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自觉的劳动：人的类特性及当代启示

马克思分析了劳动对于人的重要价值，他认为劳动是人的生命活动，劳动是人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一种手段，是人作为一个种属，区别于动物的重要特征。但这种劳动本身又是有区别的，马克思指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就是人的类特性。联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上下文，此处的“活动”，应该理解为劳动。

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人既是自然界进化发展的产物，又是社会劳动的产物。早在一百多年前，达尔文的进化论就从生物学方面解答了人类起源的问题，得出了“人是从古猿进化而来的”的科学结论。但是，从猿向人的转化又不是一个纯粹生物进化的过程。古猿在体质形态和群体结构上的变化，只是为人和人类社会的产生提供了自然前提。而人和人类社会产生的内在机制和现实基础，则是社会的生产劳动。首先，劳动完成了手脚的彻底分工，并促进了手脚的专门化发展。直立行走和手脚的彻底分工，对人的体质形态的形成及其能力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扩大了古猿的视野，为附着于头上的各种感觉器官（眼、耳、鼻）和发音器官（喉管、口腔）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并使大脑接收和处理的信息急剧增加，从而也促进了大脑的发展。另一方面，它解放了猿的前肢，使前肢可以专门用于获取食物、进行交流及抵御外敌，在长期的实践中，前肢获得更多精细活动锻炼的机会而变得更加灵巧。恩格斯说，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还是劳动的产物，“手的专门化意味着工具的出现，而工具意味着人所持有的活动，意味着人对自然界进行改造的反作用，意味着生产。恩格斯称直立行走和手脚的彻底分工，由此就迈出了从猿过渡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32]。其次，劳动把类人猿的发音器官改造成为人的发音器官，并创造了语言。随着原始劳动规模的不断扩大，随着古猿生理结构和心理特征的日益完善和发展，为了更好地协调彼此之间的活动，“这些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33]。再次，劳动把猿的大脑和感觉器官改造成为人的大脑和感官器官，形成了人的心理感知及抽象思维能力，形成了人们所特有的思维意识。由于劳动和语言的推动，这些“正在形成中的人”的头脑也日益发达，容量越来越大，结构也越来越复杂。随着直立行走和猿脑变成人脑，人的各种感觉器官也得到相应的发展，感觉能力不断提高。这样，随着人脑和人的感觉器官的形成，人不仅能从周围环境中获得较之猿类更加丰富的感性印象，而且能够借助语言把这些感性印象概括起来和巩固下来，从而使人的意识所特有的抽象思维能力形成和发展起来。这种能够借助语言进行抽象思维的人，已经是“完全形成的人”。就这样“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脑就逐渐地过渡到人脑”^[34]。正因为人的体质形态、心理特征以及意识和语言都是在社会劳动的作用下形成的，所以恩格斯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劳动是人类生命生产的形式。“生命的生产”有两种形式：一是“自己生命的生产（通过劳动）”；一是“他人生命的生产（即种的繁衍，通过生育）”。而劳动就是人类生命生产的形式。“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子都知道的。”^[35]人与动物在生存方式上具有本质的区别，动物所能做到的最多是采集，而人则从事生产。马克思指出：人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就有需要，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而劳动就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36]。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体、需要、劳动，这三者是内在地连在一起的：“人体”的生命存在就有“需要”，而“需要”只有通过“劳动”来满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劳动看作人类生命生产的形式，认为“劳动只是人的活动在外化范围内的表现，只是作为生命外化的生命表现”^[37]。劳动是人生存的基础。劳动是人与自然界之间进行着物质与能量的交换的特殊方式，通过劳动，人类从自然界获得满足自身生存所需的物质资料。(www.xing528.com)

劳动促进人的发展。劳动实践是人类的存在方式，人在劳动中，不仅改变客观世界，也改造自身。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的物质生产劳动表现为双重关系：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人在劳动中发展着自己的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凸显自身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使自身的体格、劳动能力、智力和社会交往能力等都得到了发展。但这种发展本身也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性质的影响。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缓慢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劳动者的农业生产能力得到一定发展，手工技术水平有所提高，但始终是在以家庭、村社为单位的限制下生产，工场手工业的规模也非常有限，在这样的场景下，人的生产能力和交往能力的发展都是缓慢的。经历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机器大生产代替了工场手工业，自由贸易突破了封建行会的限制，劳动者的生产能力和交往能力都得到了快速发展，但由于生产只是资本营利的手段，劳动者的发展也只是一种在资本奴役下的片面发展，异化劳动让劳动者感受到的更多是痛苦。

劳动应成为人自由自觉的活动。马克思认为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类特性，他指出，劳动这种生命活动，只不过是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一种手段，“而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38]。马克思特别强调两点：第一，劳动的自主权。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雇佣关系之中，“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39]。这种劳动只是资本家消费劳动力使用价值的过程，工人是被强制劳动的，劳动不属于他，他在劳动中也只是被工具性的使用，他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付给其工资的资本家。劳动对于工人来说，只是一种异己的力量，当然也不可能是工人作为人的本质体现。工人在劳动中没有自主性，不能决定劳动时间的长短、劳动强度的大小、劳动效率的高低，也不能自由选择从事何种劳动，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劳动，更无权确定劳动报酬。他们获得的不是自身劳动创造的价值，从资本家那里拿到的只是维持基本生活水平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第二，劳动的自觉性，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有意识的活动”。马克思认为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不具有主客体之分，而人把自己的生命活动变成了自己意识的对象，也就是人与生命活动之间构成了主客体关系，使人从既参与到自身的生命活动之中，又超越于生命活动之外来认识这个生命活动，这就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种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在这一点上，人才成其为区别于动物的类存在物。在这里，马克思批判了异化劳动，认为异化劳动把人与生命活动的主客体关系颠倒了过来，使人把自己的本质，即生命活动，变成了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在这种被奴役、被监视的劳动中，工人没有幸福感，劳动的目的只是为了获得生活来源。工人只有在吃、喝、住和生殖等活动中，才觉得自己是自由的，而这些自由活动是动物也具有的，只是动物的机能而已，因此根本不可能把这些活动作为区别于动物的类本质，工人也不可能让这样的劳动成为自觉自愿的需要。马克思认为，只有在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前提下，消灭了不平等的分工和不公平的分配，人们摆脱了“奴隶般地服从于分工”的情形，处于自觉的新式分工之中，劳动才能成为人自由自觉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