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新貌：拿破仑时代的巴黎公社的影响

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拿破仑三世为了笼络贵族和资产阶级，曾花费他搜刮而来的250亿法郎对巴黎进行改建。在那次改建中，共拆毁了27000所旧屋，新辟了95公里长的街道，还建造了许多宫殿、花园、剧场、车站、教堂和百货大楼。

拿破仑三世下令在巴黎西部建了贵族区，修了宽达120米的大街。在那里集中了装饰华丽的上等商店、咖啡馆和大酒店。每当华灯初上时，那里车水马龙，一片乌烟瘴气，成了一批批达官贵人、高等妓女和纨绔子弟的乐园。

革命前，巴黎有150多所妓院，共12万妓女。巴黎公社成立后，妓院被取缔了。

过去，巴黎赌场林立，警察熟视无睹。现在，中央委员会下了取缔命令，赌博立即杜绝了。

革命就像一把巨大的铁扫帚，把那些贪官、吸血鬼、寄生虫等社会垃圾统统扫荡，第二帝国时的荒淫无度的巴黎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巴黎回到人民手中后，马上变成了一座朝气蓬勃、紧张战斗的城市。

中央委员会在市政厅门前贴出了一张保护人民安全的布告：任何现行抢劫、凶杀、盗窃行为都处以死刑。

革命的威力无比强大，这张布告贴出后，尽管街道上一个警察也没有，但抢劫、凶杀、盗窃等现象顿时消失了。

巴黎的夜间和白天一样，到处平安无事，秩序井然，街道整洁，市场上食品充足，百姓生活安定。

剧院演出爱国主义的节目，不少音乐会在街头和广场巡回演出，博物馆、绘画展览会照常开放。

通过改革，巴黎面貌焕然一新，巴黎人民广泛地组织革命俱乐部，每天约有1.5万到2万人参加活动，心情舒畅地讨论国家大事，提出批评、倡议，充分发挥主人翁的监督作用。

巴黎各区建立了妇女委员会，设立了前线妇女救护队，还建立了妇女营。

妇女在俱乐部发表演说，在大街上修筑街垒，在前线冲锋陷阵，在区里开展各项社会服务工作。

巴黎妇女冲破了传统势力的束缚，走出家门，在砸烂旧世界、创建新社会的伟大斗争中发扬了崇高的革命精神。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不同阶级的专政，带来了两种不同的结果。

拿破仑三世在位时，政府一个部长年俸是5万法郎，枢密院委员是10万法郎，兼一个职务就兼得一份高薪。拿破仑三世的一个大臣身兼议员、枢密委员、国务参事等要职，每年薪额高达26万法郎。拿破仑三世的年薪竟高达300万法郎！(www.xing528.com)

拿破仑三世攫取了劳动人民创造的大量财富，除了豢养了50万官吏，还设置了大量高薪的闲职。

梯也尔出任总理后，像拿破仑三世一样，给自己规定了300万法郎的年俸。这些社会的寄生虫除了高额的官俸外，还享有领取各种津贴、住公家宅第、乘公家马车以及拥有大批侍从的特权。

巴黎公社成立后，巴黎共选出86名公社委员。后来，一些资产阶级分子和动摇分子辞去职务，倒向了凡尔赛。到3月底4月初，只剩下了64名公社委员了。在这些委员中，工人以及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几乎占了一大半，而且大部分是国际的会员。过去，他们一面从事革命工作，一面参加劳动，靠微薄的收入来维持生活；现在，革命胜利了，他们专职从事公社的革命工作，究竟应该怎样来确定他们的报酬呢？

为此，公社委员特地召开了一次会议，研究公社委员们的薪金问题。

会上，公社财政委员会委员克雷门特首先发言。他是一位染色工人，从13岁起就在染坊当学徒工。长期的辛勤劳动使他早衰，不到50岁的人，看上去就像60岁以上的人了。他说：“过去，政府部门的一些高级职位由于薪金很高，因此有些人千方百计想谋求这些职位。职位越高，薪金越高，钻营的人也就越多。而我们是公社，如果也这样做，公社就会有蜕变成帝国政府的危险。因此，公社必须对公职人员规定一个适当的薪金限额，不管是谁，都不能超过这个限额。”

公社劳动、工业和交换委员会委员弗兰克尔站了起来，表示同意克雷门特的意见。他是匈牙利籍的国际会员，是被选为公社委员的少数几个外国人之一。他说：“我们本是工人，现在还是工人，将来仍然是工人。我们参加公社，担任高级领导职务，并不像帝国的官吏那样为了钻营禄位，取得高额报酬，而是为了替工人谋利益。因此，高薪与我们是格格不入的。否则，我们就会失去工人对我们的信任，使我们的事业遭到失败。我提议公社委员的薪金每天十个法郎；兼职的不拿兼薪，年薪最高不得超过6000法郎。这样，相当于一个熟练工人的收入，也就可以了。”

会上响起了一片掌声，克雷门特和弗兰克尔的提案立即被通过了。

第二天，公社公布了一项法令：“考虑到截至目前，各公共机关里的高级职位由于所得高薪而往往成为钻营的对象，并按谋职者的后台势力来分配；考虑到在真正的民主共和国里，既不应该有高薪的闲职，也不应该有过高的薪额，为此决定：各市政机关职员所得的最高薪金每年为6000法郎。”

后来，公社又公布了公职人员兼职不得领取兼薪的法令。

这两项法令，在公社存在的72天中得到了认真的贯彻。在国民自卫军里，规定总司令年薪为6000法郎，中校为3600法郎，少尉为1800法郎。在电报局，局长的年薪由原来的1.5万法郎降为5000法郎，而递送工人的工资则从原来的800至1000法郎提高到1400至1600法郎。公社委员、金属雕刻工人泰斯，虽然兼任财政委员会委员和邮政总局局长等高级领导职务，但他只领取公社委员的工资。

公社实行男女同工同酬，教育委员会在一项提高教师工资的法令中规定：“女教员同男教员获得相等的薪金。”

上述措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的伟大创举，它反映了无产阶级国家同以往一切剥削阶级国家的根本区别，反映了巴黎公社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的廉洁政府，也充分反映出这个新型政权的特点。

马克思撰文总结说：“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支付给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了。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

恩格斯认为这是公社“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所采取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措施。

巴黎公社的新政，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苦苦探索的，也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所难以企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