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秦汉时期的古书中，不同的古书之间，乃至同一古书内的篇章之间，有许多文意相近乃至字句相同的文字。这些文字，学界或称之为“异文”，也有人称之为“重文”。然而称为“异文”者，其实皆不大异；称为“重文”者，则有时又不全同，且与表示重文符号的“重文”容易相混。西方学者使用parallel texts 来称呼之，倒比较方便。有鉴于此，本文借用牟庭《同文尚书》之称，暂称之为“同文”[1]。古书读得多的学者，自然能发现“同文”这种情况，并利用它们对古书进行校勘、训诂。
汉唐时期，古书多未定型（向、歆父子等校定中秘书，仅是为皇家作定本），当时尚有同一种书的很多别本流传，校书只需广求诸本互校，不必求助于“同文”，但是已经可以看出有学者在利用“同文”分析问题，譬如郑玄对于《礼记·月令》，就指明此篇和《吕氏春秋》的渊源关系。[2]到唐代孔颖达作疏时，指出的《礼记·乐记》和《礼记·祭义》、《易·系辞》等之间的“同文”关系就多了。清人尤精于此道，借助类书、古书之间的“同文”来分析问题，校勘、注疏古书，并熟练运用通假等方法解决文字问题，取得了极大的成绩。
首先专门讨论“同文”这一现象的，可能是明人郎瑛。郎瑛《七修类稿》的“秦汉书多同”一节说：
《孟子》所书，齐景公问于晏子曰：“吾欲观于转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观也？”晏子对曰：“天子诸侯无非事者。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今也不然，师行而粮食。从流下而忘反谓之流，从流上而忘反谓之连，从兽无厌谓之荒，乐酒无厌谓之亡。先王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景公说，大戒于国。《管子·内言·戒》篇曰：威公将东游，问于管仲曰：“我游犹轴转斛，南至琅邪。司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谓也？”对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农事之不本者，谓之游；秋出，补人之不足者，谓之夕。夫师行而粮食其民者，谓之亡；从乐而不反者，谓之荒。先王有游夕之业于人，无荒亡之行于身。”威公退，再拜，命曰：“宝法！”洪容斋读而疑之，以管氏既自为书，必不误也，何二人之语相似。因而载之《三笔》，欲细考也。
元人郑元祐以贾谊《新书》多同《大戴》之篇，意古或有是言。予尝记忆所知者。《荀子·劝学》篇与《大戴》之《劝学》，前面俱同，或句有先后，字有多寡，乃《大戴》刊误也。《礼论》与《史记·礼书》后段同，《乐论》与《乐记》互有详略，内中“三年问”即《礼记》之所载也。《哀公》篇前半段即《大戴》“哀公问五义”章也。《大戴·三本》一篇，是截《荀子·礼论》中之一段“天地者生之本也”五百言，而《史记》又截五百言之后“礼岂不至哉”以下作自己极言礼之损益，为《礼书》之结。《礼》经《聘义》后子贡问比德于玉一段，亦《荀子》之所有。礼有《礼运》，《家语》亦有之，始则俱同，而中后则未详于礼也。《大戴·曾子问孝》篇与《小戴·祭义》同；《礼察》篇与《小戴·经解》篇同，且又重出于贾谊《治安策》；《文王官人》篇与《汲冢周书·官人解》相出入。《新书·保傅》前一段千六百言，无一字之不同《大戴》，中则《大戴》增益三公三少之事，末段胎教几二千言，又无也。但其中《大戴》说巾车之处，《新书》却说悬弧之礼，此则不同也。然《大戴》总为一篇，而《新书》各条分之。《家语·执辔》篇言人物之生数一段，又与《鸿烈解·地形训》、《大戴·易本命》数百言相同。《列子·黄帝》篇言海上之人好鸥一段，与《吕览·精喻》篇海上之人好蜻者全类。《战国策》楚宣王与群臣问答狐假虎威一事，与《新序》并同，但其后二十余言不同。二者所同，皆不下二百余言。
予尝反覆思维，岂著书者故剽窃耶？抑传记者或不真耶？非也。二戴之于《礼记》，彼此明取删削定为《礼》经。其余立言之士，皆贤圣之流。一时义理所同，彼此先后传闻。其书原无刻本，故于立言之时，因其事理之同，遂取人之善以为善，或呈之于君父，或成之为私书，未必欲布之人人也。后世各得而传焉，遂见其同似。于诸子百家偶有数句、数百言之同者，正是如此耳。[3]
洪迈在《容斋三笔》中抄录了上述《孟子》和《管子》之中的故事之后，说：“观管、晏二子之语，一何相似！岂非传记所载容有相犯乎？管氏既自为一书，必不误，当更考之《晏子春秋》也。”[4]洪迈虽然发现了管子、晏子言语相似的现象，但是受当时学术观念的影响，错误地认为《管子》书为管子自著，恐怕很难找到二人言语相似的原因。
郑元祐在其《侨吴集》卷七《大戴礼卷后跋》中，提到古书相近者有：“（《大戴礼记》）其间《礼察》篇与小戴《经解》同，《曾子大孝》篇与《祭义》同，《劝学》则荀卿首篇也，《哀公问》、《投壶》二篇尽在小戴书……至于《文王官人》篇，则与《汲冢周书·官人解》相出入。”不难发现郎瑛由此借鉴了不少内容。郑元祐还提到：“若夫取舍《保傅》等篇，虽见于贾谊政事书，然其增益三公三少之贵任与夫昭教[5]，古必有其说，否则不应有是也。”[6]贾谊《新书·傅职》有关于三公三少之文，同于《大戴礼记·保傅》。郑元祐虽然好像仅仅是根据《汉书》中贾谊的《治安策》作评论，是否注意到《新书》尚难确定，但是他的意思应该是《大戴礼记·保傅》包含“三公三少”这一段落，或者说这一段落本来就属于《保傅》，“古必有其说”（郎瑛所谓“古或有是言”）。郎瑛提到了贾谊《新书》，而且说“《大戴》总为一篇，而《新书》各条分之”，就是对郑元祐说的具体阐释。郑元祐虽然推测《保傅》应该包含“三公三少”的内容，但是没有寻求原因。
与洪迈、郑元祐之说相比，郎瑛之说的重要之处，并不在于指出古书中有许多相同之处——这样的“同文”现象太多了；郎瑛之说的重要性在于他指明了古书相同的缘由：“立言之士，皆贤圣之流。一时义理所同，彼此先后传闻。其书原无刻本，故于立言之时，因其事理之同，遂取人之善以为善，或呈之于君父，或成之为私书，未必欲布之人人也。后世各得而传焉，遂见其同似。”章学诚著名的“言公”之论，就与之接近：
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于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志期于道，言以明志，文以足言。其道果明于天下，而所志无不申，不必其言之果为我有也。[7]
这应该是我们看待古书“同文”的比较正确的一种态度。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古书篇章都阐述了作者的心志，有很多“同文”只不过是引用一个故事，或者讲一些流行的道理，并未反映学派的特别之处。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本书所讨论的“古书”范围主要是西汉以前的，某些文献当然还能再晚，但是东汉末魏晋时整编而成的一些书如《列子》、《孔子家语》，恐怕就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需要另论了。
与上述将“同文”作为校勘、注疏工具，推导古书中有许多“同文”的原因这些做法不同，还有另外一种做法，那就是根据“同文”现象，推断彼此之间的先后关系乃至判定真伪，讨论学派属性；当然，也有根据“同文”，论断多个文本的时代必然是相近的——而这不仅与前一种推断有一定的矛盾，恐怕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下文对此推断不作过多论述）。可见在这里，发现“同文”是最重要的，至于要得出何种结论，那就要看研究者要回答何种问题以及他有何“预设”了。
譬如柳宗元《辩鹖冠子》有：
余读贾谊《鹏赋》，嘉其辞，而学者以为尽出《鹖冠子》。余往来京师，求《鹖冠子》，无所见。至长沙，始得其书。读之，尽鄙浅言也。唯谊所引用为美，余无可者。吾意好事者伪为其书，反用《鵩赋》以文饰之，非谊有所取之决也。太史公《伯夷列传》称贾子曰：“贪夫殉财，烈士殉名，夸者死权。”不称《鹖冠子》。迁号为博极群书，假令当时有其书，迁岂不见耶？假令真有《鹖冠子》书，亦必不取《鵩赋》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耶？曰：不类。[8]
这不但说明柳宗元是根据同文认《鹖冠子》为伪书，而且表明在他之前，就已经有人这样做了，只是所得结论相反。
这种辨伪方法，在后来也很受重视，尤其在清代，伴随着校勘工作，学者也顺势用之于辨伪。譬如柳宗元《辩文子》已经指出《文子》一书“剽窃”他书；清代顾观光的《文子校勘记》本来是校勘之作，也下结论认为“（《文子》）出《淮南》者十之九”（却又很幽默地指出“间有《淮南》误而《文子》尚不误者”）[9]。但是孙星衍的结论正好相反：“《文子》胜于《淮南》，此十二篇，必是汉人依据之本，由当时宾客迫于成书，不及修辞达意。或有非贤，厕于其列，杂出所见，聊用献酬群心。”[10]并举数例为证。
《鹖冠子》和《鹏赋》之间，《文子》和《淮南子》之间，是否有抄录或剽窃的关系？这种争论或许还将继续下去。但是如果比照郎瑛之言和章学诚的“言公”之论，或许对于先秦秦汉时期的这些书，我们不应该以“抄袭”、“剽窃”的眼光去看待它们。根据“同文”现象来判定先秦秦汉的一些古书为“抄袭”、“剽窃”，为伪书，是把后代的观念强加给古人，恐怕是不太合适的。
或曰，不当以“抄袭”、“剽窃”的眼光看待古书，这是可取的，但是我们可以分析“同文”之间的逻辑关系，而推出孰先孰后（当然也有人竭力证明：出现了“同文”，就表明“同文”之间时代接近，思想属性接近）。
曾经讨论过《尹文子》一书真伪问题的唐钺先生，[11]归纳出了如下考订“同文”关系的通则（唐先生指出，这些通则“亦适用于同一书中之两段相关文字”），大致复述如下：
（一）二书有一段文字相似或表述相同之内容，其中一书之文字无可疑之处，而其他一书之文字显是误解彼书之文义，则此含有误解之一段文字，必较被误解之文字后出，且由剽窃彼段文字而成。
（二）抽象名词，或其他词类，本为单字者，有以此种两单字连成一词而又只表一义，则此词必较单字之词后出。
（三）二书有一段文字大部相同，其中一书之语句自然整齐，意较易晓，而别一书之语句参差破散，意较费解，则破散一段殆较整齐一段后出，而系窜改整齐一段而成。
（四）二书有词语意义相同，其中一书之文朴质条达，别一书之文则雕饰特甚，雕饰之文当出朴质之文之后，乃有意改朴为华而成。
（五）二书有一段言理之文，大旨相同，其中一书之文简要易解，而别一书之文繁冗隐讳，繁冗之文当是晚出，乃增衍彼书简要之文而成。
（六）前人常用检查书中内容与时代不合来考订古书年代，唐先生则进而以古书彼此措词相较而断其中一书撰作时代（措词亦可间接涉及史事，但究与内容涉及史事不同）。[12]
唐先生在其所举通则之下，都举出了具体例证。如果不考虑唐先生文末“剽窃”之类说法，只考虑他分析“同文”之间先后关系的方法，唐先生的六条说法可谓有理有据；而且，甚至是对于“疑古派”的辨伪书方法颇有批评的郑良树先生，目前也是在通过“同文”分析法具体分析古书篇章的问题。[13]
唐先生的六条通则，第一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是针对一段文字，第二条、第六条则是针对字词或短语。其中的（三）、（四）、（五）条通则，很明显地带有进化论的观念，认为事物的发展是由简到繁、由朴到质（可是就某一个时段内思想的发展、流变来说，这是难以证实的）。其余的尤以第一条和第二条最让人深信不疑，乃至作为“法宝”。现存的“同文”之间，确有可能存在彼此的先后关系，其原因或不出唐先生所归纳的六条内容。然而，唐先生之说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同文”之间，肯定有一个一一对应的先后关系，非早即晚。而这个前提默认了一个预设——现存古书就是古代人所见的全部古书。
这个预设当然是荒谬的，没有谁不知道古书大量佚失。但是一进入具体的研究工作时，却很少有人对于其立说的预设、前提进行质疑。许多学者在讨论“同文”之关系时，明确地说不是甲早于乙，就是乙早于甲（甚至说不是甲抄乙，就是乙抄甲）。其实，这个前提也是成问题的。从逻辑上来讲，相近二者甲、乙之间的关系，除了甲在先或乙在先这两种可能外，还有甲、乙有共同来源丙这第三种情况。只要稍微考虑一下古书曾经大量佚失，那么不难推想：“同文”之间，还可能有另外一种关系，那就是甲乙同源于丙，因而甲乙之间不存在一个一一对应的因袭关系——现存古书并不是古代人所见的全部古书，在某个佚失了的古书之中，可能存在着丙。出土的简帛古书，就为这种“古书佚失观”提供了最好的证据。先秦时期，各学派之间，有些资源可以共用，尤其是同派小宗之间，每每流传一些相近的资料，而又有传闻异辞。我们切不可依据今天残存的文献，倒推回去，以为这些文献有先后抄袭关系，而看不到佚失的文献。
由这个“古书佚失观”，我们不难推导出“同文同源说”——只要我们不是又简单地根据出土的文献（或许是丙），去推断甲、乙、丙之间的早晚关系。我们应该面对出土简帛古书，冷静地反思我们过去一些方法上的疏漏，要举一反三，不要一误再误。我们甚至可以推想，在甲乙和丙之间，还可能存在更多的中间环节。
当然，古书的形成过程是非常复杂的，而且今天所见的具体的“同文”之间，确有可能存在因袭的关系；但是如何判断是否属于因袭，则仍有很大疑问。大抵有一些史书、子书常抄撮或引述他书，一些注疏也常常明引或暗引他书；而有时候一段文字有误，抄者因袭其误，也较容易表明其为抄袭。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抄撮、引述、因袭的对象，未必一定是今天所存的古书，因为今存古书有一个不断流变而逐渐定型的过程，它们只是众多古本之一。因此我们很难保证我们的袭用证据是绝对客观的，因为古人所见书比我们多，他们有可能抄撮今本的某一佚失了的“族本”（家族相似之传本），也可能只是背诵、引述一些片断写入书中……当然有可能某些“同文”之间虽未必是直接因袭，但可以看出早晚，如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与《战国策》等相应篇章之间，帛书没有主名，可能来自书信和奏言（当然，对这个问题其实还存在不同意见）[14]，但是我们还没有证据说晚的就是直接来自较早的帛书或其传本。
总之，我们不能简单、静止地根据一些所谓的“事实”而认为两则“同文”之间必定有先或后或同时的逻辑关系，并且要将这种逻辑分析法运用到所有“同文”之上。我们需要注意方法所适用的范围，要反思自己的预设。
本着“古书佚失观”和“同文同源说”，唐先生的六条通则，不免都会受到质疑。下面讨论唐先生最重要的第一、二条通则，这两条通则其实并非毫无疑问。
譬如《诗经·大雅·皇矣》有“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之语，《墨子·天志中》引为“帝谓文王，予怀明德”，《天志下》则作“帝谓文王，予怀而（尔）明德”。初看似乎《天志下》有误，因为《礼记·中庸》也引有“予怀明德”。但是新出上博简《诗论》简7 中有“怀尔明德”，前有缺简，可能佚失了“帝谓文王，予”几字。因此，倒有可能是《诗经》、《天志中》等有问题，尚待具体分析。虽然就《墨子》存在两种异文而言，很有可能是儒家传的《诗经》本子有了改变之后，墨家某一种也跟着变，[15]可以看出一种因袭、早晚关系。但是具体而言，我们想要判断因袭的时间，恐怕不能简单地根据现存的几种传世和出土文献就能下结论；而且《墨子·天志中》是否存在传抄中造成的一些问题，也值得考虑。
说“二书有一段文字相似或表述相同之内容，其中一书之文字无可疑之处，而其他一书之文字显是误解彼书之文义，则此含有误解之一段文字，必较被误解之文字后出，且由剽窃彼段文字而成”，看起来很有道理，但其实有问题。因为说“其他一书之文字显是误解彼书之文义”，包含了二者存在先后对应的关系、此书误解彼书这两个问题，而其中二者存在先后对应的关系是由此书误解彼书来说明的。但是实际上二者存在先后对应的关系这个前提，并不能用“此书误解彼书”来说明。唐先生说二者存在先后对应的关系，是在目前相关文献缺失的情况下靠默证来完成的。实际上，不仅有可能此段文字是误解彼书之来源或“族本”而非当前这一本所形成的，而且目前有误解的“此段文字”也有可能还不是最初的本子，而是经过了流传；此外，还有可能二者之间传闻异辞，不是同一系统，并不存在先后对应的关系。总之，问题很复杂，还需要多加分析。
再如唐先生所说的《庄子》外杂篇中“性”、“命”连用的问题，这种汉语史的方法，很为人所称道。然而汉语史的方法，应该是用于考察长时段内词汇变化的工具，不宜用来考察短时段，尤其是想凭借它在战国中晚期之间作出“一刀切”式的分别。这一问题已有专门讨论。
“同文同源说”，过去可能因为缺少出土简帛古书的刺激，并不被重视。陋见所及，阎若璩曾在《尚书古文疏证》卷二第三十二“言古书如此类者颇多”条中，发明朱子之语，提出古人“述而不作”，称述“古来流传得此个文字”的主张。但细核朱子原文，皆有针对性，并非通论先秦书籍。阎氏之说倒可以反映他自己的观念，不必托古。
其后陈启源在《毛诗稽古编》中论《小雅·都人士·序》与《缁衣》关系的时候说过：“朱子《辨说》云：《都人士叙》‘盖用《缁衣》之误’。是不然。《叙》纵非子夏所作，然其来古矣。《缁衣》，公孙尼子作也。尼子者，七十子之徒，与大毛公俱六国时人。毛公传《诗叙》，尼子作《缁衣》，孰先孰后，未可定也。何知非《缁衣》用《叙》，而必为《叙》用《缁衣》乎？古人文字互相仍袭者甚多，《易》、《书》、《诗》皆圣经，亦往往有之。《叙》所谓‘古者长民，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以齐其民，则民德归一’，当是先正遗言。叙《诗》者与尼子各述所闻，著之于书耳。”[16]
《四库全书提要》评《鹖冠子》与《鹏鸟赋》之关系，说：“《柳宗元集》有《鹖冠子辨》一首，乃诋为言尽鄙浅，谓其《世兵》篇多同《鹏赋》，据司马迁所引贾生二语，以决其伪。然古人著书，往往偶用旧文；古人引证，亦往往偶随所见。如‘谷神不死’四语，今见《老子》中，而《列子》乃称为黄帝书。‘克己复礼’一语，今在《论语》中，《左传》乃谓仲尼称‘《志》有之’。‘元者，善之长也’八句，今在《文言传》中，《左传》乃记为穆姜语。司马迁惟称贾生，盖亦此类，未可以单文孤证，遽断其伪。”真是罕有的通达之见。
后来王国维在《说商颂》中讨论《商颂》和《风》、《雅》相同诗句的关系时，说：“其为《商颂》袭《风》、《雅》，抑《风》、《雅》袭《商颂》，或二者均不相袭而同用当时之成语，皆不可知。”[17]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中考证“王恒”时指出：“要之《天问》所说，当与《山海经》及《竹书纪年》同出一源。”[18]
其后，有黄方刚先生讨论《金人铭》和《战国策》卷二二引《周书》之文、《太公兵法》引黄帝语之关系时说：“三处文虽略异而义则相似，语气亦一，可信其出一源，不能谓其于同时异地假造而成也。”[19]
浦江清先生论《逍遥游》许由对尧一节故事与《吕览·求人》篇关系时说：“如比较观看，则《吕览》拙而《庄子》文，拙者近古。虽不足以证明今本《庄子》此节出于《吕览》，即使各有同源，《庄子》文必已经后人润色，可以断言。”[20]浦先生之说，不把今本《庄子》看作一成不变的文本，已经足以直接动摇唐钺先生通则中与进化观念有关的三条，乃至其他几条通则。
曾教过季羡林先生的德国哈隆（Gustav Haloun）教授，在一篇讨论《鬼谷子》、《慎子》、《管子》、《韩非子》、《鹖冠子》等书中相关的法家佚文的文章中，明确提出彼此之间存在一个原型，是诸书的共同来源；而且他认为《慎子》、《管子》、《六韬》、《战国策》等皆存在原本和今本的演变过程，[21]皆为卓识。
裘锡圭先生曾在《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对于校读古籍的重要性》一文中指出，古代文字资料与传世古籍的关系中，有“二者虽非一书但有很密切的关系，或者其中一种出自另一种，或者二者同出一源”[22]。不过对于传世文献之间的关系，如关于《史记》与《书序》，裘先生也讲过“二者究竟谁抄谁，尚无定论”[23]。
陈鼓应先生在讨论《彖传》与《庄子》的关系时，指出二者“概念上的相似，绝非偶然现象。如果不是《彖传》受到了《庄子》的影响，或《庄子》受到《彖传》的影响，那就很可能是两者出于同一作者群”。后来又说：“《彖传》作者与《庄子·天道》等篇可能属于同一作者群，或属于同一文化圈。”[24]此处的“两者出于同一作者群”、“或属于同一文化圈”，和同源说略有不同，或和陈先生“《易传》道家说”的观点有关。
李学勤先生在继续张岱年先生讨论《系辞》“天尊地卑”一节与《乐记》“天高地下”一节的关系时，指出：“文字的递用沿袭，在古代文献中屡见不鲜。当时引用前人作品，不像现在那样严格地要标明，以至加上引号。近年发现的各种先秦到汉代的简帛书籍，也多次证实了这一点。《系辞》与《乐记》的关系，肯定也是这样。问题是两者哪一个在前，抑或有同出一源的情形。”直接将同源说和早晚关系并列。不过，他最后的结论是“《乐记》沿袭和包容了《系辞》的文句”[25]。
其后在讨论《黄帝书》四篇和《管子·心术》几篇的关系时，李学勤先生再一次提出：“这种关系的性质，不外有三种可能，就是：（1）《黄帝书》早于《管子》，《管子》袭用《黄帝书》；（2）《管子》早于《黄帝书》，《黄帝书》袭用《管子》；（3）两者同时，类似文句是出于学派相同，或系袭用同一来源。最后这种事例，在先秦以至汉晋古书中也是屡见不鲜的。”“两者同时”，“学派相同，或系袭用同一来源”，比前说又有改进；“学派相同”，比陈鼓应先生的“两者出于同一作者群”，范围更大，而且还涉及了学派的问题。不过李先生最后的结论是：“《管子·心术》等篇的作者曾读过《黄帝书》，引用了其中的思想以及文句。”[26]
后来李学勤先生在讨论《管子》中某些篇章和银雀山汉简《王兵》的关系时，对于同出一源的现象进行了深入分析：“古书篇章间重复叠出的现象很是普遍，但并不是偶然的。这种情形的出现，不外于两种原因：有的是由于当时学多口传，学者在传授记录以至著诸竹帛时有所不同；有的是由于学说思想的影响传播，学者在著作时彼此辗转引述。无论如何，总是表现着学术上的一定联系。”但是他最后的结论是，《管子》中《轻重》的《事语》篇文字因袭了《管子·七法》和银雀山汉简《王兵》。[27]
李学勤先生的“学派相同”、“学说思想传播”等推测，足以动摇唐钺先生的第六条通则。不过，李先生虽然提出同源的情形，而且其分析不断深入，但是他最后的分析结论，还是指明了先后因袭关系。
今人也有很多推断可能存在同源、但是又否定这种可能性的实例。比如陈丽桂先生在分析《文子》与《淮南子》关系的时候，说：“有没有另一种可能，即两者共同抄自先秦其他典籍，却详略互异？如果光就这类铺衍极盛的例子看来，答案应该是否定的。”[28]再如郭店简《语丛四》中的“窃钩者诛，窃邦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义士之所存”，裘锡圭先生在按语中指出：“此段内容与见于《庄子·肤箧》的下引文字基本相同：‘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29]对于《语丛四》和《庄子·肤箧》的关系，王葆玹先生指出有三种可能性：一是《语丛四》来自《肤箧》，二是《语丛四》与《肤箧》来自一部佚失的著作，三是《肤箧》来自《语丛四》。[30]但可惜的是，王葆玹先生“排除了《庄子》抄录楚简的可能性”，于是“在楚简抄录《庄子》和两者抄录他书两种可能性之间进行选择”，其结论是“可以肯定，历史的真相是楚简《语丛四》抄录了《庄子·胠箧篇》，而不可能是相反的”。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国语·齐语》与《管子·小匡》，罗根泽认为《小匡》晚，“乃汉初人作”[31]。顾颉刚后来提出了相反的看法，但并未详细论证。[32]李学勤先生也曾撰文讨论“两篇孰先孰后”，认为“《小匡》晚于《齐语》，好多地方不如《齐语》”，但是“并不意味《小匡》是一篇‘伪书’。我们曾根据近年发现的简帛古籍论证，‘古书的形成每每要很长的过程。除了少数书籍立于学官，或有官本，一般都要经过改动变化’。《齐语》和《小匡》为大家提供了古书如何改动变化的佳例，使我们对古籍的形成过程能有更多的了解，是很宝贵的”。[33]
这应该是李学勤先生同源之说的思想发端，而胡家聪先生就在李先生此说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见解，即：1.《小匡》和《国语》均出于同一个古时的底本，两者是分别辗转传抄的两种传抄本，当时书写于简册，传抄过程中难免有改字错写、或删或增之处。2.那一种接近古时底本的传抄本，文词古奥，被《国语》编者得到，作了一些删削，收进《国语》作为《齐语》……3.出于同一个古底本的另一种传抄本，经后人多次传写，因其文词古奥，故多有改字，改得明白易晓。有的改字合于原意，但有的改错了，不合原意，甚至窜入了‘关内侯’等后世词语”[34]。胡先生的这个“新见解”（当然并不真正是前无古人的“新见解”），颇有价值，他在对《管子》的研究中，还有不少与此说相近的内容。不过，就“同源”说而言，或并非一定是抄自另一典籍，也有可能是根据某个原始资料集（恐多为口传）而有所采撷、编订、补充。
而李学勤先生在讨论马王堆帛书《易之义》（整理者曾以为是帛书《系辞》下篇，廖名春先生指出篇名为《衷》）和《说卦》开篇三章文字相近的问题时，曾指出“《说卦》的这三章和《系辞》同出一源”[35]，“我们不能认为传世《说卦》系采自《易之义》。很可能《易之义》是来自《说卦》的原型，或两者有共同的渊源……《易赞》等的作者，曾引据‘十翼’的《彖》、《象》、《系辞》，可能还有《说卦》”[36]，基本认同“同出一源”说。在讨论帛书《易之义》中与《系辞下》论《易》之兴、作年代相关的文句时，直接说“以孔子这段话和《系辞下》对比，便知道两者出于一源”[37]。则李学勤先生也承认了“同文”同源之可能性。看来他是相信根据分析，可以判定到底是同源还是先后因袭。
近来刘笑敢先生指出在简帛考证中使用“类同举例法”，其实和“古史辨派”的“推理、论证、考据的方法似乎并没有根本不同”，他反对“简单地依靠‘类同举例’法来断定出土简帛的学派、作者和年代”。他所说的“类同举例法”，就是根据“同文”来判断文本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篇重要的反思方法论的文章，可惜很多问题尚未展开；而且他谈得多的是根据“同文”来“怀疑甚至断言甲书和乙书属于同一时代或同一作者或同一学派”[38]，没有论及据“同文”来争论“引用”、“抄袭”等问题。而他所批评的这一方法，并非是“古史辨派”特有的方法，倒是古来的传统方法。譬如《诗·小雅·小旻》的“国虽靡止，或圣或否；民虽靡膴，或哲或谋，或肃或艾”与《尚书·洪范》的肃、乂、哲、谋、圣的时代关系，刘节、梁启超说《洪范》袭用《小旻》，是战国才有的作品，既不是传统上所说西周初的作品，也不是周幽王时作《小旻》之时代的作品。此后钱玄同、顾颉刚、童书业、张西堂、陈梦家、郭沫若等皆赞同此说。[39]直到后来，才有顾颉刚的弟子刘起舒说《小旻》与《洪范》之间“原没有直接联系”[40]，署名顾颉刚、刘起舒所著的《尚书校释译论》，在讨论《小旻》与《洪范》的关系时，就既反对王应麟所说《小旻》是承《洪范》，也反对刘节等说的《洪范》承《小旻》，而说：“安知非二者同源？”[41](www.xing528.com)
其实，不仅在关于学术古籍的考察中存在“同文”，即便是古典文学里，也有很多人在讨论“同文”的现象。俞平伯先生曾指出：“前人写作以有出典为贵，评价亦以‘无一字无来历’为高。互相因袭，相习成风，过去有这样的情形，其是非暂置不论。其另一种情形：虽时代相先后，却并无因袭的关系。有些情感，有些想像，不必谁抄袭谁。例如李后主《浪淘沙》中的名句‘别时容易见时难’，前人说它出于《颜氏家训》的‘别易会难’，引见上卷李煜此篇注［三］。[42]果真是这样么？恐怕未必。所以二者相似，或竟相同，未必就有关联，也未必竟无关联，究竟谁是偶合，谁是承用，得看具体的情况来决定。所谓‘看’，当然用注家的眼光看，那就不免有他的主观成分在内了。而且所谓‘二者’，本不止二者，要多得多，这就更加复杂了。譬如以本句为甲，比它早一点的句子为乙，却还有比乙更早的丙丁戊己哩。盖杜甫诗所谓‘递相祖述复先谁’也。注家引用的文句，大都不过聊供参考而已。若云某出于某，却不敢这样保证的。”[43]
就“同文”之间的“同出一源说”，笔者也举一个例子，以见其具体运用。比如《系辞》“天尊地卑”一节与《乐记》“天高地下”一节之间，存在“同文”的关系。张岱年、李学勤先生认为《系辞》在前，而金春峰先生则认为《乐记》在前。[44]《系辞》这一节，如上文所说过，恐怕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文本，今本《系辞》和帛书本《系辞》就小有差别，“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帛书本将通假字写出正字后作“［鼓之］雷霆，浸之风雨”，而《乐记》则作“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润”、“浸”、“奋”三者音韵并不很近，“之以”与“之”不同，可见三处“同文”文字并不完全相同，很有可能是同出一源，或皆利用了儒家学派内部的资源，不烦用“同文”分析法来推定孰早孰晚；当然，我们也无法证明这三则“同文”时代接近。
而且，对于大段的“同文”，分析彼此之间的年代早晚还有一个疑问：我们讨论《系辞》这一节的年代早晚，究竟是讨论今传本或帛书本《系辞》这一节的年代，还是讨论倒推回去、想象中的更早的《系辞》这一节的年代？而如果当时这一节还没有和《系辞》其他篇章连缀成篇，那么，我们还能由《乐记》的年代，推论《系辞》的年代吗？何况《乐记》也由许多章节组成，其形成年代也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根据郎瑛推断“同文”的原因和章学诚的“言公”之说，我们不难明白，一个思想（内容）的最先形成的年代，和某个乃至某几个文本的最后定型（形式）的年代，并不是同一个问题——因此才存在诸多的中间环节。古人立言、“言公”，是为了传述思想，内容应该重于形式，形式是为内容服务。所以，“同文”分析年代法，最多只能表明现存的文本形式之间有可能存在一个形式上的逻辑的先后（这个逻辑先后，是我们只关心现存“同文”之间的先后关系所人为造成的），但是这不能必定代表实际的内容之间或历史上真的有这样一个先后关系存在。
因此，与其毫无把握地去论证先秦秦汉时期的古书“同文”之间，有可能存在一一对应的因袭关系这个前提，在此基础上再证明二者是因袭的关系，不如更多地设想当时有那么多的佚失不传的古书，以及口耳相传的文献。所以我们应该把问题设想得复杂一些，不能斤斤计较于今天所见的“同文”之间的早晚关系，把问题简单化（虽然它们确有可能存在先后因袭关系，但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如何证明，都是疑问）。我们应该专注于古书的思想内容，不能让形式来决定内容，更不能通过推导形式的先后而推定内容的时代先后。不能得其“迹”而忘其“所以迹”，本末倒置。过去有不少学者根据古书形式上的先后以及思想的演进法等工具，推导出古代诸子篇章的年代先后，排出时间链条，他们的不少结论已经被否定了。可是现在还有不少学者延续这种思路（仅将某些结论稍作修改），尤其是把出土文献根据“同文”现象，归入其心目中的文本时间链条中去，为出土文献定确定年代。这种结论仍然只是形式上的、逻辑上的，只具有参考价值，指导其思路的观念并没有根本改变。
但是，就古书的校勘、训诂工作来说，寻求“同文”是很值得推崇的方法。当然，在具体操作的时候，尤其是涉及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同文”，利用传世文献解读出土文献的时候，要注意防止不恰当的“趋同”和“立异”两种倾向。[45]更可以注意的是，为“趋同”和“立异”这两种倾向奠基的是“源流”同异的问题，故在此两种倾向之外还有“溯源”的工作可以做，于此不能详论。
总之，“同文”分析法，对于校勘、训诂的工作，非常有帮助；但是超出了校勘、训诂的范围，进而要用它分析古书篇章的年代先后、真伪，恐怕就不是很有帮助了。对于“同文”，我们更应该考虑到同出一源的可能性。这样的观念，或许会对于古书考辨的方法乃至已经“定伪”的成果、已有的年代序列造成“破坏”，引起长期的“混乱”。但是如果它能使我们的工作摆脱简单化，走向接近真实的方向，那么我们没有必要害怕再一次重建我们的古典学。古书的形成比较复杂，我们需要从思想认识上摆正方向，进行仔细研究，尤其需要探索更合适的研究方法。
【注释】
[1]旧文曾从郑良树之说称为“重文”，还曾称之为“对文”，也容易引起误解。
[2]何志华先生曾讨论了“古人据异文为注”的问题，指出“毛亨曾参考三家《诗》异文”，《孔子家语》王肃注、《国语》韦昭注，以及《淮南子》高诱注，都曾参考异文。参见氏著《高诱据〈文子〉注解〈淮南子〉证》，《〈文子〉著作年代新证》。
[3]郎瑛：《七修类稿》卷二三，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 年，第353—354 页。胡兰江女士曾节引此文，并指出：“这种依照相同的字句去判断学派归属的做法本来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它让我们在考古资料与传世文献之间搭起一个桥梁，为我们的释读提供方便，并可以借此纠正传世文献中的一些错误。但其作用仅此而已。如果一定要赋予它更多责任，把它作为推论的主要依据，恐怕就不可取了。”参见氏著《七十子考》，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学位论文，2002 年5 月，第63—64 页。
[4]洪迈：《容斋随笔·三笔》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第424 页。
[5]《经义考》卷一三八引作“胎教”，当从。
[6]郑元祐：《侨吴集》卷七，《四库全书》第1216 册，第503 页上。
[7]参见叶瑛《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4 年，第169 页。按：章学诚《文史通义》中有《言公》上中下三篇，列举了不少事例，上引文为其主旨，所说或可能有得于郎瑛。
[8]柳宗元：《柳河东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91 年，第50—51 页。
[9]顾观光：《文子校勘记》，《四部备要》，第45 页上。或以为作者为钱熙祚，恐不确，参见胡文辉《文子的再考辨》，《中国早期方术与文献丛考》，第57 页。
[10]孙星衍：《文子序》，《问字堂集》，第89页。孙星衍还说“：淮南王受诏著书，成于食时，多引《文子》，增损其词，谬误叠出。”但是据《汉书》，淮南王受诏是作《离骚传》，不是《淮南子》。《淮南子》是否因为淮南王准备入朝觐献而使“宾客迫于成书”，史无明文。
[11]参见唐钺《尹文和〈尹文子〉》，罗根泽编著《古史辨》第六册。
[12]唐钺：《考订古书撰作年代通则补说》，《文史》第十五辑，第293—299 页。
[13]如郑良树有《从重文的关系，论〈列子·黄帝〉的流传》《、从重文的关系，论〈列子·说符〉的流传》，其他论《晏子春秋》的成书等文，也用了相近的方法。均参见氏著《诸子著作年代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 年。
[14]参见诸祖耿《关于马王堆汉墓帛书类似〈战国策〉部分的名称的问题》，《南京师大学报》1978年第4 期；《战国策集注汇考·附录》。张烈《战国纵横家辨——兼与徐中舒诸先生商榷苏秦等问题》，《战国秦汉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6 年；赵生群《〈战国纵横家书〉所载“苏秦事迹”不可信》，《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7 年第1 期。
[15]参见拙作《上博〈诗论〉“怀尔明德”探析》，《新出简帛的学术探索》。
[16]陈启源：《毛诗稽古编》，阮元、王先谦编《清经解 清经解续编》卷七五，上海书店1988 年影印本，第411 页上。
[17]王国维：《说商颂》，《观堂集林·附别集》卷二，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117 页。
[18]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观堂集林·附别集》卷九，第二册，第421 页。
[19]罗根泽编著：《古史辨》第四册，第368 页。
[20]浦江清：《逍遥游之话》，《浦江清文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第221 页。
[21]Gustav Haloun，“Legalist Fragments，”Part I，“Kuan-tsï 55 and Related Texts，”Asia Major（NS）2，1951，pp.85-120.
[22]裘锡圭：《古代文史研究新探》，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3 页，原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 年第5 期。
[23]裘锡圭：《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第50 页。
[24]陈鼓应：《〈彖传〉与老庄》《、〈彖传〉与道家的思维方式》，并参见《易传与道家思想》，第16、26 页。
[25]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长春出版社，1992 年，第81 页。
[26]李学勤：《〈管子·心术〉等篇的再考察》，《古文献丛论》，第186 页，原载《管子学刊》1991 年第1 期。
[27]李学勤：《〈管子·轻重〉篇的年代与思想》，《古文献丛论》，第199 页；原载《道家文化研究》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
[28]陈丽桂：《试就今本〈文子〉与〈淮南子〉的不重袭内容推测古本〈文子〉的几个思想论题》，《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八辑，第208 页。
[29]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第217、218 页。
[30]参见王葆玹《试论郭店楚简的抄写时间与庄子的撰作年代——兼论郭店与包山楚简的时代问题》，《哲学研究》1999 年第4 期。
[31]罗根泽：《管子探源》，上海：中华书局，1931 年，第63—71 页。
[32]顾颉刚：《“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文史》第六辑，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0 页。
[33]李学勤：《〈齐语〉与〈小匡〉》，《古文献丛论》，第183 页，原载《管子学刊》1987 年创刊号。
[34]胡家聪：《管子新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第266 页；2003 年版，第273—274 页。
[35]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第236 页；《周易溯源》，成都：巴蜀书社，2006 年，第343 页。
[36]李学勤：《周易溯源》，第365、368 页。
[37]李学勤：《周易溯源》，第393—394 页。
[38]刘笑敢：《略谈简帛考证中“类同举例法”的局限性》，艾兰、邢文编《新出简帛研究》。
[39]参见刘起釪《〈洪范〉成书时代考（附今译）》，《尚书研究要论》，济南：齐鲁书社，2007 年，第400—401 页，原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 年第3 期。
[40]刘起釪：《〈洪范〉成书时代考（附今译）》，《尚书研究要论》，第414 页。
[41]顾颉刚、刘起舒：《尚书校释译论》，北京：中华书局，2005 年，第1158—1159 页。按：这当主要是刘起釪的意见。但是据《顾颉刚日记》，顾曾校改刘起釪关于《洪范》的文章，不知有何意见。裘锡圭先生在讨论
公盨铭文时，附带提及《小旻》与《洪范》的关系，引述了关于二者关系的三种看法，其中第三种“二者间无直接关系”应该就是刘起舒的看法。裘先生的意见是“《小旻》袭《洪范》的可能性为最大”，参见氏著《
公盨铭文考释》，《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第70 页。
[42]原注［三］：《颜氏家训·风操》：“别易会难。”《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九引《复斋漫录》以为李后主盖用此语。古诗中类此者正多，如曹丕《燕歌行》“别日何易会日难”、戴叔伦《织女词》“难得相逢容易别”。但这里是人人心中的一句普通话，即便相同，也不必看作用典。
[43]俞平伯：《唐宋词选释·前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年，第18—19 页。
[44]金春峰：《〈周易〉经传梳理与郭店楚简思想新释》，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4 年，第76—77 页。
[45]参见裘锡圭《中国古典学重建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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