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人本质理论：当代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对人本质的认识是在批判和吸收旧有的思想理论的基础上，逐步深入的，从唯心主义到人本唯物主义，再到辩证唯物主义，他们关于人本质思想的发展成熟是与世界观的转变紧密相连的。

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提出：“自由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的本质”，这一观点的提出，是受到了黑格尔的影响。在1843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由于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马克思主张：“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表达了探寻人的本质的方向在人自身的观点。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类特性”：“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22]生产劳动是人作为类存在的本质，这个思想研究超越了费尔巴哈。在1845年《神圣家族》提出了人的“实物本质”，马克思恩格斯在思想上逐渐接近从社会关系方面来规定人。在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开始从人的社会关系方面揭示人的本质，提出了“在其现实性上，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3]在1845年10月—1847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批判费尔巴哈、鲍威尔等的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全面阐发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结合对社会历史的研究，详细阐述人的社会性本质。在1847年《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展开了对蒲鲁东的批判，提出了“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24]的思想。从1846年到1847年，是马克思重要的理论研究过渡时期，马克思彻底摆脱了人本主义哲学构架，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方法中去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马克思进一步阐明了人的本质，他说：“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有没有这种联系，是不以人为转移的；但是，只要人不承认自己是人，因而不按照人的样子来组织世界，这种社会联系就以异化的形式出现。”^[25]

施蒂纳曾在1844年10月底在莱比锡出版的《唯一者》一书中批评了马克思，说他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沿用费尔巴哈的术语所表述的人应该成为“真正的类存在物”的观点。1845年10月，鲍威尔在青年黑格尔派哲学杂志《维干德季刊》上发表文章《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也批判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神圣家族》是用费尔巴哈“类”的概念来认识和考察人。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两位学者对人本质的认识的确都曾经给马克思带来较大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则是在面对理论与现实的矛盾中，逐步超越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认清了关于人的本质的问题的。

其实，就是在受到费尔巴哈影响时期，马克思对人本质的研究也不是全盘吸收费尔巴哈的观点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是这样规定人的本质的：“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26]在这里，马克思把“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当作人的本质，或者说，以类作为人的本质，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类本质”。根据这段论述，我们可以发现：虽然马克思继承了费尔巴哈关于人是一种类存在物以及人具有类本质的见解，但是马克思赋予了这种见解以不同的基础，那就是以人的生命活动替代人的感性存在。在费尔巴哈那里，类本质是相对于人的感性存在来说的，并且这种感性存在更多的是体现为一种直观或静观意义上的存在。然而在马克思这里，类本质更多的是相对于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而言的，劳动显然又是在强调人与自然物之间具体的物质交换。并且，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而不是如费尔巴哈所认为的那样，是自我意识或理性、意志力和爱把人同动物区别开来。不仅如此，正因为马克思赋予类本质以一种生命活动的意味，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即自由自觉的活动不仅被看作是人的本质，而且也被看作是这一本质的实现或外化。“换言之，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或更广泛意义上的感性活动、对象性活动，是人证明自身为一种类存在物的基本方式，或者说，这些活动使得人的类本质获得了实现：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在马克思那里，劳动既是人的类本质，同时也是人的类本质的实现。”^[27](www.xing528.com)

1845年春，马克思在其做的笔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了关于人的本质的全新观点，把人的本质确定为社会关系的总和。遗憾的是这个笔记后来才被发现，是由恩格斯于1888年作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的附录，才终得公开发表。从1845年秋开始，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在着手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而这本著作正是在批判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为代表的德国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全面阐发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这部直到1924年才获得发表的著作中包含了对人社会性本质的深入阐释。

恩格斯1885年10月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中回忆自己这个时期的思想时提道：“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产生现代阶级对立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础。马克思不仅得出同样的看法，并且在《德法年鉴》（1844年）里已经把这些看法概括成如下的意思：绝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因而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而不是相反。当我1844年夏天在巴黎拜访马克思时，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从此就开始了我们共同的工作。1845年春天当我们在布鲁塞尔再次会见时，马克思已经从上述基本原理出发大致完成了阐发他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工作，于是我们就着手在各个极为不同的方面详细制定这种新形成的世界观了。”^[28]这说明，在1845年春天，马克思已经着手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来解释全部政治及其历史。《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关于人的本质的科学论断，是在马克思形成唯物史观基本思想的过程中提出来的。恩格斯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从中可见其重要价值。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马克思指出：恩格斯“他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善》）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当1845年春他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29]唯物史观的创立，使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的本质的研究更加深入，也更加符合人的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