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理论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学者们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理论理解为已经系统化了的学说理论。不同的学者的关注点有所不同，早在1990年，黄楠森就提出人学研究内容包含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人的现代图景，“它首先包括人和人产生、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的关系，即自然界和人的关系，社会和人的关系；其次是人的历史，第三是人的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构成的完整的人”[21]。第二部分是关于人的本质，可以从本身、从人和他的条件的关系和从人的将来发展三个方面来考察，主要包括人的本性、地位和发展等。自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从我国兴起以来，学者们大多关注了人的存在、人的地位、人的属性、人的本质、人的需要、人的价值、人的能力和人的发展等主题。
关于如何界定人学的内容边界，学者们从人学与部门人学、人类学的关系做了一些探讨。人学与人类学都是以“人”为研究对象，但在学科性质和研究主题上又有着本质区别。人类学是以综合研究人体和文化，阐明人体和文化的关联为目的的学科群，其研究主题主要有四个，一个是主要研究形态、遗传、生理等人体的人体人类学，亦称自然人类学；第二个是以风俗、文化史、语言等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文化人类学；第三个是以专门研究史前时期的人体和文化的史前人类学；第四个是上升到形而上学高度的哲学人类学。这四个主题的划分具有相对性，有时也会交叉。关于人学与人类学的关系，学者们普遍认为，二者既有本质的区别，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陈志尚认为，人学不是各种人类学的简单汇总，而是把包括人类学在内的各门具体科学所提供的关于人的各方面特征的分门别类的研究成果综合起来，从整体上对人的生存、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一些基本问题做系统研究，最后提升到对人的本质做出科学规定。袁贵仁认为马克思真正以极大精力研究人类学，是在其晚年，马克思关于人类学研究的观点和材料，对马克思人学理论的形成和确立意义重大，“甚至可以说人类学是马克思的学说（包括人学）的理论来源之一”[22]。黄楠森曾经探讨过人学与部门人学的关系，认为二者是整体与部分、一般与特殊的关系，类似于哲学与自然观、历史观的关系，生物学与动物学、植物学的关系，二者相互制约、相互推动和共同发展。黄楠森认为二者就理论上厘清关系并不难，但是在实践上问题却很大，“但事实上，人学学者与各种部门人学，如人权理论、人口学、女性学、老年研究者都各自在自己圈内活动，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23]。黄楠森认为，这种隔绝状态对各自发展都很不利，如果脱离部门人学，人学只能滞留于抽象的议论之中；如果脱离人学，部门人学也很难在理论上有所深入和突破。黄楠森的观点给了笔者很大启发，人学研究只有接近社会现实，观照社会现实，才会更有实践价值，在理论上也可以获得更宽广和更深入的发展空间。本书的写作，就是既注重关于“人”的理论研究，也追求“从天国回到人间”，探寻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理论的当代启示。(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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