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上大学后开始研读法学、法哲学和哲学,他认真阅读康德、费希特等人的思想,对他们关于自然法的学说,关于国家是社会契约的产物等学说比较感兴趣,但他很快发现这种主观唯心主义思想割裂了理想和现实,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转而求助于黑格尔。这个时期的马克思受到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青年黑格尔派反对粉饰太平,主张批判和变革现存制度。马克思抨击专制制度对人类的轻视,提出了“自由的人,真正的人”的概念。受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马克思提出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他逐渐认识到,造成人不自由的原因是现存的政治制度,转而开始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在《论犹太人问题》中,他提出了:“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24],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出了:“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25]。他揭示出宗教不过是由人创造的一种颠倒的世界观,通过宗教,人的本质在幻想中得到实现,但人本质的现实性却被去除了。人的世界,包括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等都是由人创造的,应该服从于人的利益,有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但却与人相异化,成为束缚人生存和发展的桎梏。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就是要消除异化,实现二者的和谐统一。从这些观点中,可以看到马克思受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影响的痕迹。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人是类存在物,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他论述了自然界对于人的存在的重要性,“人靠自然界生活”,人为了生存下去,必须不断地与自然界发生交互作用,人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已。马克思论述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一方面,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和水等等,作为自然科学和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另一方面,这被对象化的自然界,既是人赖以生存的条件,也是人实践活动的对象。而人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才能证明自己是不同于动物的类存在物。马克思还把改造对象世界的实践活动称为“人的能动的类生活”。从这段论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已经把生产活动作为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指出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人因此成为类存在物。这种自由自觉的活动表现在:“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26]人不仅求真,还懂得善和美,实现真、善、美的完整统一。马克思的类存在物的思想还受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其把自然界作为人的意识的一部分,也还能看到黑格尔唯心主义思想的影响痕迹,但其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思想都已经有一定超越,说明其正处于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的思维历程之中。马克思还阐述了劳动异化理论,指出了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劳动导致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同自己的类本质、同自身及他人相异化的问题。马克思提出了,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的思想观点。
在《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中,马克思就指出:“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27]且这不仅是原则,还是事实。他还认为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这里已经在与“专制制度”和“兽性”相对立的意义上肯定性地提到了“人性”,将其视为人之为人的根据,作为批判专制制度的尺度。(www.xing528.com)
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4—1845年合写的《神圣家族》,对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观主义观点进行了批判,也批判了黑格尔本人的唯心主义哲学,他们始认识到物质生产方式在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初步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原理。这部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但也包含了马克思恩格斯一些批判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的观点。恩格斯曾这样评价《神圣家族》:“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定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28]此中可以看出,这个阶段的马克思恩格斯已经从抽象意义上去研究人,逐步转向对现实的人的关注,并开始对现实的人进行历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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