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观察过火山爆发和地震对地质和生物的影响。他确信安第斯山脉由于地震作用的累积曾在第三纪发生了隆起。
所有生物与地球密不可分,因此人们很容易理解地质学与生物学的密切关系。这一领域长期存在着关于生物演化的“均变论”与“灾变论”的争论。“均变论”和“灾变论”最初是英国学者休厄尔(W. Whewell)在1832年提出的,后被广泛应用。当时的权威学者如法国地质学家居维叶(G. Cuvier,1769—1832)和英国地质学家塞奇威克(A. Sedgwick,1785—1873)都主张“灾变论”。而“灾变论”往往与“神创论”结合。居维叶认为最典型的灾变就是圣经中记载的大洪灾。他提出,每次灾变过后,躲过灾变劫难残存于地球上某一隅的动物又会渐渐扩充到全球范围,构成新的生物界,直至下次巨大灾变来临之前。
居维叶坚决反对拉马克的生物进化学说。居维叶曾根据他所建立的器官相关法则(比如,有蹄动物决不会生有食肉用的锐齿,而具有利爪的动物则一定长着锐齿)应用到化石研究上,重建起许多现世已不存在的四足动物的骨架。它们令人信服地表明地质史中有过许多早已绝灭了的动物。
此外,他还发现他们发掘出来的动物化石存在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埋藏在越下面即越古老地层中的动物遗骸(如巨大的蜥蜴、会飞的爬行动物、已灭绝的象等)与现存的物种相差越大;而埋藏在越上面即较新地层中的动物遗骸则与现存的物种越接近。这本来是说明动物进化很好的例证,可居维叶却顽固地拒绝接受生物进化的观点。为解决客观事实与其主观意识之间的矛盾,居维叶采用灾变论来解释。(www.xing528.com)
塞奇威克是灾变论者,他是达尔文在剑桥大学接触地质学的启蒙老师,因此达尔文早期也受过灾变论的影响。但达尔文最终成为均变论者,即认为地质和生物不断发生缓慢而均匀的变化。现代学者的共识是,地质剧变和大量生物绝灭确实会发生,因此均变中可以有灾变交织其中,但这与上帝无关。
有学者认为,达尔文后来形成的生物通过渐变而形成新种的进化论观点,就是他将均变论思想衍生到生物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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