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公社诞生之前，第二帝国的经济虽然发展迅速，但法国的经济结构却存在一些弱点。
当时法国的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1866年，法国全国仍有百分之七十的人住在农村。
在整个工业经济中，重工业的比重大大低于轻工业，每年仅服装和奢侈品的产值就超过重工业产值的1.5倍。
在工业企业中，手工工场和作坊仍占优势，十人以下的企业占企业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五。
这种经济结构制约了第二帝国的经济，使其不能持久地高速发展。
第二帝国存在着普遍贪污舞弊现象，再加上连年征战，军费开支庞大，这一切使第二帝国发生了财政危机。
1857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时，法国的经济遭到了严重打击，第二帝国的统治危机开始显露出来。
这时，马克思虽远在伦敦，却凭着他那渊博的学识和洞若观火的观察力，知道第二帝国不会持久了。他预言道：“农业的这种困苦状况，加上商业的萧条、工业的停滞以及仍然在威胁着的财政灾难……随着经济繁荣的消失以及通常相随而来的对政治的漠不关心的消失，第二帝国存在的任何借口也将消失。”
1857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使得法国的主要工业部门生产锐减，企业倒闭，工人失业，中产阶级陷于穷困破产；粮价暴跌，农民怨声载道。
19世纪60年代以后，第二帝国对内专制统治、对外侵略扩张的反动政策日益引起了人民的强烈反对。
当初，法国农民曾支持拿破仑三世当选总统和称帝，幻想他会像他伯父一样给穷苦的农民带来利益。相反，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农民的土地被兼并，大批农民被迫破产。这使农民对第二帝国失去了希望，拿破仑三世这个“农民皇帝”的形象在农民心目中失去了光彩。
城市小资产阶级由于经济危机、苛捐杂税而负债累累，纷纷破产，对拿破仑三世的统治也产生了不满情绪。
1860年1月23日，法国与英国签订了新的商约。法国答应1861年10月1日以后，将取消对英国商品的某些禁令，并在5年内逐步降低关税。由于1860年英法商约的签订对法国工商业者利益的损害，也引起了法国工商资产阶级的不满。
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报刊不断抨击帝国政府的政策，终于在议会内形成了反对派集团。在1869年5月立法团选举中，资产阶级共和派共获得350万张选票，共和派的著名活动家几乎全部当选，而许多帝国政府的候选人却落了选。
金融寡头也表现出了不满情绪，他们抱怨有价证券急剧跌价，抱怨铁路和其他公司股票贬值。破产户头日益增加，法兰西银行业务缩减，法国最大的信贷机构“动产信用公司”也破产了。
这些情况表明第二帝国的统治已经走到了尽头。
1868年上半年，第二帝国对国际工人协会巴黎分会策划了两次审讯案。
第一次审讯案开始于1867年12月，结束于1868年3月。国际巴黎分会被第二帝国作为非法的秘密组织勒令解散，并且对它的成员处以罚金。
第一次审讯案作出判决以后，过了10天，拿破仑三世便满足工团（工会联合会）提出的关于合法地位的申请。这个申请是由巴黎工人中的极端温和分子提出来的，他们抱着“寻求和平方法”改善劳动人民状况的目的，经常在帝国当局的庇护下举行集会。当局的这一措施是为了分裂工人运动。
但是，还在对国际第一次审讯案作出判决之前，即1868年3月8日，国际巴黎第二分会便选举产生了。同敌视工人阶级政治斗争的右翼蒲鲁东主义者占优势的第一分会不同，新产生的这个分会主要是由社会主义集体主义者组成的，这些人是左翼蒲鲁东主义者。他们是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的拥护者，承认工人阶级必须进行政治斗争，谴责右翼蒲鲁东主义者在妇女的社会作用和受教育权利上的保守主义观点。
领导国际巴黎第二分会的是法国工人运动的杰出活动家、28岁的装订工人瓦尔兰。在劳拉和拉法格的帮助下，他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第二分会为工人阶级利益进行坚决的斗争，从而引起了帝国政府的警觉。5月22日，巴黎分会成员被指控从事非法破坏活动，受到了法院审讯。
在第二次审讯中，瓦尔兰发表了一个著名的演说。他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是一个为不平等所腐蚀，因其内部缺乏一致而受到侵害、受到像铁钳般的反社会偏见所钳制的社会制度。他鲜明地描绘了社会财富生产者的艰苦生活，并且拿它同那种骄奢淫逸、安闲尊荣的生活作了对比。他说有些人过这种骄奢淫逸、安闲尊荣的生活，什么也不生产，却享受他们同胞的99%的劳动成果。瓦尔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是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接着，他阐明了国际的基本原则，说明了它的有关活动和最终目标。他特别强调新兴无产阶级的杰出作用，指出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消灭一切形式的剥削和阶级对抗。(www.xing528.com)
按照帝国法院判决，巴黎第二分会又被宣布解散，其成员除罚款外，还被判处三个月的徒刑。
国际巴黎分会已经把展开正常活动的巴黎各支部的数百名成员联合起来，如今却被解散了。
但是，第二帝国政府对国际法国分会的迫害只能助长它的声望，只能扩大它在法国工人运动中的影响。瓦尔兰说：“我们被判罪以后，许多先前不关注国际的工人靠近了我们，并且询问能不能加入这个组织。巴黎协会将继续存在下去，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想法。无论在工人群众中，还是在惴惴不安的资产阶级中，这个想法都是存在的。”
巴黎工人是在许多公众集会上进行思想政治斗争的。从1868年上半年起，在巴黎各区都举行过公众集会。这种集会在1868～1870年法国的社会生活中曾起过巨大的作用。
从1868年7月到1869年3月，仅8个月中，巴黎就举行了300至400次公众集会，会上发表演讲的计有2000至3000人次。
起初，这些集会是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积极参与下开始的。他们为了从社会主义者手中夺回地盘，使听众屈从于他们的思维方式作了很大努力。
右翼蒲鲁东主义者也很活跃，他们在一系列问题上同资产阶级演说家沆瀣一气。
社会主义集体主义者一加入集会争论，讨论就完全变成了另一种性质。
集体主义者越来越吸引公众集会上的工人听众。后来，两种公众集会渐渐泾渭分明了：在资产阶级思想家活动的巴黎中心区，集会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的，在社会问题上是改良主义的；在工人区，集会则变得越来越带有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在这些集会上，争论十分热烈，争论的都是一些令工人激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关于垄断制问题、雇佣劳动和贫困问题，关于失业问题、工团问题，关于教育问题、迷信和无神论问题，关于特权和继承法问题，关于共产主义和互助论问题，关于人同自然斗争的问题、现代社会中个人的权利与义务问题，等等。演说家们号召工人要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因为迄今为止几乎所有代表他们的人都欺骗了他们；演说家们向工人追溯了1848年6月和1851年12月发生的事件，并且提醒他们：“社会哲学是以无神论和否定私有制为基础的，一句话，是建立在最广义的共产主义之上的。”
瓦尔兰在1869年2月间曾说：“社会运动在我们工人中正一天天扩大起来，并向纵深发展。讨论经济问题的公众集会与日俱增，出席的人数也一天比一天增加……演说人只好分成几摊，为所有集会讲话，会上辩论的问题虽然极为复杂，但却很有趣味。”
19世纪60年代末期公众集会的著名演说家中，有不少是未来的巴黎公社委员，如瓦尔兰、阿姆鲁、弗路朗斯、里果、费烈、兰维埃、龙格、埃德、杜瓦尔、布里翁、让·巴符斯特·克雷芒。此外，还有一些社会主义运动的积极活动家，如鲁塞尔、加亚尔、莫罗、米里哀尔、安得烈等。这些都是社会主义集体主义者，其中许多人都自称是共产党人。他们当中有些人属于左翼蒲鲁东主义团体，有些人属于布朗基主义团体，还有些人则哪个团体也没参加。这些人当中有许多都是国际会员。
在著名的布朗基主义者中间，除未来的巴黎公社委员里果、费烈、埃德、杜瓦尔、兰维埃以外，公众集会的演说家还有康通、肖继埃尔、格朗热、卡斯、马尔尚、莫罗、恩伯尔、雅克拉尔。
此外，在这里发表演说的，还有一些有名的右翼蒲鲁东主义者，如弗里布尔、托伦、谢马莱、艾利贡、朗格鲁瓦等。他们竭力维持过去对巴黎工人的影响，但却白费心机，因为巴黎工人越来越多地加入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
奥尔良党人莫利纳里在1869年6月说：“对群众中占统治地位的那些观点和倾向，我们不能再抱幻想了。在10个不只是关心糊口的工人当中，就有9个是社会主义者，或者正在成为社会主义者。”他强调说正像公众集会所表明的那样，社会主义不仅未被消灭，而是恰恰相反，它从未停止在群众中散布理论，它拥有司令部和军队，在一定情况下能引起可怕的地震。
公众集会取得的成就越大，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对它的攻击就越猛烈。在立法团会议和报刊上，这些人对工人阶级和革命知识界的优秀人物进行了诽谤，把这些优秀人物描写成了鼓吹残杀和抢劫的匪徒，起码把他们描绘成了被收买的可疑分子。左翼党团议员、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在这片诽谤声中也没有落在后面。
在1869年头几月中，第二帝国政府对公众集会的近60名演说家提出了法律起诉，对他们分别判处为期15天至8个月的徒刑和50至2000法郎的罚金。他们被判刑的罪名是“公开诋毁社会道德和淳厚风尚，攻击家庭权利和所有权原则，教唆一些公民仇恨和蔑视另—些公民，煽动人们仇恨和藐视帝国政府”。
第二帝国这样做，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只能使法国的政治局势更加动荡，矛盾更加尖锐化了。
1870年年初，巴黎发生了20万人反政府的示威游行。当时，资产阶级激进共和派人士昂利·罗什福尔在他主编的《马赛曲报》上报道了拿破仑三世的堂兄弟皮埃尔·波拿巴亲王侮辱科西嘉共和派的事情。为此，皮埃尔亲王提出要同罗什福尔决斗。但是，皮埃尔亲王却无端枪杀了以决斗证人身份去他家联系的《马赛曲报》记者维克多·努瓦尔。这一事件立即引起了巴黎各界对拿破仑三世专横统治的共愤。罗什福尔在报上愤怒谴责说：“法国受这些强盗摆布已经18年了。法国人民难道没有看到，现在是结束这一切的时候了？”
1月12日，巴黎20万人参加了努瓦尔的葬礼，其中有两千名全副武装的布朗基主义者，布朗基本人也亲临现场了。
送葬变成了声势浩大的反政府示威游行，群众高呼“共和国万岁”、“绞死波拿巴”等口号。波拿巴指拿破仑三世。
这一天，整个巴黎沉浸在沸腾之中。正如瓦尔兰所说的：“人民激动了，革命快要来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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