产生活秩序造成影响

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城镇化战略的深入实施，加快了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转型。三十多年来，西部民族地区已经并将继续处于经济社会快速稳定发展，经济社会结构快速转型转变，利益格局不断变化调整的发展阶段。在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背景下，西部地区同全国一样出现了“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政策消化期”叠加的情势，一些民族地区出现了实体经济运行困难、土地资源型财政难以为继、政府债务风险突出、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社会风险及其传导作用不断加大和放大，各种利益关系趋于紧张，众多领域内的矛盾、隔阂、纠纷进一步凸显。此外，因城市管理、城市建设、土地征用使用、交通营运以及执法执纪、村务公开等问题引起的矛盾冲突也在不断增多。社会热点、焦点问题不断涌现（见表1-10），因民生和利益问题引发的劳资矛盾、官民矛盾、贫富矛盾、阶层矛盾等矛盾纠纷和群体性事件处于易发、多发状态，加之一些群众对利益受损、违法侵权、贫富分化、干部腐败等问题的不满情绪容易扩大化、极端化，对社会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的稳定造成影响，给维护社会稳定带来了新的考验。发生在云南省的孟连事件、甘肃省的陇南事件、四川省的汉源事件及2016 年1 月5日宁夏银川市发生的公交车纵火案（2016 年1 月5 日6 时许，马永平因讨要建筑工程款未果，心怀不满，携带事先准备好的桶装汽油在银川市301 路公交车上纵火，造成18 人死亡，32 人受伤） 等就是其典型代表。

表1-10　2009～2013 年间中国全面小康进程中最受关注的十大焦点问题

（此表根据网络资料整理）

（五） 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相对滞后给社会稳定埋下隐患

“社会建设是指社会主体根据社会需要，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进行的改善民生和推进社会进步的社会行为与过程。社会建设的内涵很广，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是实体建设，诸如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建设、社会事业建设、社会环境建设等；二是制度建设，诸如社会结构的调整与构建、社会流动机制建设、社会利益关系协调机制建设、社会保障体制建设、社会安全体制建设、社会管理体制建设等。社会实体建设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社会制度建设则使社会更加有序与和谐。”[18] 我国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曾经指出：“我国社会建设比经济建设差了15 年，加快社会建设的步伐是非常重要的。”[19]三十多年来，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一直存在着与全国其他地方相类似的突出问题，即“一手硬一手软”，表现在现象上或结果上就是由于片面注重经济发展，而相对忽视了社会事业的同步发展，导致经济总量、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速相对较快而社会事业、民生事业的发展相对不足或发展较慢，社会管理相对滞后，体制机制创新不足的问题比较突出。由于社会管理涉及面广，热点、难点、盲点较多，管理体制不顺、条块分割、职能交叉、资源分散、合力不够、基础薄弱等问题仍较突出。同时，社会救助、优抚安置、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司法公正等方面还存在一些短板，其功能中应有的“社会减震器”的作用发挥得还不够。社会管理的社会化、网络化、信息化程度较低，流动人口管理服务不到位，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仍较薄弱，城中村、城乡接合部、出租房屋等管理空白点较多，由此带来了一系列难以处理、难以协调、难以平衡的社会问题，为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埋下了重大隐患。

（六） 民族、宗教矛盾给社会稳定带来现实性和潜在性的影响

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对社会稳定的影响是历史性与现实性相互交织的复杂性、多维性问题。这是因为民族矛盾、宗教矛盾“既是一个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事关社会稳定的物质基础；也是一个重大的基本的政治问题，事关社会稳定的政治制度保障；还是一个突出的文化问题，事关社会稳定的精神支柱”。[20]

我国既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又是一个多宗教国家。在很多情况下，民族与宗教问题往往相伴相随、相辅相成。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不仅存在着本教，也存在着数量、规模、范围、程度各不相等的世界五大宗教。在广西、宁夏、西藏、新疆、贵州、青海、云南等少数民族省区，信仰五大宗教的人口有2000 多万人。其中，西藏信教人口占全区人口比例高达92.8%，新疆达60%，青海达40.93%，宁夏达39%，贵州达12%，云南达9.2%，广西达1.02%。

西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我国的民族自治区除内蒙古外，其余的4 个都分布在西部，31 个民族自治州中有28 个分布在西部地区。这一地区不仅民族众多，宗教多元，而且民族、宗教问题相互交织、相互融合，同时这些问题还与各种社会利益矛盾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交织，加上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支持和操纵，民族矛盾的政治、社会风险相对突出，这是西部地区社会矛盾的独特特点之一。由此，导致这一地区的社会矛盾极易集政治性、经济性、社会性、民族性、宗教性等因素于一体，从而对社会稳定形成较大的现实性或潜在性影响。

“西北地区虽然民族众多，各民族宗教信仰也不完全相同。但总体来看，在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指引下，各民族能够平等相待，和睦相处。但民族矛盾依然存在。从本课题组对西北五省区的调查情况看，这一地区除新疆认为汉族与少数民族矛盾比较突出（占63.3%） 外，其他地区的民族矛盾主要表现为是本民族内部的矛盾（甘肃占50.9%、青海占40.8%、宁夏占90.5%）。这些矛盾主要的具体表现形态有对待宗教信仰认识不同造成的矛盾（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之间的矛盾），不同宗教信仰的信众之间的矛盾，同一宗教内不同教派的信众之间的矛盾，对宗教事务管理问题认识不同而产生的矛盾。此外还有教派之争、教民之争、宗教场所、财产纠纷等等。”[21] 虽然这些矛盾纠纷大多数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也可能在一定条件下发生激化甚至性质转换。尤其是在当前，西部地区出现了经济矛盾与社会矛盾、民族矛盾与宗教矛盾、区域性矛盾与整体性矛盾、个体性矛盾与集体性矛盾相互影响、相互交织的状况，加之这些矛盾具有累积性、突发性、扩延性和变异性的特性，从而使得其具有相当的潜在危险性，对此必须保持清醒认识，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化解消除，阻止矛盾性质可能发生的恶性转化，防止对社会稳定形成难以预料的影响。(www.xing528.com)

（七） 相对落后的经济发展状况对社会稳定具有重要影响

经济是构成社会系统最基本的物质性基础因素，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的各种问题的实质是经济发展问题。目前，西部民族地区正经历着由传统的农业型、乡村型、封闭型或半封闭型的传统社会向工业型、城镇型、开放型、现代型社会的转变。这既是一个加速发展的时期，又是一个矛盾凸现的时期。在这种历史性的转型过程中，原有的经济关系、利益关系正在由过去比较单一的结构向更为复杂、多变的多元化结构格局转变，由此导致利益主体更加多元，利益关系更加复杂，利益需求更加多样。国外和我国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社会发展转型的一般规律表明：社会转型过程往往是一个多种利益主体相互博弈、相互冲突与斗争、相互掣肘与纠缠并最终进行利益再平衡、再分配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中各种矛盾、冲突必将既多发、高发又始终充斥。

近年来，西部地区的经济虽然得到了较快发展，经济总量有了很大提高，但总体上仍处于全国各省市后列，与中东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仍然很大。在西部地区，一部分群众尚未脱贫或解决温饱问题。“2012 年国家确定的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共592 个，其中中部 217 个、西部375 个、民族八省区232 个。”[22] 有的虽然已经脱贫，但还处于不稳定、不巩固状况，因天灾人祸、生老病死等情况引发的返贫问题仍然较为突出。如，2012 年西部蓝皮书—— 《中国西部发展报告（2012 年）》就明确指出：尽管西部地区扶贫开发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仍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研究显示，西部部分地区贫困人口返贫现象比较严重，返贫率高，平均返贫率在15% ～25%，个别地方高达30% ～50%，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返贫人口超过脱贫人口的现象；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不足；政府扶贫资金利用效率不高；扶贫开发主体单一；扶贫人才缺乏等。这就说明，生存状况的改善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始终是目前西部民族地区面临和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实践证明，这一问题解决不好，西部民族地区已然存在的经济利益矛盾、土地利益矛盾、民族宗教矛盾、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矛盾不仅可能会进一步凸显和扩散，而且还会引发少数民族地区的部分群众对我国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民族关系和社会关系，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种种误读，最终对社会稳定构成潜在的甚至现实的危害。如本课题组在新疆调查走访中发现，一些民族地区的群众对南疆地区石油天然气等资源的开发心有不满，有的人甚至狭隘地认为这些资源是属于当地某一民族所有的，别人开发就是在掠夺他们的资源（据调查，西南水电资源富集地区的部分少数民族民众对国家水电资源的开发也有类似的想法和看法）。“境内外‘东突’ 分裂势力更是对此肆意渲染，鼓噪汉族‘掠夺资源’ 论，将经济落后的现实归咎于国家，煽动群众与政府对立，打着维护‘少数民族利益’ 的旗号进行分裂破坏活动，不仅对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构成了现实危害，而且影响了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23]

[1]国家统计局：“新世纪实现新跨越、新征程谱写新篇章”，载人民网：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2/1023/c1004-19359845.html.

[2]本段中所列资料来源于中国发展门户网：www.chinagate.cn.

[3]王银梅、李龙：“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和谐稳定问题实证研究”，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4 期。

[4]王银梅、李龙：“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和谐稳定问题实证研究”，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4 期。

[5]赵阳：“全国有人民调解组织81.1 万个，十年调解各类矛盾纠纷5746.9 万件”，载《法制日报》2012 年10 月30 日。

[6]赵阳：“人民调解组织解4000 万疙瘩”，载《法制日报》2013 年1 月10 日。

[7]莫小松：“广西发挥人民调解作用化解社会矛盾，一年成功调解民间纠纷30 余万件”，载《法制日报》2013 年3 月8 日。

[8]储皖中：“云南司法行政系统创新社会管理，人民调解组织调解纠纷95 万件”，载泛亚法商网：http：//www.ynfzb.cn/PolLawWorks/YaoWen/201201165253.shtml.

[9]徐伟：“最大限度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网站：http：//www.moj.gov.cn/index/content/2012-01/05/content_ 3266780.htm？ node= 7343.

[10]周文馨：“甘肃11 万调解员10 年化解68 万件矛盾纠纷”，载《法制日报》2012 年11 月5 日。

[11]李昀霞：“新疆2012 年彻底化解22 万件矛盾纠纷”，载亚心网：http：//www.iyaxin.com.

[12]黎华玲：“西藏人民调解组织超6000 个，成化解民间纠纷有效途径”，载新华网西藏频道：http：//tibet.news.cn/gdbb/2013-07/29/c_ 132583801.htm.

[13]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编：《新疆的发展与进步》，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14]唐皇凤：“ ‘中国式’ 维稳：困境与超越”，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 期。

[15]丁建庭：“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载《南方日报》2014 年5 月8 日。

[16]严帅：“当前国际恐怖主义的新特征及其发展趋势载”，载《现代国际关系》2015 年第1 期。

[17]严帅：“当前国际恐怖主义的新特征及其发展趋势载”，载《现代国际关系》2015 年第1 期。

[18]高源：“ 社科院专家：我国社会建设落后经济建设15 年”，载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news/local/2009-10/15/content_ 18708987.htm.

[19]高源：“ 社科院专家：我国社会建设落后经济建设15 年”，载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news/local/2009-10/15/content_ 18708987.htm.

[20]胡联合、胡鞍钢：“民族问题影响社会稳定的机理分析”，载《人文杂志》2008 年第2 期。

[21]王银梅、李龙：“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和谐稳定问题实证研究”，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4 期。

[22]国家扶贫办：“2012 年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名单”，载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policy/txt/2012-03/19/content_ 24930336.htm.

[23]陈星博：“当前西部多民族地区社会稳定问题的新特点与对策”，载《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10 年第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