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认为,工人本是从事生产劳动的主体,但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工人在生产中的主体地位被剥夺,工人只是被动地劳动,劳动是一种不得不为之的行为,工人在劳动中的主体性因此受到抑制,导致主体与主体性的分离。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论述到,工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外部世界,就越是在此失去生活资料,感性外部世界不再给他提供直接意义的生活资料,工人因此成为自己的对象的奴隶,“他首先是作为工人,其次是作为肉体的主体,才能够生存。这种奴隶状态的顶点就是:他只有作为工人才能维持自己作为肉体的主体,并且只有作为肉体的主体才能是工人”[20]。维持肉体的生存是劳动的目的,工人是通过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给资本家,才能换取回生活资料,而工人通过劳动创造的价值越多,他自身的价值越低贱,工人的贫困同他生产的规模与影响成反比。劳动的异化不仅表现在劳动的结果上,也表现在生产过程之中,在生产过程之中,工人并不能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主体性,他在劳动中没有获得幸福感,“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21]。工人的劳动过程也只不过是资本家消费劳动力商品的过程,工人的劳动不属于他自己,工人在劳动中失去了自主性、自觉性,能动性、创造性和发展性遭到抑制,工人在劳动中丧失了主体性,不能自由自觉地劳动,导致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的异化。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劳动活动和类本质相异化,直接的结果就是人同人的异化,人既同自身相对立,也同他人相对立,主客二体颠倒的世界中,主体与主体性也最终分离。
马克思批判了国民经济学对工人的虐待和轻视。他指出,国民经济学是反对工人享有作为人的生活的,他们认为工人最重要的品质就是禁欲主义,就是克制、穷困和节约,工人就是资本主义工厂内的奴隶。国民经济学家把工人的需要归结为维持最必需的肉体生活,把工人的活动归结为最抽象的机械运动,在工具理性思维下,工人就只是被资本家操纵的工具,工人不可能有主体性的发挥。这是国民经济学家的理论研究结论,他们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结论,是与他们的理论为谁服务紧密相关的。国民经济学家在确定工资和资本利润之间的关系时,是把资本家的利益当作最终原因的,工人只是资本家赚取利润的工具,劳动力成本越低,生产效率越高,对资本家越有利。从这个立场出发,国民经济学家把工人变成没有感觉和没有需要的存在物,把工人的活动变成抽去一切活动的纯粹的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在生产中工人是不能随自己的意愿而行的。(www.xing528.com)
马克思把矛头指向了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马克思认为,劳动异化在资本家那里却与之相反,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因此,工人要在劳动中获得自己的主体地位,自由自觉地发挥自己的主体性,只有推翻私有制,改变在社会生产中的不平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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