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外层空间环境保护的国际法律责任

自国家出现以来，人类走到哪里，国家之间的竞争与合作、矛盾与冲突就发生在哪里，从陆地、海洋、空气空间到外层空间无不如此。对主权国家而言，某一领域对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性通常是伴随着这一领域中人类活动的开展而凸显的。美国前总统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John Fitzgerald Kennedy）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曾预言“谁能控制空间，谁就能控制世界”。在当今国际社会，外层空间因其广袤富饶的空间资源、显著的经济价值、极高的开发空间技术的效益以及极具重要的军事与政治战略价值而成为世界各国竞相逐鹿的“第四疆场”。“外层空间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尤其是空间大国争夺的重要场所，外层空间国际关系已成为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的领域。”美国在预测其未来战略环境时反复强调，“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对空间资源的依赖性将日益增强，空间已成为国家利益之所在。……美国必须保护其在空间的利益和投入，以保证空间行动的自由”。与此同时，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与技术的扩散，空间技术这个“旧时王谢堂前燕”也褪去大国博弈的色调，开始“飞入寻常百姓家”。伴随着空间探索参与国的不断增多，空间开发活动日趋频繁以及多样化，一系列全球性的空间议题出现，外层空间国际关系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领域。

（一）空间技术的巨大效益影响到国家关系诸多领域

在“冷战”时期，伴随着空间时代的开启，美国与苏联的争霸逐渐从地球开始发展到太空，外层空间特性及美苏对外层空间的探索对“冷战”中的人们具有重要的心理认知的引导作用。因为外层空间战略的拓展不仅仅是空间位置的提高、安全领域的扩大，更是人们心理（国际视野、观念决心、自我认知）的拓宽。对外层空间探索的成功所塑造的不仅是一国自身的政治、军事以及安全防线，而且对国家的制度优势、国际形象以及国际竞争实力认知心理均具有重要的建构功用。这在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升空后所引发的“斯普特尼克效应”中有着充分的体现，正如当时有人断言“当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的剩余几年内继续成功，并且当美国似乎不能‘赶上’时，空间政策转化为一个‘冷战’问题就在事实上完成了”。著名的外层空间史学家麦克杜格尔才曾说：“‘苏联卫星’1号在……表明苏联科学优越性方面所做的，是改变了‘冷战’的性质。‘冷战’，在一个从前曾是军事和政治斗争的地方，在从前美国仅需要在第一线向其盟国出货援助和安慰的地方，现在完全成为一个彻底为了人类的忠诚和信任在社会成就的所有领域进行的竞争。”同时，无规矩不成方圆，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关系意味着冲突的不可避免，这就要求国际社会必须制定并不断完善关于外层空间开发利用的一整套合理的规制体系，即国际法、国际制度等规制性的要素，以协调国际关系，进而推动了外层空间领域中国际关系的进程。在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升空之后，美国著名法学家哈莱就曾郑重向国际星际航行会议提出“非经邀请不得着陆其他星球”和“宣布月亮为自由独立的自治地区”的建议，初见构建国际空间法的端倪。与此同时，外层空间在经济繁荣、科技发展以及社会可持续进步等各个领域中逐渐体现出其重大的战略价值和效能。

空间技术的发展为多领域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并造就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空间技术不仅对一国国民经济单一部门产生直接的影响，也对整个经济体系形成全方位的推动，特别是空间技术进步所创造的综合效能对一国国民经济的影响是深刻和长远的。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由于空间技术发展及应用深入一国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及社会各个领域，进而拓展了空间国家的国际竞争的领域和能力，必然会影响国家间在政治、经济、军事、安全以及外交各个领域的关系。在“冷战”时期，空间技术的综合效益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为我们提供了多方面的例证。受外层空间战略价值和效能的驱使，“冷战”时期美苏在外层空间这个“第四疆场”的角逐日趋白热化，“搅得”国际关系“周天寒彻”。美苏空间能力的发展不仅影响了美苏内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及其相互关系，而且也直接影响到美苏各自盟国的战略取舍和政策选择。因为“空间第一”就意味着“实力第一”“社会制度第一”“生活方式第一”以及“政治影响力第一”。“冷战”时期，美苏空间力量的发展直接推动了包括西欧、日本、巴西以及中国等世界上诸多中等国家对外层空间的探索活动，特别是在美国“高边疆”计划提出后，各国纷纷基于自身国情以及所具有的经济技术力量做出相应的反应。早在1986年，“世界上已有五十八个国家投资于外层空间事业，除美国、苏联外，有中国、法国、英国、联邦德国、意大利、日本和印度等国。应用外层空间技术的国家和地区更多，已达一百七十个”。“冷战”结束以后，国家间综合国力竞争成为主权国家竞争的主要目标，而空间技术推动国家综合实力发展所造就的效能日益凸显。空间技术的发展及其形成的综合效益已不断影响到国家之间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诸多领域。与之相伴随的是各类行为体，从主权国家、国际组织到企业、私人纷纷加入其中。外层空间形成了多种行为体的多领域、多系统、多层次国家间的矛盾与冲突、竞争与合作的态势。

（二）空间拥堵及“撞星”成为一个现实的外交问题

外层空间无限广阔，但受人类空间技术的限制及需要，人类在外层空间领域的活动仅限于某个相对集中的区域。随着进入外层空间国家的空间飞行器的增多，空间拥堵及“撞星”问题如影随形，不期而至，成为一个现实外交问题。例如，在赤道上空围绕地球旋转的地球同步卫星轨道是固定有限的，每增加一颗同步轨道卫星就必然意味着地球同步轨道会减少一个可使用的卫星轨道。早在1981年11月，外层空间已经有超过1101颗人造卫星，其中10%为地球同步卫星，而要确保地球同步卫星之间不干扰，则需要同步卫星之间的距离不少于2500千米，而外层空间资源的稀缺性不可避免地将会导致“空间时代的停车问题”。轨道资源是国家所有卫星系统建立的前提与基础，随着建立属于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的增多，必然导致频率轨道资源的重叠和相互干扰。轨道资源稀缺性及在轨飞行器的增多使作为一种全球性人类共享的空间轨道合理使用及其争端的解决必然要求构建合理且有效的国际协调机制。根据1966年12月1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条约》（以下简称《外层空间条约》）的规定，卫星频率和轨道资源是全人类共有的国际资源，国家间必须重视轨道资源的彼此协调。与此相适应，联合国框架下的一系列国际协调机制得以建立。国际电信联盟作为联合国专门机构，肩负着管理卫星和轨道，协调空间轨道区域国家间关系的重要责任。《国际电信联盟组织法》第196条规定：“在为无线电业务分配频率时，各国主管部门应该牢记，无线电频率和对地球静止卫星轨道是有限的自然资源，必须按照《无线电规则》的规定合理、经济、有效地使用……使各国或各国家集团可以公平地使用无线电频率和地球静止卫星轨道。”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国际电信联盟在协调相关领域的国际关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随着人类外层空间探索活动的开展，外层空间领域新的问题不断出现并对已有的相关国际关系领域的规则和秩序形成新的挑战。2009年2月10日，美国铱卫星公司的“铱-33”通信卫星与俄罗斯的“宇宙2251”军用通信卫星相撞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成为当时国际关系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约翰逊航天中心轨道碎片专家马克·马特内指出，随着外层空间飞行器的增多和日益拥挤，发生碰撞的机会也越来越大。早在20多年前，科学家就预测肯定会发生外层空间碰撞事故，但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发射空间飞行器的速度远远高于我们清除它们的速度。今后外层空间的“撞车”事故会不断增多，实际情况将会更糟。如何避免和解决外层空间飞行器“拥堵”及“撞车”问题已成为当今国际关系中的一个一直需要解决但尚未解决的重要的现实外交问题。

（三）外层空间的军事化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紧迫问题

自从苏联“斯普特尼克”1号卫星升空以来，在整个“冷战”时期，外层空间俨然成为大国军事角逐的“第四疆场”。“空权论”成为继“陆权说”“海权说”“天空说”之后的军事新论甚嚣尘上。纵观外层空间军事化发展的历史，可以说，自人类进入空间时代开始，外层空间就成为各国军事较量和角逐的竞技场。空间技术的发展及其军事化应用表明，一个主权国家若没有“天权”（或曰“制天权”），则自己的空间门户就大开无挡，成为一个不设防的国家。而他国军事力量，尤其是通过外层空间或借助外层空间使用的武器宛若一支悬在国家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会刺穿无空间军事实力的国家的肌体而使其瞬间殒命。在英阿马岛之战中，美国卫星对双方攻防及战争最终结果所起到的作用可以生动地说明这一问题。^[11](www.xing528.com)

在“冷战”时期，美苏双方均将这种“空间权”视为建立核优势的重要“撒手锏”，从而将军备竞赛引入外层空间。但由于政治及技术上的原因，并基于外层空间军事对抗对人类进步所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认识，关于外层空间非军事化的倡议一直是联合国多边舞台上的重要议题。1958年12月，联合国成立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特设委员会（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前身）用以专门处理外层空间事务。此后联合国通过了一系列有关外层空间的决议。如早在1966年12月1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外层空间条约》就明文规定“各缔约国不得在绕地球轨道、天体和外层空间放置任何携带核武器或任何其他类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实体；禁止在天体建立军事基地、设施和工事，或试验任何类型的武器以及进行军事演习”。随着外层空间军事化的发展，国际社会对这一问题给予了特别的重视。在1983年以后的“冷战”期间，联合国大会几乎每年都通过一项决议，以期为缔结一项或多项全面防止外层空间武器化的协议。

进入21世纪以后，联合国继续做出努力争取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条约，从而制止外层空间军事化的发展。与此同时，一些国家，如俄罗斯、中国等国家不断做出努力，力图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协定以限制外层空间武器化的发展。时至今日，国际社会的这种努力尚未取得令人满意的阶段性成果。但毫无疑问，为了人类共同的空间利益，构建系统的防止外层空间武器化的国际机制势在必行，而这一过程必然会成为国家间矛盾与冲突、竞争与合作的重要内容并深刻影响多领域的国际关系。

（四）外层空间环境问题逐渐成为影响国家关系一个深远的议题

从人类进入外层空间时代开始，人类逐渐将文明的触角延伸到万里高空。与此同时，人类也给广袤而洁净的外层空间送去了各种探索活动及生活造成的各种空间碎片，其中包括卫星的装载舱、备用舱、仪器设备及其他遗弃物。随着人类外层空间探索的加速，已有数千颗卫星被送入外层空间，而目前其中的大部分作为碎片永远留在了外层空间中。

根据报道，整个“冷战”时期在外层空间可跟踪物体达到近7000个，其中已失效的有效负荷占据了总数的20%左右，运营碎片占26%，碎裂物占49%。另外，更有大量无法跟踪的微粒物质遗留在外层空间。这些空间碎片的存在不仅使人类的航天活动受到严重影响，而且会对人类的生存构成威胁。在外层空间环境治理的问题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做出了一系列的努力。联合国于1979年通过的《关于各国在月球其他天体上活动的协定》第7条规定：“缔约各国在探索和利用月球时，应采取措施，防止月球环境的现有平衡遭到破坏，不论这种破坏是由于在月球环境中导致不利变化，还是由于引入环境外物质使其环境受到有害污染，或由于其他方式而产生。”缔约各国也应采取措施防止地球环境由于引入地球外物质或由于其他方式而受到有害影响。联合国在这一领域的规制作用随着“冷战”终点的到来以及人类外层空间活动的日益繁荣而显得更加突出，尤其具有一种全球治理的色彩。但不容置疑的是，由于外层空间环境的独特性，人类认识、组织、技术的滞后性以及国家利益的复杂性等因素的存在且短时间内难以改变，对外层空间环境的问题解决将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并成为长期影响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

外层空间国际关系是现实国际政治的技术性与场域性的延伸。在现实主义主导下的国家间政治中，权力与利益被主权国家奉为圭臬。外层空间对于各国的显著战略价值即在于此。外层空间成为各国传统意义上权力的新兴增长点，一国在外层空间探索与开发的过程中取得的重大突破可被视为该国权力扩大的表征。而且在绝大程度上，空间技术优势都能迅速转化为军事优势，如空间定位、卫星导航技术等，特别是从空间时代伊始就存在的外层空间军事化已然成为各大国竞相追逐的战略高点。与此同时，外层空间所具有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矿产资源、空间资源及轨道资源等对现代国民经济发展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