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存在”这一概念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理论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是唯物史观创立的重要元素,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物质决定意识的哲学原理贯彻到社会历史观的研究中,就形成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所谓社会存在,是指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主要包括自然地理环境、人口因素和物质生产方式等要素。人的社会存在则是指人在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中的生存、交往和发展。
1.劳动实践和群体交往促进了人的产生
从古猿到人的转变,劳动实践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详细地考察了人从自然界演化而来的过程,深刻地揭示了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化过程中的关键性作用,并提出了“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16]。人类的劳动实践一开始就是一种群体性的合作,有着分工,“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才自发地或‘自然地’形成的分工”[17]。有分工就必然有合作,为了更好地分工与合作,人们必然要加强交往与交流,人的语言功能在信息交流的刺激下也发展起来,并由此使人获得了思维的符号和记录经验的载体,也由此促进了人的劳动能力的发展。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论述了人及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他认为,人类的蒙昧社会经历了低级、中级和高级三个阶段,然后才过渡到野蛮社会,野蛮社会也经历了低级、中级和高级三个阶段,最后进入了文明社会。低级蒙昧社会是人类的幼稚时期,这一时期的人类只能依靠水果和坚果为生;在中级蒙昧社会,人类学会了捕鱼和用火,扩大了食物来源,获得了更易消化的食物,也扩展了活动区域;高级蒙昧社会的人类学会了使用弓箭和制陶术,这标志着人类进入野蛮社会时代。在野蛮社会时代,人类还学会了饲养动物、种植玉蜀黎等作物,逐步学会了灌溉农业、建筑房屋和制造铁器。标音字母的使用和文献记载的出现,标志着文明社会的来临。这就论证了,人类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产物,但这个进化并不都是天然完成的,人的劳动实践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摩尔根还论述了语言的生成过程:“人类的语言似乎是由最粗糙、最简单的表达形式发展起来的。必然是先有思想而后才有语言;同样,必然是先用姿态或手势表达语意而后才有音节分明的言语。……人类的性灵不自觉地利用喉舌发音而发展出清晰的语言。”[18]这说明,人类语言的产生也是自然条件和社会交往共同的产物。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影响比较大的一部著作,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是根据马克思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而写成的。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不仅为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的研究提供了经验材料,也有力地论证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
2.人的生存离不开社会环境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19]人的社会存在,一开始就表现在生存于一定的群体之中,离开了社会环境和人类群体,人将失去社会化的路径。人不是生下来就天然拥有社会属性的,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就需要社会环境的熏陶,经过人际交往、学习和实践养成,人才能获得社会属性。如果没有经历社会化,人不能成其为人,“狼孩”“熊孩”的例子就很能证明这样一个命题。不仅是刚出生的人离开社会环境无法变成真正意义上的人,就算是已经社会化完成的人,如果长时间远离社会独立生存,也会失去许多社会功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一位美国军人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飞机失事,他落水后游到了南太平洋所罗门群岛中的一个孤岛上,独自生活了57年,被发现的时候,他的语言能力已经基本退化,与人交往的能力也大大减弱了。由此可知,生活在社会环境中的重要意义。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20]当代的人即使远离社会过隐居生活,使自己处于自给自足的生存状态中,似乎远离了社会,但他们并没有因此失去社会存在和社会属性。纪录片《零度以下的生活》主要描述了阿拉斯加地区几个远离现代社会的人,在无边的荒野中生存的故事。看似远离社会,但根本无法脱离社会,因为他们的生产资料都来自现代社会,他们伐木和建造房屋使用的机械,捕鱼使用的渔网,运输生存物资的雪地摩托车等,都是他们与现代社会联系的证据。电影《荒野生存》描述了一个流浪者——亚历克斯远离社会,在美国的荒郊野地生活,最后死在大自然里的故事。因为认为过度膨胀的权力欲和金钱欲扭曲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关系,为了逃避这两种欲望对自己造成的损害,亚历克斯选择了远离人类社会,独自到荒野之中去生存。他在精神上获得了暂时的安宁,但不得不面临极高的生活成本,为了生存要寻找食物,还要抵御各种生存威胁。其实,亚历克斯也并没有真正脱离人类,他和一些与他没有权力和金钱关系,也同样远离社会的边缘人结成了好朋友,与他们保持着社会交往。马克思指出:“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是不可思议的。”[21]这种远离社会的生活方式,极大的增加了生活难度,因为没有合作,所有维持生存和生活的事情都要亲力亲为,整日为了获取生活资料而奔波,增加了更多的负担,心理上还要忍受孤单孤寂,安全感也不足。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这种单调的生活并不符合人的本性。其实,远离社会的生活,也不可能真正脱离社会,因为其维持生存的劳动技术、劳动工具和思维的语言等仍然是来自社会的。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22]
3.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决定社会存在的具体方式
劳动是人的存在方式,也是证明人的社会存在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们不仅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也间接地生产出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物质生产方式。物质生产方式内在地包含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生产力指向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生产关系则是人们在社会生产中结成的物质关系,它内在地蕴含着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及产品的分配方式,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决定了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分工及产品的分配。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及其相应的制度,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正是基于此标准,人类社会被划分为了不同的经济社会形态,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明确地指出了人类历史发展经历原始氏族社会、古代奴隶制社会、中世纪农奴制社会、近代雇佣劳动制(资本主义)社会和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五个阶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了五种所有制形式的构想。在《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都讲到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
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人的存在方式是不一样。在奴隶社会,奴隶就仅仅是一种工具性的存在,马克思深刻地指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他进一步分析道:“生产者相互发生的这些社会关系,他们借以互相交换其活动和参与全部生产活动的条件,当然依照生产资料的性质而有所不同。”[23]根据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社会中的人被分为不同的群体,从而被分有不同的社会存在方式。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农民通过依附于土地而依附于地主,土地是农民的生活来源,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家对于每个人来说,既是生产空间也是生活空间,在自然经济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国家中生存的人,在家族中的存在就是具体的社会存在,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更容易形成乡土观念和家族意识。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这样表述掌握了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怎么样改变社会存在,他们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24]由于生产工具、交通工具和通信工具等的改变,资产阶级主导了世界几乎所有民族的社会存在的改变,打破了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生存状态,各民族的相互往来增加,生产资料和人口的分散状态被改变,不仅农民由于失去了土地被迫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绝大部分中小手工业者也被投入到雇佣工人的行业,在城市中生存的人口大量增加,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农民占据主体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东方国家从属于西方国家。世界各民族人民多样化的社会存在方式,逐渐被适合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社会存在方式所代替。
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决定了人的社会存在的具体方式,具体的社会存在方式也会决定着具体的社会属性,根据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占有生产资料的一方具有主体性,与之相对的一方处于依附性和半依附性的地位,即使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获得了法律上的自由,可以决定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哪个资本家,但本质上资本家与工人之间是一种商品货币关系,出卖了劳动力的工人获得的只是表面的独立性,实质上处于被机器控制的异化状态,工人没有获得归属感,其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等都受到抑制。(www.xing528.com)
4.人类文明是社会存在的重要标志
人类的实践活动创造了文明。300万年前的动物是采用什么方式生存的,现在依然如此。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之一,就在于人类通过自身实践创造出文明成果,同时也获得实践经验,再采用固化的方式使文明保存下来,通过教育的途径实现代际传承,并依靠每一代的延续创造,推动人类文明不断进步。文明一词的英文是civilization,其词源是拉丁文civis,基本含义是城市居民,引申意义是一种先进社会的文化发展样态。文明是人类所有社会行为和自然行为构成的集合,是人类生产和生活实践成果的堆积,文明以物质载体和精神载体的方式存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论述了劳动实践对于人类文明的创立、发展和进步的伟大意义,指出整个世界历史不外是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人正是通过劳动这种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创造了社会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人的劳动不仅创造了一个时代的文明,还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述的那样:“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25]马克思针对唯心史观对人类历史发展的颠倒化理解,指出了人类是如何吸收前人经验和已经创造出的历史文明,再通过社会实践改造现实世界,从而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前期历史的‘使命’‘目的’‘萌芽’‘观念’等词所表示的东西,终究不过是从后期历史中得出的抽象,不过是从前期历史对后期历史发生的积极影响中得出的抽象。”[26]这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是新陈代谢的自然现象在人类社会的延续,人类在实践活动的过程中从旧事物的母体中创造出新事物,新事物由于继承了旧事物中合理的成分,创造出了适应变化了的新的社会环境的需要的事物,从而在否定、继承与发展中推动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科技的发展、社会的变革、文化的创新无不如此。而人也在这样的实践发展中改造着自身,不断提升自己的文化素质。
社会存在的差异决定文明的差异。19世纪,伴随着资本的扩张,越来越多的世界文明被发现。西方中心主义者,以西方现代文明作为先进与否的标尺,把科技知识不足、生产力水平低,礼仪与西方不合的民族看作野蛮民族,贬低他们创造的文化成果,甚至否认非西方民族对人类文明所做出的贡献。马克思恩格斯曾经研究过东方社会,形成了较为系统的东方社会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去过东方社会的国家,他们所获得的研究资料主要是第二手资料。受研究资料的影响,他们对东方社会的文明,在称呼上也带有一定的西方话语色彩,但他们并没有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上来看待东方文明,他们只是依据东方社会民族的社会存在的实际状况和发展水平,相对于资产阶级的文明,做出的评价。这从马克思东方社会中的情感表达和话语方式可以看到,马克思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常常称为“资产阶级时代的文明成果”,有时在讽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矛盾时,也在贬义上使用“文明”一词,如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指出:“由于我们的文明,分工无止境地增多,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工人只有在一定的机器上被用来做一定的细小的工作才能生存,成年工人几乎在任何时候都根本不可能从一种职业转到另一种新的职业。”[27]恩格斯称中国拥有“这个世界上最古老国家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马克思说印度是一个“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马克思这样论述印度文明,他说从遥远的古代直到19世纪最初10年,无论印度过去在政治上变化多么大,它的社会状况却始终没有改变,这是因为它拥有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马克思论述到,从远古的时候起,在印度便产生了村社制度,这种制度使每一个这样的小结合体都成为独立的组织,过着自己独特的生活。“这些家庭式公社本来是建立在家庭工业上面的,靠着手织业、手纺业和手耕农业的特殊结合而自给自足。”[28]马克思认为,一种文明的稳固与否,与人的存在状态紧密相关,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着人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人们在一定的生产实践和生活实践中形成相应的文明。
5.社会存在决定人的社会属性
人的社会存在状况决定着人的社会属性,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可以看到,人的社会属性既具有一定的共性,也因群体不同体现出一定的个性特征。总体而言,人的社会属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人具有群体归属性。从人类的起源来看,人就是以群体的社会化的形式发展起来的,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猿类祖先是一种群居的动物,人,一切动物中最爱群居的动物,显然不可能来源于某种非群居的最近的祖先。”[29]群居性在最初是自然环境赋予人的属性,这种属性在人的物质生产和交往中得到了加强,并最终转变成为人的社会属性。在现实生活中,任何个人都不是孤立的存在物,人始终生活在群体之中,作为群体成员在社会中立足。国籍、民族、阶级、政党、职业、工作团队等,都从不同的角度赋予了人以群体性特征,同时也使人在这样的群体中受到特有文化的熏陶,而养成了归属感。在阶级对立的社会里,群体归属性更多体现为阶级归属性,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现代无产阶级是如何形成了阶级归属性的。他们谈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使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阵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封建社会中的中间等级中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以及手工业者和农业都失去了生产资料,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在客观上培养了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同样的生存环境使无产阶级内部的利益趋向于一致,最终使他们联合起来成了反对资产者的同盟,并被赋予了解放全人类的历史重任。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只有在适合自己的群体中生存,获得归属感,人才具有安全感。人的这种群体归属性是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管哪种缘由占据主导地位,人都只有归属于一定的群体中,才能从事生产和生活,如果人在群体归属上出了问题,生产和生活都会受到很大影响。人的归属性也充分论证了人的社会性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现实的。
人具有历史局限性,人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生存的,一定的时代只能给人提供有限的社会条件,包括生产力和科技发展水平、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以及文化状况等,社会所能提供的条件是人的需要产生的基础,也是人的实践活动所能展开的现有条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人的实践能力和认识能力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是有限的。原始社会的人没有“青年”这一概念,因为人的寿命决定了人们只有幼年、成年与老年三个阶段的划分。奴隶主无法想象奴隶可以像人一样与自己平起平坐,工业革命初期的一些人不相信火车能够比马跑得更快,这些受到局限的认识都是与时代发展的局限紧密相关的。这是从整体上来看人的历史局限性。除此之外,人还处于不同的群体之中,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还带有这个群体本身所受到的局限,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讽刺和调侃了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的表现,揭露出其局限性产生的原因,他们在论及封建的社会主义的时候,描述道:“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30]马克思恩格斯说,他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但是他们的臀部却带有封建文章。这些话语生动地刻画出这些没落的英国和法国封建贵族们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状态及特有的社会属性,揭露出他们的所言所行背后的本质。他们之所以一方面参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经营方式,另一方面却又对资本主义制度表达种种不满,并打上同情无产阶级的旗号,这不过是由其阶级局限性所决定了的。
人具有协作性。社会群体本身就是在人的分工合作中逐渐形成的,人具有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在社会交往中相互合作的属性。马克思指出:“个体是社会存在物。由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31]也就是说,即使在表面上看来不是以群体形式进行的活动,也需要社会给他提供生产和生活的材料。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32]离开了社会,仅有人的自然存在,是无法成为“人的存在的”。社会决定着人的意识和意志,决定着人的活动的动机,决定着人的一切行为。人在社会中生存,是通过在一定的社会群体中生存来实现的。人的社会群体又是由人的合作及其关系形成的,人具有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在社会交往中相互合作的属性。“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33]人类只有凭借个人之间的彼此合作和社会群体的力量,才能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原始社会之所以会产生三次社会大分工,根本原因都是人的能力有限,需要通过分工与合作的方式来满足自身的生存与生活,人的需求是多样的,参与的生产实践却是单一的,这就决定了社会合作是能满足个人多方面生活需求的方式。人的协作性主要是通过生产的协作性体现出来的,马克思认识到社会合作在现代工业社会是不可避免的趋势,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社会化是通过人的协作来完成的,它内在地包含着三个方面的协作:第一,生产资料使用的社会化,即生产资料从单个企业的分散使用变为多个企业组织可以共用。第二,生产过程的社会化,个别企业或者是一个行业只能是生产链条中的一环,从而使各个企业的生产过程环环相扣、相互影响,协作完成一项生产。第三,产品的社会化,即生产出的产品主要用于销售,通过销售供应整个社会,以满足再生产和消费的需要,客观上形成了供需上的协作。马克思的生产社会化理论是分析19世纪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际历史状况和主要趋势得出的,他认为伴随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的社会化是必然趋势,要完成整个社会的生产,需要各个行业、部门和企业加强沟通和合作。资本主义经济正是因为改变了封建制度下小工场的做法,才得以发展。但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使企业主们只关心自己的生产,整个社会缺乏对分工与协作的调控,最后必然出现整个社会生产的无序化,最终资本主义制度走向穷途末路。马克思指出:“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34]这也说明了,人的协作性需要在更为适宜的环境中才能得到完美的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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