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一词较早可以追溯到在神学和经院哲学中，拉丁文alienatio主要揭示两层意思，一是指人在默祷中使精神脱离肉体，而与上帝合一，第二是指圣灵在肉体化时，由于顾全人性而使神性丧失以及罪人与上帝疏远。马克思对异化的关注，在较大程度上受到了黑格尔的影响。黑格尔对异化的理解，包含了多层意思，一是泛指精神实体作为主体，产生出了自身的对立物；二是指某一范畴过渡到与它自身处于异己关系的另一对立的范畴；三是专指社会历史中一种社会意识的产物对它自己来说却成了异己的陌生的现实，并由此产生出具有对抗性质的矛盾。黑格尔按照唯心主义观点来理解异化劳动，认为现实的人是他自己劳动的结果。对异化劳动的研究，离不开分工，异化劳动的产生与分工直接相关，分工包括自然分工、行业分工等，马克思认为分工还包含着分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生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离、劳动资料同劳动者及劳动活动的分离，就可以看清楚分工与生产资料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分工与私有制这两个表面上看来不同的东西其实是“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40]。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谈到了人的本质的异化问题。马克思把劳动即自由自觉的活动界定为人的本质。但是在私有制社会里，人不可能进行自由自觉的活动，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下，工人被劳动所异化，所谓劳动的异化，是指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异己的力量，他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在劳动中不能感受到幸福，在劳动中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劳动的异化主要包括劳动同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同劳动行为的异化，劳动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41]马克思进一步指出，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从恩格斯对工人劳动状态的阐述可以去论证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恩格斯这样描述19世纪中期英国工人劳动的状况：“工人颓废堕落的另一个根源是他们的劳动的强制性。……分工把强制劳动的这种使人动物化的作用增强了好多倍。在大多数劳动部门，工人的活动都局限在琐碎的纯机械性的操作上，一分钟一分钟地重复着，年年如此……”[42]恩格斯用调查的实证材料描述劳动的异化状况，指出异化劳动对妇女和儿童的摧残更甚。他指出，在资本主义劳动雇佣制下，妇女每天要工作18小时，繁重的劳动，使她们的脊椎骨和骨盆都变形了。婴儿无人照顾，只好灌麻醉剂让他们安静。儿童九岁起就开始劳动，每天工作12到14个小时，青少年中患佝偻病的特别多。正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下的异化劳动，使人从事非人的劳动，使人的本质被异化。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把人对动物所具有的优点都变成了缺点，因为从人那里夺走了他的无机的身体即自然界，异化劳动把自主自由的活动贬低为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它使人与自己的生命活动之间的关系颠倒过来，“人正因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才把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43]，而资本主义工厂中的工人正是在这样的手段下使自己的肉体遭遇到了损害，异化劳动已经从肉体上、精神上使人变成非人，剥夺了人之为人所具有的特征，人的本质被异化了。
关于马克思所论及的人的异化，多数学者认为马克思主要关注的是工人的异化，因此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常常也被称为关于“劳动的异化理论”，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中也包含了资本家的异化。美国学者奥尔曼在《异化：马克思论资本主义中人的概念》一书中专门有《资本家的异化》这一章，在书中，奥尔曼认为，如果异化被看作是一组发生在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他与有生命的物体和无生命的物体之间的关系，那么在无产阶级身上可以找到的很多特点，只需稍做改变，就可以在其他阶级身上发现。奥尔曼认为，马克思是宣传了资本家和工人一样也是异化了的，并且马克思曾用一种系统的方式来表达了自己的这个观点，马克思的这段论述就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中。这段论述主要把工人同非工人之间的对比，首先，凡是在工人那里表现为外化的、异化的活动的东西，在非工人那里表现为外化的、异化的状态。其次，工人在生产中的现实的、实践的，以及对产品的态度，在非工人那里表现为理论的态度。第三，凡是工人做到对自己不利的事情，非工人都做了，但他们对自己却是不做的。奥尔曼认为马克思对资本家异化的分析才刚刚开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此处就戛然而止，马克思有这样的观点，但是在手稿及后面的著作中，马克思对异化内容仍然缺乏系统整理。奥尔曼认为，按照马克思的逻辑思维，“生活在‘异化的王国’中，资本家也一定处于‘异化的状态中’。因为工人不可能与他发生人的关系，所以他也不可能与工人发生人的关系。资本家的异化状态可能在他作为所有者与工人的活动之间的关系中更明确地揭示出来”[44]。奥尔曼还认为，资本家与工人创造的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可能使他处在了一种异化状态，资本家只关心产品带来的利润，对产品本身的使用价值并不关心。基于非工人只具有“理论的态度”，奥尔曼认为这说明资本家并没有反映出现实的、实践的态度，资本家的不在场，使他对工作、工人和产品都有着奇怪的观念，资本家因此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是片面发展的，是处于异化状态的，但资本家的有利处境让他避免在工厂的位置上通过积极的自我异化而蒙受羞耻。奥尔曼认为，资本家的异化突出表现在他贪婪、残忍和伪善的特质。(www.xing528.com)
奥尔曼对马克思关于资本家的异化理论的研究还不够深入，论证的理论依据也还有所欠缺。但笔者赞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也被异化了的观点。继续深入挖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是可以找到较多依据的。马克思指出：“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同劳动疏远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对这个劳动的关系。工人对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或者不管人们给劳动的主宰起个什么别的名字——对这个劳动的关系。”[45]这说明，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下的雇佣劳动关系中涉及了资本家和工人两个方面，私有制剥夺了工人自由自觉劳动的权利，使劳动被异化。同样的，资本家也变成了非人，他也是处于异化之中的，只是两个阶级异化的状态及对待异化的态度不同而已。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有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感受到的是自己被满足和被巩固，它把这种异化看作自身强大的证明，而无产阶级感受到的是自己的无力、非人的生存的现实和被毁灭。因此，无产阶级从异化中感受到的是痛苦，有产阶级却与之相反。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这样论述资本家的异化状态，他说，在这种贪得无厌和利欲熏心的情况下，人的心灵的任何活动都不可能是清白的，尽管有些英国的资本家都是很好的丈夫和父亲，拥有自己的所谓的私德，但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中，他们对待工人的态度却是非人的，他们不关心刚刚那人是否挨饿，是否有健康的身体和适宜的居住环境，一切关系都以是否能够赚钱作为衡量的标准。恩格斯认为金钱已经把资本家变成为“卑鄙龌龊的‘财迷’”，他们生活的目的就是装满自己的钱袋，他们都是资本主义制度和这种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各种偏见的奴隶，他们胆怯地避开和排斥标志着进步的一切。马克思的论述更为一针见血，他指出资本家只是人格化的资本，资本家的灵魂便是资本的灵魂，“产业资本家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当事人，或者说是生产资本的人格化，同样，商人是资本主义流通的当事人，实际上是流通资本的人格化”[46]。如此看来，资本家同样也只是沦为资本增值的工具，最终被资本所统治和驱使，资本家作为人的本质，也被异化了。
最后，马克思指出，要使社会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这一奴役制度中解放出来，只有通过工人的解放运动。只有在劳动转化为劳动者的自主活动，“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47]。这时，人的类本质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这样表述共产主义社会与异化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48]社会关系本身是变化发展的，因而人的本质也是在发展变化的。只有在未来理想社会中，生产力高度发达，可以实现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组织生产和按需分配，消灭了三大差别，人才能真正实现与社会的完全统一，人的本质才能复归。理想社会要“消灭关系对个人的独立化、个性对偶然性的屈从、个人的私人关系对共同的阶级关系的屈从等等”[49]。在理想社会中，由于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和强制性分工的克服，社会关系不再是人的统治者，在那里，人能够自由地占有社会关系，从而成为社会关系的真正主体。马克思把这种理想社会称之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在他看来，自由人的联合意味着人与社会的一种新型关系，社会的存在不再是以对个体的同化和还原为前提，而个体的确立也不再以对社会的否定为条件。于是，人便最终实现了共性与个性的完整统一，这同时就是人的全面发展和“完整人”的真正实现。丁立群的解读认为，我们不能把共产主义看作基督教的“千年王国”而应看作一种历史运动一样，对人的任何界定，都只能是一种历史界定，它的真正意义只能在人的历史性、开放性及不断生成的过程中去理解。[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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