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以上的材料，可以分析某些有关《文子》的问题。
1.首先可以指出的是，《文子》一书绝非如某些学者所不自觉接受的那样，在历史上一直都被认为是抄袭《淮南子》而成的伪书。恰恰相反，倒是不少学者认为是《淮南子》抄袭《文子》。仓石武四郎已经指出周必大、刘绩、王世贞、毕沅、孙星衍皆认为是《淮南子》抄袭《文子》。[71]甚至以辨伪为事的学者如胡应麟、姚际恒，也没有一概认定《文子》为伪书。直到陶方琦才说《文子》割裂《淮南子》，章炳麟以今存本《文子》为张湛伪造，梁启超说今存本《文子》是“伪中出伪”。[72]
按：周氏《涉笔》云“《淮南子》多本《文子》”[73]，其时间在黄震之前；明代刘绩也认为《淮南子》“乃全取《文子》而分析其言”[74]；其后王世贞《读淮南子》指出“其理出于《文子》、《庄子》、《列子》”[75]；清初马驌说“《文子》一书，为《淮南鸿烈解》撷取殆尽，彼浩淼，此精微”[76]；后来毕沅也说“《文子》十二篇，淮南王书前后采之殆尽”[77]；沈钦韩也认为“书为《淮南》袭取殆尽”[78]；孙星衍之说载于《问字堂集》；[79]江琮也持《淮南子》取《文子》之论。[80]只是这些人的说法，没有受到近代学者的重视，尤其是在当近现代辨伪成了一种风气之后。然而专门辨伪者，并没有反思自己的辨伪方法。
2.今存本《文子》一书，自当依余嘉锡先生所总结之古书通例，视作某一学派之作品集。目前可以确切知道的，是该学派作品中有“平王问”形式。王博、魏启鹏等先生根据竹简《文子》2391 号“天王”一语，指出与文子对话者“只能是周平王”[81]，其说可从。
班固《艺文志》自注“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之“依托”，孙星衍以为“盖谓文子生不与周平王同时，而书中称之，乃托为问答，非谓其书由后人伪托”[82]；余嘉锡先生认为：“其授受不明，学无家法，而妄相附会，称述古人，则谓之依托。如《艺文志》《文子》九篇，注为依托，以其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时代不合，必不出于文子也。《杂黄帝》五十八篇，明知为六国时贤者所作，而不注为依托，以后人可以称述前人之说也。”[83]
按：两位先生都以问答之事为依托，但是二人对于问答之“托”是否出于文子（或此学派），意见不一。《汉书·艺文志》云：“《力牧》二十二篇。”班固自注：“六国时所作，托之力牧。力牧，黄帝相。”故所谓“依托”，确有如余嘉锡先生所言，“其授受不明，学无家法，而妄相附会，称述古人，则谓之依托”。不过班固于《黄帝四经》、《黄帝铭》并未说起于何时或是否依托，而很可能古人相信黄帝之言有流传者，并非依托；但是《黄帝君臣》、《杂黄帝》已明说为六国时作，与《力牧》相同，为依托之义非常明显。因此余先生“后人可以称述前人之说”的辩解，恐怕难以服人。另外从出土有竹简《文子》来看，很难说汉代时绝对没有文子的后学。因此所谓“依托”，很可能应该是孙星衍指出的“托为问答”。
此假托周平王之问答，就《韩非子》来看，或许有其原型，不一定是“妄相附会”。孙星衍从杜道坚之说，认“平王”为“楚平王”；李定生先生则根据《韩非子》、《别录》，认为是“齐平公”[84]。有可能由此而传讹为“周平王”，但目前难以指实。
看来班固所见《文子》，既能看出文子是老子弟子，又有文子与周平王的问答。于是《汉书·古今人表》将文子置于周平王时，《艺文志》则又指出文子为老子弟子。这是疑以传疑，信以传信，正如同当时人可能深信黄帝一样，他们也有可能以老子、文子为长寿之仙人。
3.《别录》佚文有：“《墨子书》有文子，文子即子夏之弟子，问于墨子。”[85]以为文子是子夏弟子，与《汉书·艺文志》、《汉书·古今人表》所记文子年代不合。由于缺少相关资料，今难以考定。[86]唯《太平御览》卷九四九载：“文子曰：‘禽子曰：多言有益乎？’墨子曰：‘虾蟆蛙黾，日夜恒鸣，口干舌擗，然而不听。今观晨鸡，时夜而鸣，天下俱动。多言何益？唯其言之时也。’”此文不见于今存本《墨子》，或与《别录》有关。但是《艺文类聚》卷九〇，《太平御览》卷三九〇、九一六皆无“文子曰”，而是“墨子曰”，后世《御定渊鉴类函》则在卷二六六、四二〇与四四八将两种说法都抄录了。
不过这则佚文使笔者想到，“禽”从今声，楚简中“禽”字省作“
”（如《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周易》简8、10），也就是“
”，乃至作“含”（《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七）·凡物流形》）。是否有可能因为“禽子”被省作“今子”（声韵相通）、“含子”或“
子”（《别录》佚文中有前后相连的两处“文子”，古人是用重文抄写作“文=子=”），而后被误为“文子”呢（“文”与“今”韵部古音为文部和侵部，相近）？因为“禽子”即禽滑釐，曾学于子夏，这是见于《吕氏春秋》、《史记》等书的。
又《唐抄文选集注汇存》载：“刘向《别录》云：文子，老子弟子，鲁哀、定时人，姓辛，名计然，著《文子》书。”然而先秦书惯例，少有以字名书者（《子思子》乃因子思为孔子之孙，不得再称孔子；《子华子书录》或以为伪作，云《子华子》本名《程子》），且一般认为计然即范蠡之师，《越绝书》中有《计倪内经》，计倪即计然。然而《计倪内经》以及计然佚文，和《文子》多不同。因此，计然、计倪和《文子》书所谓之文子并不是一个人，这是前人早已作出的结论。然而有学者引《续博物志》卷九所载“计然云：人受命于天地变化而生，一月而膏”云云，与《文子·九守》之“老子曰：人受天地变化而生，一月而膏”云云对应；又引《文子·上德》的“天气下，地气上，阴阳交通，万物齐同”和《上仁》篇的“阴阳交接，乃能成和，和则生成万物（引者按：此六字通行本无）”，比对《太平御览》卷十所引《范子计然》的“风为天气，雨为地气，风顺时而行，雨应风而下。命曰：天气下，地气上，阴阳交通，万物成矣”，以证明计然即文子。[87]但是《续博物志》中有一些内容晚至宋代，即便是按照其题名作者李石来看，也只是晋代人，不能排除作者当时以为文子即计然，乃至两书有“重文”的可能性（类似的情况习见于古书之中）。
考此处刘向《别录》和上文《别录》佚文，估计是刘向《文子书录》的佚文，当是刘向杂引诸说而考察文子之为谁，然而最终为班固所取者，只不过结论是“文子，老子弟子”。因此《唐抄文选集注汇存》之“鲁哀、定时人，姓辛，名计然，著《文子》书”，有可能是或曰之文，而后人误合于“文子，老子弟子”之后。即便此为刘向之原文，也只能表明刘向倾向于认为文子即计然，而班固不取此说，且在《汉书·古今人表》中也分为二人。
4.比较今存本《文子》与八角廊竹简《文子》，问答内容不同之处有很多。这说明二者不是先后相承的关系，这种不同，可能是因为学派内部流传不同所造成的，而且许多问答内容可能出自后学附益。竹简《文子》，疑仅为文子后学中某一学派所保留的资料。李学勤、邢文先生所标点的篇题，[88]赵建伟先生提出了五点疑问，[89]其是非尚可讨论。但胡文辉先生指出“不能真正确定竹简《文子》一定是九篇，一定就是《艺文志》所收的传本”[90]，说是。
关于竹简《文子》的所谓标题，李学勤先生是根据残简2465 的“［文子上经圣□明王］”，而标点为“《文子》上经：《圣□》、《明王》”，邢文先生补充为“《文子》上经：《圣［知］》、《明王》”，并指出另一相关简0909：“□经者，圣知之道也。［王］也不可不……”
按：赵建伟先生提出五点疑问，确实足以怀疑此处简2465 是否为标题。然而最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将此简及简0909 采取别的能够说得通的解释？上博简《子羔》简7 有部分文字，裘锡圭先生在时说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解读意见，值得参考。此处上下文是：“子羔曰：如舜在今之世则何若？孔子曰：8亦纪先王之由道，不逢明王，则亦不大仕。7”裘先生指出，这里的“纪”，是含有“治理”、“整理”一类意思的用法。《诗·大雅·械朴》“纲纪四方”，郑玄笺：“理之为纪。”“纪先王之由道”的意思，就是将先王治冶天下的道路，也就是方法，整理出头绪来，其目的当然是要人们明了、遵循先王之道。[91]因为整理的目的是让人遵循、效法，所以整理者本身就有一种效法的目的在。而古代的“经”，也有纪理之义，如《庄子·渔父》“吾请释吾之所有而经子之所以”，陆德明《释文》引司马云：“经，理也。”《左传》隐公十一年“礼经国家”，孔颖达疏：“经，谓纪理之。”值得纪理的东西，后来就被称为“经”，所以“经”也有常法之义，作动词用则可谓效法。因此，对于简2465“［文子上经圣□明王］”，我们可以怀疑所说的是文子整理、效法以前圣哲明王（的言论、治国方略等）。而对于简0909“□经者，圣知之道也。［王］也不可不”，或可以补一“上”字，读为“上经诸圣知之道也。［王］也不可不”，“者”与“诸”古通，所说就是文子曾经整理、效法以前种种圣智之道，因此大王不可不（听）。在宋代王正德所撰《余师录》卷三中，有一段话与此处简文的意思最贴切：“刘挚作《张文定玉堂集叙》云：甚哉，辞之不可以已也！夫万事异理，非言不命；四方异情，非辞弗通……又欲其言之约三代而上经圣人所定，不可尚已！三代而下，作者污隆，随时屡变。其间承平之时，训词深厚，号令温雅有古风……”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简2465 是残简，今已不可考定，从文字来看，似是陈述句，而竹简《文子》多为对话。是残简有些问题（竹简原文或作释文者漏抄了“文子”后的“曰”字），还是竹简《文子》原本在对话之前或对话之间尚有些介绍性文字，说明文子曾经上经圣智明王之道，就有待再研究了。
5.竹简《文子》尚未正式发表之前，张岱年先生曾认为“《文子》即令是《汉志》之旧”，但不一定是“先秦的旧籍”。他认为《文子》有语本于《庄子》、《孟子》、《易传·文言》、《荀子》、《吕氏春秋》、《乐记》，依据《吕氏春秋》、《乐记》年代断定《文子》著作年代“最早不能早于战国后期，最晚不能晚于汉景帝时”。[92]
按：《庄子·让王》、《吕氏春秋·审为》俱是引詹何语，《文子》可能另有所承，不必晚于《吕氏春秋》，而且《乐记》的年代恐未必晚至汉武帝时。[93]
张先生主要是根据思想内容，推断“《文子》一书是汉文景之时黄老学派的著作”。相近之推断今存本《文子》作于此一时期者，尚有熊铁基（战国末年或秦末汉初）、丁原明（秦末汉初）等先生。[94]
按：就从思想上考察而言，胡适先生早就指出，依据“思想系统”或“思想线索”的思想分析法，是“很有危险性的”，“是一把双面锋的剑可以两边割的”，“不能避免主观的成见”。[95]而且《文子》的成书时间不等于文子思想的形成、流传时间，二者之间是形式与内容的问题，而学界对于黄老思想之形成时间未有共识。
6.陈丽桂、胡文辉、曾达辉先生有接近的意见，认为：汉简《文子》与《文子·道德》对应的文字，全部都只见于《道德》中以“文子问，老子曰”开头的章节，而绝无见于以“老子曰”开头的章节，无一例外；《淮南子》与《文子·道德》对应的文字，见于《道德》中以“老子曰”开头的全部十一章，而绝无见于以“文子问，老子曰”开头的章节，也无一例外。[96]由此作出推论，认为今存本《文子》主要据竹简《文子》和《淮南子》而来。
按：何志华先生已指出竹简《文子》简0198“知足以知权”见于今存本《文子·上礼》以“老子曰”开头的部分；简1181、0792、2376、2252 与今存本《文子·道德》对应的部分，以“文子问，老子曰”开头者，见于《淮南子·人间》、《淮南子·修务》、《淮南子·本经》。[97]故上说难以成立。
但何志华先生根据竹简、今存本《文子》简约而《淮南子》详尽，怀疑竹简《文子》也未必早于《淮南子》。何先生之说来自他此前一篇文章的观点：今存本《文子》、《淮南子》二书重文中，《淮南子》义胜者多；《淮南子》征引事例，往往人物年代后于文子、老子，故《文子》编者每每删去人物，只作泛论之辞。有《淮南子》合韵（《说山》：“舟在江海，不为莫乘而不浮；君子行义，不为莫知而止休。”）而《文子》失韵者（《上德》：“舟浮江海，不为莫乘而沉；君子行道，不为莫知而止。”）；高诱《淮南子·序》指出《淮南子》讳“长”，改为“修”，“丛兰欲修，秋风败之”一语，当从《文子·上德》在“日月欲明，浮云盖之”下（“明”、“长”协阳部韵），《文子》编者以“修”字不可解，因改作“秀”，后又避光武讳改为“茂”，皆失韵之例。由此何先生认为今存本《文子》抄《淮南子》，但在高诱甚至光武帝之前便已成书。[98]
对于“《文子》编者每每删去人物，只作泛论之辞”，顾观光已有所论述，比如《淮南子·修务》的“昔者南荣畴耻圣道之独亡于己”一段，《文子·精诚》略同，顾观光遂云：“文子既为老子弟子，则与南荣趎同时，安得云‘名立后世’，又安得云‘至今不休’！可见《文子》取《淮南》，非《淮南》取《文子》也。”[99]此外还有相近的几个例子。然而这类事例，由古代子书乃学派集体著作的观点来看，尚未可非议。
也有学者指出《文子》只阐述理论，而没有具体人物、故事作为事例。江世荣先生反以为是《淮南子》“举古代传说来阐明义理”，王利器先生认为是《淮南子》敷演为文、“举真人真事以实之”。[100]
葛刚岩先生还指出：“《淮南子》中多用一些具体的历史人物、年代、古籍名称，今本《文子》中则将这些具体的名称虚化为类名，或干脆去掉。”[101]
何志华先生考察《淮南子》高诱注，区分出“高《注》与《文子》重文相合”与“高《注》与《文子》重文不合”者，很有参考价值。但是他是以今存本《文子》作比较，而今存本《文子》未必全同于高诱所据本。如所谓《文子·上德》失韵，《道藏》默希子注本原文作“舟浮江海，不为莫乘而沉；君子行道，不为莫知而愠”，“沉”、“愠”为文、侵通转合韵。
高诱说刘安避父讳，但似乎并不严格，《淮南子》中多有“长”字。何志华先生曾引吴承仕《淮南旧注校理》之说：“凡长短对文，皆曰修。而长大长养长老长幼诸文，并不改长为修。疑长短长幼，彼时读音已殊，故不涉讳限欤？”由之疑“丛兰欲长”之“长”亦当读为“长大”之“长”，而仍避讳改为“修”者，“盖例外者也”。[104]但《淮南子》中有明显作“修长”字意的地方，如《淮南子·主术》有“鱼不长尺不得取”，《淮南子·道应》有“筑长城”，梁玉绳疑分别为“及”、“修”之误；于鬯据《淮南子》出现“修城”、“长城”之例，指出“今本《淮南子》有经后人写乱者”[105]。此处或可谓并非长短对文，然而《方言》卷一记载“修，长也，陈、楚之间曰修”，则也有可能《淮南子》并非避父讳，仅是因方言之故而作长作修。
“丛兰欲修”一语，何志华先生是推定其位置，且这一段话为习语的格式，此例似难以作为很充分的证伪证据。何宁先生疑“修”本作“长”，读长养之“长”，“淮南不讳长养字，疑校者误改误补”。[106]然而“长大”、“长养”之义似皆不甚合。以笔者陋见度之，此处文意应该是“芳”，默希子注正解作“芳”。但是《淮南子》、《文子》皆未用可以押韵的阳部字“芳”，那就可能是因为某种原因用了近义词。汉武帝《秋风辞》有“兰有秀兮菊有芳”，“秀”、“芳”义近，而修、秀皆为心纽幽部字。疑《文子》作“秀”者是，《淮南子》作“修”，或只是通假字，并非避讳之类。
7.王利器先生曾作文认为《淮南子》、《文子》两书内容互见时，“《淮南》窜改《文子》之文而以为楚语”，举四例为证。[107]何志华先生为之补充一例（《文子·微明》“纣为象櫡而箕子啼”，“啼”字《淮南子》作“唏”，而王利器所据默希子注本《文子》作“唏”，可能是据《淮南子》改），但是认为这些例子“并不足以证成《淮南》袭用《文子》；相反，此五例恰好证明《淮南》专用楚语”，又举十八例证之；然后反举出《文子》用楚语者四例，以说明是《文子》因袭了《淮南子》。[108]
按：《文子》是否可用楚语，特别是某些楚方言何时为其他地方人所能懂，尚有待研究，而这是此处问题能否成立的前提。尤其是何志华先生所举四例，全部为“老子曰”中的内容。而传老子为陈人，《老子》中有不少楚语方言。《文子》这些部分用楚语，或未可非议。但是王利器先生所引，包括何先生所补之例，也全部是“老子曰”中的内容，却又没有用楚方言。何以有这种现象？似乎取决于某些楚语的流传情况。当然，从何志华先生补充之例来看，也有可能是后人在传抄时改写，这都还有待研究。总之，方言有一定地域性、延续性，但是其流传、传播、变化情况比较复杂，是动态而非静态的，未可一概而论。今人于这种变动情况，所知尚少，阙疑为好。
8.何志华先生后作《今本〈文子〉诠释〈淮南〉考》一文，剖析了“今本《文子》运用同义、近义、通假词诠释《淮南》例”、“今本《文子》修饰《淮南》文句例”、“今本《文子》增益、约略、概括《淮南》文辞例”、“今本《文子》依据《庄子》诠释《淮南》例”、“今本《文子》依据其他典籍诠释《淮南》例”、“今本《文子》诠释、发挥《淮南》原文而赋予新义例”，最重要的是“今本《文子》改易《淮南》致使文义难通例”三例。[109]
按：此三例，何先生处处都提到了“历代传抄致误”之可能性，鄙意这一说更需要重视。第一例：《文子·精诚》“浮游泛然不知所本，自养不知所如往”，《淮南子·览冥》作“浮游不知所求，魍魉不知所往”，俞樾认为“自养”当作“罔养”，与《淮南子》相应（何志华先生有引述），王利器先生已举影宋本作“罔养”为证。[110]第二例：《文子·上礼》的“田无立苗，路无缓步”，《淮南子·览冥》作“田无立禾，路无莎薠”。“步”古音并纽铎部，“薠”当从“烦”声，“烦”古音并纽元部，二者古音为通转关系。“缓”古音匣纽元部，“莎”古音心纽歌部，而心纽元部的“亘”字与匣纽元部的“爰”字通假，[111]因此“缓”与“莎”也可能是通假字的关系。是故“缓步”与“莎薠”，可能只是通假字关系，而并非《文子》有意改易《淮南子》致使文义难通。[112]第三例：《文子·上仁》的“禁苛”，《淮南子·主术》作“奈何”，说已见前。
而且，何志华先生所举“今本《文子》依据其他典籍诠释《淮南》例”第38中，《文子·上仁》的“政乱，贤者不为谋；德薄，勇者不为斗”，似乎比《淮南子·主术》的“政乱则贤者不为谋，德薄则勇者不为死”要更合适，因为谋、斗为侯之合韵，[113]而“死”为脂部字，失韵。当然，《淮南子》失韵的原因还有待研究。
9.王三峡先生从《文子》的韵读考察其年代，认为它具有一些先秦语音的特色，与西汉音有所不同。又考察《淮南子》的失韵，论证其抄引《文子》。还举《淮南子》的重复矛盾，比较《文子》与《淮南子》的详略情况，以及二者句式的差别，证明是《淮南子》抄引《文子》。[114]
按：王先生据音韵证明《文子》成书于东汉前，很有说服力。但是说先秦语音与西汉语音有不同，这正是古韵研究的难点所在。她据周祖谟先生的《两汉韵部略说》一文所说之部尤韵字西汉时转入幽部，质、术（物）两部在西汉时合为一部这两个规律，举《韩诗外传》三例，证明尤韵字在西汉时转入幽部，而《文子》中这些“尤韵字仍然是与之部韵相押的，根本未转入幽部”；又统计《文子》中“质部自相押韵六处，术（物）部自相押韵十七处，质术（物）合韵三处。看来，质术（物）两部仍属分立，尚未合一”。但是周先生的著作是拿《诗经》和西汉用韵作比较，这两个时段之间音韵的发展变化细节，则有待研究。古音中之、幽合韵，质、术（物）合韵，这应该是之部尤韵字转入幽部，质、术（物）合为一部的原因之一。但是具体何时转入、何时合部，恐怕不能拿战国、秦汉的朝代的转变来作时间点上的截然划分。如果从战国至西汉这样一个较长的时段来考察，对比王先生所说《文子》中之部尤韵字未转入幽部，和《文子》中有质术（物）合韵三处但质术（物）两部仍属分立之论，不免会疑惑是合韵还是合部，其实很难判定。她所说“歌部的分化，恐怕早在西汉前中期就已开始”，其实是一种假设，或者说是根据其他学者论定在东汉时期分化这一结论所作的推理，还需要进一步论证。至于所说《淮南子》失韵，王念孙多是解释为涉文或衍文误，王三峡先生则以为是《淮南子》的作者有意改之，有欲由之证明《文子》、《淮南子》关系的意图在先，怕不如王念孙之说平实。至于《淮南子》的重复矛盾，这确实是很有说服力的证据。但是今存本《淮南子》也有流传的问题。王先生论《文子》注意到了《文子》文本的变动性，却以《淮南子》文本为不变，似有不妥。
不少学者可能是因为未将《文子》、《淮南子》看作并非单线流动的传本，故而每举清人校勘校释成果，以证明《文子》或《淮南子》之真或伪，然而有时却没有仔细分析前人成果，以致被前人误导；或没有谨慎考虑自己的陈述。除前举之例外，陈丽桂先生分析《文子·道原》之误，就有可疑之处。
比如《文子·道原》的“表之不盈一握”，《淮南子·原道》作“卷之不盈一握”，陈先生指出俞樾云“表”乃“袞”字之误，古音“袞”与“卷”同。这就根本不是证明《文子》误抄《淮南子》的证据。《文子·道原》的“天常之道”，俞樾认为当以《淮南子·原道》的“太上之道”为是，“天”乃“太”之误，“常”乃“上”之误。陈先生补充说：“盖上、尚通，尚、常形近而误。”[115]
按：“尚”、“上”、“常”古音相通，“天”、“大（太）”古或不别。俞樾赞同“太上之道”，可能只是为了对应《淮南子》前文的“泰古二皇”（《文子》作“古者三皇”）。退一步讲，其实古书多见“天常”，郭店简中，被整理者题名为《成之闻之》的简文中，也有所论述。《乐记》中子夏对魏文侯语：“夫古者天地顺而四时当，民有德而五谷昌，疾疢不作而无妖祥，此之谓大当。”“当”与“常”通，“大当”也就是“大常”、“天常”。以子夏之语比对《淮南子》、《文子》“太上”一语之前的“父无丧子之忧，兄无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妇人不孀，虹蜺不出，贼星不行，含德之所致也”，《文子》或未必误。陈先生还认为《文子·道原》“万物之变不可救”义不可通，《淮南子》作“不可究”，《文子》的“救”当是“究”之声误。按：既是声误，则当以通假求其本字，不必说《文子》抄误。二字同为见纽幽部字，“究”字或即是本字。或曰：《文子》也可能读为“求”（群纽幽部字，“救”从求得声）。陈先生还举了另外一例，虽然很有道理，但也是视今存本《文子》为固定不变之本。
《文子·道德》有“见小，故不能成其大也”一语，不少学者论其语义与简本《文子》、《老子》本义相反，作为窜改之证。[116]张丰乾先生后来又据张元济《通玄真经校勘记》指出传世本《文子》也有作“小故能成其大”者。[117]
按：《正统道藏·通玄真经》作“执一者，见小也，见小故能成其大功”；《道藏》默希子注本作“执一者，见小也，见小故能成其大也”；王利器指出唐写本作“见小故能成其大”[118]。《定州西汉中山怀王墓竹简〈文子〉校勘记》注（58）说“默本和杜本均作‘不能’”——学者之误，当是由此处之误而来。
张丰乾先生根据慧远所引与今本《文子》有不同，认为“慧远所称引的应该是古本《文子》的内容”，又据今存本《文子》所言能在《淮南子·精神》中找到原文，以为“《淮南子》有可能称引了古本《文子》的部分内容，但在文字上作了加工，而今本《文子》确是直接抄袭了《淮南子》的原话”[119]，推断今本《文子》的出现“应该是在慧远之后”，并进而“有理由推测张湛所注是古本《文子》”，认为“北魏人李暹有伪造今本《文子》的嫌疑”。
按：张湛与慧远大致同时，张丰乾以张湛注为古本，而今天仍能见到部分张湛注，则不能排除今存本来自张湛本之可能；张湛注北魏时当仍在流传，当时人有称引《文子》者，说李暹于此一时期作伪，难以令人信服。
张丰乾先生此前曾有一文论《文子》与《淮南子》的关系，[120]认为今存本《文子》晚出。此文不过是该文观点的继续。张先生于此重复了该文中的一段话：“刘歆及班固所见《文子》为九篇，都为问答体，当和古本《文子》差异不大。班固时古本《文子》即使有残缺也不会很严重。故而今本《文子》的出现不会早于东汉前期。”
按：据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前已言及班固《汉书·刑法志》一语，有可能化用自《文子·下德》，彼处并非问答体。张先生认今存本《文子》晚出的主要理由是“竹简本中的一些思想为今本所误解”。张文认为：“今本中的‘天下大器也’，在竹简文中是‘天地大器也’……帛书《老子》中的‘可以为天地母’，在通行本中都改成了‘可以为天下母’，意义大变。”但郭店楚简《老子》甲简21 正作“可以为天下母”，故此条理由可疑。张文还拿竹简《文子》与同时出土的《论语》比拟，这有一定的可比性，但认为“任何一种古籍的不同传本之间，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应该是大同小异”，这却似是而非。经书、子书在战国前并未定本，而众所周知，刘氏父子之校书体例，经、子有别（见前文）。马王堆帛书《易经》、《易传》与今存本大有不同，其之不传，是因为刘氏父子以中秘之古文校经书。而《文子》属子书，是广收诸本，去其重复，传本不同，实不足为怪。
慧远所引《文子》称“黄帝”，今存本为“老子”，竹简则为平王与文子对话，曾达辉先生以为可为窜改之证。[121]
按：何志华先生指出高诱所见《文子》已变成“老子”。这些称谓之不同，也有可能是派别、流传不同所致，未可遽论为窜改证据。
后来，张丰乾先生又对孙星衍《问字堂集》中所举《淮南子》引用《文子》的八个例证，一一进行了条辨，[122]认为仔细分析起来，恰好可以证明“传世本《文子》对《淮南子》的窜改，而不是相反”。
按：张丰乾先生强为牵合《文子》与《淮南子》以作比较的考论方法，恐怕可商，今姑择其可说者稍作申述，不欲一一强辩。“禁苛”之与“奈何”，前文已有所说明。《文子·道原》有“神将来舍，德将为汝容，道将为汝居”，《淮南子·道应》有“神将来舍，德将来附，若美，而道将为女居”（标点从张先生）。张先生已指出《淮南子》之言本于《庄子·知北游》，并指出《道藏》本朱弁注《通玄真经》作“美”而不作“容”。然由此就认为传世本《文子》传抄有误，则恐未必。《道藏》本《文子》与其他诸本，可能只是“异文”的关系。张先生成见在胸，其立说远不若王叔岷“美”与“容”义近来得平和，[123]即便王叔岷是认同《文子》袭用《淮南子》的。而且，张先生对于“德将来附，若美”也未有解释，王念孙倒是指出此处有后人妄改。[124]《文子·符言》有“功成不足以塞责，事败足以灭身”，《淮南子·诠言》有“功之成也，不足以更责；事之败也，不足以弊身”（弊字从张先生），张丰乾先生认为王念孙所说《淮南子》衍“不”字不确，“弊”通“蔽”，庇护之意。实际上“蔽”鲜见有庇护之意，故于省吾只言“蔽谓覆盖”[125]，张先生引申之为庇护而不言于说，不举例证，恐怕不合适。而且“灭身”古文献多见，“蔽身”则鲜见，于省吾亦只不过强与王念孙立异而已。《文子·符言》有“羽翼美者伤其骸骨，枝叶茂者害其根荄”，《淮南子·诠言》有“羽翼美者伤骨骸，枝叶美者害根茎”，孙星衍指出《文子》“荄”与“骨”为韵，《淮南子》失韵。张丰乾先生则认为“骸骨”常指尸骨而言，古代大臣常常上书“乞骸骨”。实际上“骸”也指“骨”（《广雅·释器》“骸，骨也”），“骸”、“骨”义近，《文子》此处“骸骨”并不指尸骨，而是正与“根荄”为对句，此处孙星衍不误。《文子·上德》有“䋤之为缟也，或为冠，或为
”，《淮南子·说林》有“钧之缟也，一端以为冠，一端以为
”，张丰乾先生引《孟子·告子上》“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为《淮南子》作解，实则二者不可比，至少《淮南子》缺少动词。其又引钱熙祚（当为顾观光，见前文）“戴枝”当为“戴致”之说，实无视王念孙以《文子》为是之言。[126]要之，以孙星衍当时之学术传统观之，立论虽或容有偏，但并非所说皆误。
总之，以上所举例证，某一些虽然有很能说服人的地方，但是或许也存在其他可能性。如果把《文子》、《淮南子》看作动态的文本，不将之绑定在一起辨别优劣、因袭，以一种解释性的态度看待文字等方面的问题，不知则阙疑，不由这些问题作推论，也许能少一些争论。
丁原植先生倒是指出：“一般认为资料完整的《淮南子》一书，似乎是杂乱的……《文子》与《淮南子》二书极可能并不存在相互抄袭的问题。我们同时发现，成书于南北朝时期的《刘子》一书，其中大量引用了《淮南子》的资料。但其中却有部分与《淮南子》有异，而与今本《文子》相近者。透过研究，可确定《刘子》书中并未引用《文子》，因此，《刘子》所见的《淮南子》文本，与今日通行者不同。我们认为：见于今本《文子》中的《淮南子》资料，应当属于《淮南子》别本的残文。今本《文子》并非抄袭《淮南子》，而是此种《淮南子》别本残文的混入，经由后人编辑而纳入到《文子》的章节之中。”[127]
丁先生立说，有渡越“抄袭”观念之意，也注意到了《文子》、《淮南子》文本的流动性。他指出今存《淮南子》资料，似已非刘安上呈武帝时原书的文本，“各篇不但文字有残缺脱漏，也有明显后人整理编辑的痕迹……除了保留《淮南子》的残文外，也有其他先秦资料的窜入，有所谓《淮南子》中书、外书的文字，有刘安所撰《庄子要略》、《庄子后解》的残文，也可能有部份刘安门客作品的残文”。“《淮南子》在两汉之时，并非显学，故‘时人少为《淮南》’。因而高诱‘惧遂陵迟’而为之注解。”宋时苏颂在《校〈淮南子〉题序》中所说“据文推次”所得的文本，“或许就是今传《淮南子》的原始文本。它与刘安当时所编著的完整资料，有相当的差距。西汉时期，刘安在其封地，今安徽寿春附近，建立起一个重要而庞大的学术研究中心，它不但‘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由于‘淮南王安为人好书’，应当也汇集大量先秦至汉初各种学术的思想资料。这些资料极可能就是后来《淮南子》编撰时的底本。在刘安被控谋反自杀后，这些资料似乎也随着他门客的逃散，而流落民间。其中包括《淮南子》不同传写的文本，详略各有不同。我们对于《文子》资料的研究，发现有部分这种资料与《淮南子》的别本文字，在六朝晚期窜入《文子》。由于一些不见于《淮南子》的文字出现于《文子》，而这些文字的内容与竹简《文子》的思想有别，但近于《文子》，我们杜撰‘文子外编’一词，来指称这些资料”。[128]他说有别本《淮南子》窜入今存本《文子》，突破点是《刘子》。因为“《刘子》一书……文字相同或近似《淮南子》者，有二百五十余处，而与《文子》相关者，亦有七十余处。这七十余处中，仅六七处不见于《刘子》与《淮南子》重叠部分，而另见于《史记》、《吕氏春秋》、《国语》或《司马法》”[129]；《刘子》“在同一段落中，部份引用与《淮南子》重叠的《文子》文句，部份却袭用不见于《文子》的《淮南子》章句。刘昼不可能一时引述《文子》，又接着引用《淮南子》”[130]，但有时今本《淮南子》文气、义理不如今本《文子》，今本《文子》“的义理更能合于《淮南子·要略》的意指”[131]。
按：丁先生对于《文子》与《淮南子》的问题，做了大量的资料比较工作，他所提出的思考方向是非常有益的。《淮南子》确实多引古书，尤其是王三峡先生曾指出：“《淮南子·修务》中，有一处称引‘传书曰’，其前后文字与今本《文子》多相同。”[132]关于《淮南子》在汉代的影响，前文已有分析。考苏颂之语，似乎主要是针对高诱、许慎的注解而言。[133]而丁先生的“文子外编”之说，是以竹简《文子》作为考察《文子》文本的判断标准。但是竹简《文子》与今存本《文子》之间，或许并非有线性的先后关系。至于《刘子》所引书的问题，涉及当时刘昼所见书和他引书的习惯与个性，不能排除古人引书时的改写，如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尚书》部分篇章的改写之类，恐怕还需要更多的考察。丁先生也曾答复笔者，别本《淮南子》之说，是一种假设。
以上笔者就某些学者之观点，提出了个人之陋见。并非笔者存心挑剔，实在是笔者以为要说明一问题，必须有充分的证据与合理的解释。倘若证据并不充分，或解释不符合时空环境，未通盘考虑全部之可能性，仅据几则材料推理，那么就不必忙着下结论，以防诠释过当。对于今存本《文子》，应该以一个在流传中逐渐定型（甚至包括因某种原因变异式地而非自然地成型）的观念来看待它，注意其历时性、多样性、复杂性，而不可将之视为一本从某个时期起就固定不变的书。
依当前资料，笔者以为：《文子》与《淮南子》二书相近部分，可能有共同来源。《淮南子》采撷古语，申刘安等之义，乃古人著述习惯，不可以“抄袭”视之。“周平王问文子”的形式，是文子学派托文子之名编撰子书、附益的形式之一。向、歆父子校定的九篇《文子》，与竹简、今存本《文子》的关系，仍有待研究，但可能都有平王问的内容。班固所见《文子》，应该既能看出文子是老子弟子，又有文子与周平王的问答。张湛、李暹注《文子》所据本，大概已接近今存本《文子》，但似乎在他们所选定的《文子》内容之外，还存有不少佚文。后人沿用其本，尤其当某一版本的《文子》被封为《通玄真经》，并有默希子等为之作注之后，其他的《文子》便逐渐消失、散佚了。
【注释】
[1]据丁原植先生的统计：今存本《淮南子》全文约131 324 字，其中有30 208 字见于《文子》。《文子》全书约39 228 字，其中有30 671 字见于《淮南子》，占全书的78% ；仅8 545 字不见于《淮南子》。参见氏著《〈淮南子〉与〈文子〉考辨·说明》，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9 年。
[2]参见宁镇疆《从出土材料再论〈文子〉及相关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2 年第2 期。
[3]实际上，何志华先生指出竹简《文子》有四处与今存本《文子》及《淮南子》相应，参见氏著《出土〈文子〉新证》，香港浸会大学《人文中国学报》第五期。
[4]余嘉锡：《古书通例》，《目录学发微 古书通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174、21 页。按：刘向校书未竟，其子刘歆继之，刘歆曾将一些书以某某者言合为一集，这些书大概多是没有异本相校者。详后文《刘向、刘歆校书差别略论》。
[5]按：严可均辑《全汉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年）收入《韩非子书录》，题“疑是刘向作”，《关尹子书录》等疑伪托。陈奇猷指出《韩非子书录》“乃删节《史记·韩非传》，当系黄三八郎所为……篇中‘五十五篇’四字，《韩非传》无，当为黄氏所增”；然而王应麟所见有五十六篇本者（《四库全书总目》解释为“殆传写字误”），王国维等亦或疑《邓析子》、《韩非子》书录非刘向原作，余嘉锡反对。参见严可均辑《全汉文》，第384 页；陈其猷《韩非子新校注·韩非子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第1 页；《韩非子新校注·附录》，第1214—1215 页；余嘉锡《目录学发微》，《目录学发微 古书通例》，第22 页。
[6]帛书《老子》虽分为二篇，篇序却与传世《老子》相反，章节顺序也与传本不尽同；郭店《老子》章节则与今存本大不同，性质有待讨论。谢守灏《混元圣纪》引刘歆《七略》（恐为刘向《别录》）佚文，记刘向校雠《老子》有“太史书一篇”之本。
[7]还可参见李学勤《对古书的反思》之“异本并存”，《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李学勤卷》，第19 页。
[8]陈丽桂先生曾指出：“（《文子·道德》篇）与《淮南子》内容相应的部分，如果不是抄录自同一本古书，而详略有异，便是今本《文子》节取《淮南子》的要义而掺入……”但是她最后的结论却根本没有考虑《文子》与《淮南子》“抄录自同一本古书”这种可能性（按：陈先生依然没有摆脱“抄”的观念）。参见氏著《从出土竹简〈文子〉看古、今本〈文子〉与〈淮南子〉之间的先后关系及几个思想论题》，台湾辅仁大学《哲学与文化》第廿三卷第八期（1996 年8 月），第1880—1881 页。后来她也重提这一可能性，但认为“就这类铺衍极盛的例子来看，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参见氏著《试就今本〈文子〉与〈淮南子〉的不重袭内容推测古本〈文子〉的几个思想论题》，《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八辑，第208—210 页。
[9]《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 年影印文渊阁本，第368 册，第43 页。
[10]参见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年，第253 页。按：《太平御览》卷六二六引《文子》“楚人担山鸡”事，略同于《尹文子·大道上》；卷八〇五引《文子》“郑人谓玉未理者璞，周人谓鼠未腊者璞”之事，略同于《尹文子·大道下》，似或可以之说明《尹文子》与《文子》容有相混。然即便真有相混之事，也是后世之事。而《太平御览》卷八〇五所引，《战国策·秦策三》有略同者，《尸子》佚文也存有“郑人谓玉未理者为璞”，此故事可能是同源关系，而未必是相混。
[11]何志华：《〈吕氏春秋〉与竹简本、传世本〈文子〉相合书证疑义——再论〈淮南〉〈文子〉两书因袭关系》，《〈文子〉著作年代新证》，汉达古文献研究计划、香港中文大学，2004 年，第123—124 页。
[12]王三峡：《从竹简〈文子〉看“传本”〈文子〉》，《武汉大学学报》2002 年第5 期，第570—571 页。
[13]参见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定县40 号汉墓发掘演示文稿》，《文物》1981 年第8 期。
[14]参见李学勤《试论八角廊简〈文子〉》，《古文献丛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年。
[15]参见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卷二，第3—4 页，上海书店1989 年《民国丛书》影印商务印书馆1935 年版。
[16]按：与今存本《文子》相应文字、人物年代以及相关文献，为笔者所加。
[17]《文选》李善注认为此语本《文子》，钱锺书也赞同此说，参见《管锥编》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902页。参见王三峡《从竹简〈文子〉看“传本”〈文子〉》，《武汉大学学报》2002 年第5 期。
[18]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卷二，第16—21 页。
[19]按：“［，此天道也］”，王应麟原未引用，笔者所加。
[20]《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吴地传》言及“到今……建武二十八年”，然而该段小有误。李步嘉先生认为《越绝书》最后成书在西晋初年，可供参考，参见氏著《〈越绝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
[21]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217 页。
[22]参见丁原植《文子新论》，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9 年，第16 页。
[23]参见高诱《叙目》，何宁《淮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 年，第6 页。
[24]参见李定生、徐惠君《文子要诠·论文子》，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 年，第4 页。
[25]参见陈静《自由与秩序的困惑——〈淮南子〉研究》，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31—39 页。按：陈文中指出《法言·君子》有“乍出乍入”，“淮南，鲜取焉”，《法言》全文作：“淮南说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圣人将有取焉；淮南，鲜取焉尔。必也，儒乎！乍出乍入，淮南也。”
[26]按：通称的《淮南子》，原称《鸿烈》，指淮南书的内篇。《汉书·艺文志》分记内、外篇，俱归入杂家。
[27]参见汪荣宝《法言义疏》，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第163 页。
[28]黄晖：《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 年，第1224 页。
[29]按：《命禄》：“《淮南书》曰：仁鄙在时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说日》：“《淮南书》又言：烛十日。尧时十日并出，万物焦枯，尧上射十日……淮南参见《山海经》，则虚言真人烛十日，妄纪尧时十日并出。”《对作》：“《淮南书》言共工与颛顼争为天子，不胜，怒而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维绝；尧时十日并出，尧上射九日；鲁阳战而日暮，援戈麾日，日为却还。”参见黄晖《论衡校释》，第24、509、511、1183 页。
[30]李定生、徐惠君：《文子要诠·论文子》，第6—8 页；李定生：《〈文子〉非伪书考》，《道家文化研究》第五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
[31]王利器：《文子疏义·文子疏义序》，北京：中华书局，2000 年，第4、9 页。
[32]诸葛亮：《诸葛亮集》，北京：中华书局，1960 年，第28 页。
[33]王三峡：《从竹简〈文子〉看“传本”〈文子〉》，《武汉大学学报》2002 年第5 期。按：原文引《韩诗外传》文字有误，今正。后来还补充《韩诗外传》卷八“官怠于小成”一段，与《文子·符言》“宦败于官茂”一段，参见氏著《文子探索》，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126—127 页。
[34]魏启鹏：《文子学派与秦简〈为吏之道〉》，《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八辑。
[35]何志华：《〈吕氏春秋〉与竹简本、传世本〈文子〉相合书证疑义——再论〈淮南〉〈文子〉两书因袭关系》，《〈文子〉著作年代新证》，第146—147 页。
[36]见何志华《〈吕氏春秋〉与竹简本、传世本〈文子〉相合书证疑义——再论〈淮南〉〈文子〉两书因袭关系》，《〈文子〉著作年代新证》。
[37]孙星衍：《文子序》，《问字堂集》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96 年，第89 页。
[38]有学者认为《韩诗外传》多次援引《文子》，似乎未有确证，而且所谓《韩诗外传》“是将《易传》视为道家系统的”，尚待讨论。参见周立升《〈韩诗外传〉的黄老思想及其易说》，《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二辑，北京：三联书店，1998 年，第211—212 页。
[39]参见《百子全书》，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年影印本，第910 页。
[40]按：《吕氏春秋·贵生》作：“耳闻所恶，不若无闻；目参见所恶，不若无参见。故雷则掩耳，电则掩目。”所附页码分别为王利器《文子疏义》本、何宁《淮南子集释》本、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 年）本。(www.xing528.com)
[41]《刘子》作者尚有争论，今从傅亚庶等之说，参见氏著《刘子作者辨证》，《刘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 年。
[42]页码据中华书局1977 年版《文选》，下同。
[43]参见曾达辉《今本〈文子〉真伪考》，《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八辑，第257 页。
[44]参见李定生、徐惠君《文子要诠》，第181 页；李定生《〈文子〉非伪书考》，《道家文化研究》第五辑。
[45]江世荣：《先秦道家言论集、〈老子〉古注之一〈文子〉述略》，《文史》第十八辑；王念孙说参见《读书杂志·淮南内篇第九》，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 年影印本，第843 页。
[46]于大成：《文子集释自序》，《文史季刊》第1 卷第3 期，1971 年4 月。
[47]何志华：《论〈淮南子〉高诱〈注〉与〈文子〉之关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新一期，1993 年12 月。
[48]何志华：《出土〈文子〉新证》，香港浸会大学《人文中国学报》第五期，第174—175 页。
[49]李解民先生指出《别录》的最后成书、纂辑实际在东汉章帝年间，参见氏著《〈别录〉成书年代新探》，《尽心集——张政烺先生八十庆寿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按：本文此处仅从早期的校书者刘向着眼。
[50]参见《弘明集》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影印宋《碛砂藏》本，第32 页中；《大正新修大藏经》卷五二，第31 页下。
[51]曾达辉以为是“文子擅其能，辞约而精”，非。
[52]李暹之师般若流支516 年来华，疑李暹长于贾思勰。
[53]缪启愉：《齐民要术校释》，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第256—257页；《四库全书》，第730 册，第46 页“，终日采之”作“虽日采之”。
[54]见王叔岷《诸子斠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第493 页。王引《齐民要术》，“时难行”作“时难得”。
[55]王利器：《文子疏义·通玄真经序》，注［二］。按：《大正新修大藏经》卷五二作《辩正论》。
[56]《大正新修大藏经》卷五二，第152 页中（按：原文于“录”字下断句，陈国符《道藏源流考》于“目”字下断句，疑皆非）；《广弘明集》卷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影印宋《碛砂藏》本，第157 页。
[57]《大正新修大藏经》卷五二，第546 页中。
[58]《广弘明集》卷八，第148页下；《大正新修大藏经》卷五二，第142页下（曾达辉作142 页中——引者注）“縻”作“糜”。
[59]曾达辉：《今本〈文子〉真伪考》，《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八辑。
[60]页码据刘国忠《五行大义研究》，下同，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 年。
[61]按：刘国忠原文未将“君子虽死，其名不灭；小人虽得势，其罪不除”视为引文，钱杭点校本点为引文（参见钱杭点校《五行大义》，上海书店，2001 年，第139 页）。查《文子》原文，当为引文。
[62]魏徵曾说：“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诚在令外。’”（参见吴兢《贞观政要·诚信》）。按：《文子》之言，《子思子》、《淮南子·缪称》略同，《刘子·履信》、《颜氏家训·序致》也有相近之语。魏徵称引《文子》，颇值得注意。
[63]参见江世荣《先秦道家言论集、〈老子〉古注之一——〈文子〉述略：兼论〈淮南子〉与〈文子〉的关系》，《文史》第十八辑。
[64]于大成：《文子集释自序》，《文史季刊》第1 卷第3 期。
[65]《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2823—2824 页。
[66]程金造：《史记索隐引书考实》，北京：中华书局，1998 年，第663 页。
[67]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第663 页。
[68]参见丁原植《〈文子〉哲学史料探析》，《文子新论》，第219—246 页。
[69]参见邢文《八角廊简〈文子〉与帛书〈五行〉》，《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八辑。按：邢先生在文中指出二者的“圣智”之论可能有共同来源，但是在思想上有差异，是“同源异流、不同学派不同思想倾向的表现”，很值得重视。
[70]参见朱大星《试论敦煌本〈文子〉诸写本之写作时代及其价值》，《文献》2001 年第2 期。按：此说引《唐会要》卷五〇《尊崇道举》，然《文子》定本似亦当注意张湛、李暹注的影响。
[71]仓石武四郎：《淮南子考》，江侠庵编《先秦经籍考》，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年影印本，第356—357 页。
[72]参见张心澂编著《伪书通考》。
[73]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一三引，《四库全书》第614 册，第534 页。按：仝卫敏《周氏〈涉笔〉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 年第1 期）指出周氏为周端朝，非周必大。
[74]何宁：《淮南子集释》，第1504 页。
[75]王世贞：《读淮南子》，《读书后》卷二，《四库全书》第1285册，第16页中。
[76]马驌：《绎史》卷八三，济南：齐鲁书社，2001 年，第1693 页。
[77]毕沅：《吕氏春秋新校正序》，陈其猷《吕氏春秋校释》，第1867 页。
[78]沈钦韩：《汉书疏证》卷二五，《续修四库全书》第266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第687 页上。
[79]孙星衍：《问字堂集》，第88—90 页。
[80]江瑔：《读子卮言》卷二第十三章“论文子即文种”，上海：商务印书馆，1917 年再版。
[81]参见王博《关于〈文子〉的几个问题》（，台湾）《哲学与文化》第廿三卷第八期（1996 年8 月），第1909页。魏启鹏《〈文子〉学术探微》，《哲学与文化》第廿三卷第九期（1996年9月）；《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八辑，第156 页。
[82]孙星衍：《问字堂集》，第88 页。
[83]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第515 页。
[84]参见李定生《文子其人考》，《道家文化研究》第四辑。
[85]《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第2350 页索隐引。
[86]孙以楷先生认为此处文字有错倒，“文子即子夏之弟子，问于墨子”，当是“文子，……子夏之弟子墨子问之”，参见氏著《文子与墨子》，《学术月刊》2002 年第3 期。按：所改正后之文字，难以凭信。
[87]熊良智：《先秦思想家文子考论——〈文选集注〉存录刘向〈别录〉佚文印证》，“先秦两汉文学与文献”学术研讨会论文，四川师范大学，2007 年10 月26 日—27 日。
[88]参见李学勤《试论八角廊简〈文子〉》，《文物》1996 年第1 期；邢文《八角廊简〈文子·圣知〉探论》，《学术集林》第十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 年。
[89]参见赵建伟《〈文子〉六论》，《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八辑。
[90]胡文辉：《〈文子〉的再考辨》，《学术集林》第十七辑；《中国早期方术与文献丛考》。
[91]裘锡圭：《说“纪先王之由道”》，《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与学术史：李学勤教授伉俪七十寿庆纪念文集》，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106—108 页。
[92]张岱年：《试论〈文子〉的年代与思想》，《道家文化研究》第五辑。
[93]参见拙作《上博〈诗论〉与儒家诗乐思想初探》，《新出简帛的学术探索》。
[94]熊铁基：《秦汉新道家略论稿·对〈文子〉的初步探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秦汉新道家·〈文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丁原明：《黄老学论纲·〈文子〉的黄老思想》，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 年。
[95]胡适：《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第750 页。
[96]陈丽桂：《从出土竹简〈文子〉看古、今本〈文子〉与〈淮南子〉之间的先后关系及几个思想论题》，《哲学与文化》第廿三卷第八期；胡文辉：《〈文子〉的再考辨》，《学术集林》第十七辑；曾达辉：《今本〈文子〉真伪考》，《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八辑。下引文据胡文辉说。按：李学勤先生较早有相近观点，参见氏著《试论八角廊简〈文子〉》，《文物》1996 年第1 期；《古文献丛论》。但是据胡文辉文附注，李学勤先生已放弃此说。
[97]何志华：《出土〈文子〉新证》，香港浸会大学《人文中国学报》第五期。
[98]何志华：《论〈淮南子〉高诱〈注〉与〈文子〉之关系》，《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新一期。
[99]顾观光：《文子校勘记》，《四部备要》，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影印本。
[100]江世荣：《先秦道家言论集、〈老子〉古注之一——〈文子〉述略：兼论〈淮南子〉与〈文子〉的关系》，《文史》第十八辑；王利器：《文子疏义·文子疏义序》，第10—11 页。
[101]葛刚岩：《〈文子〉成书及其思想》，成都：巴蜀书社，2005 年，第115 页。
[102]后世编写书籍，也常参见此事。比如前述《太平御览》所记“禽子曰：多言有益乎？墨子曰……”，明代陈耀文编《天中记》卷二六略同，而其卷五八就改作“或问曰……对曰”。
[103]参见拙作《子学与经学的传承比较》，《战国秦汉时期的学派问题研究》。
[104]参见何志华《论〈淮南子〉高诱〈注〉与〈文子〉之关系》，《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新一期，注10。按：何志华在《〈文子〉著作年代新证·高诱据〈文子〉注解〈淮南子〉证》中，删去了“丛兰欲修，秋风败之”之例；在《〈楚辞〉、〈淮南〉、〈文子〉三书楚语探究》中，据刘永济引《方言》说，同意“修”字未必为避讳。本文据旧作修改，仍保留此文。
[105]参见何宁《淮南子集释》，第687、894 页。
[106]参见何宁《淮南子集释》，第1208 页。
[107]见王利器《文子疏义·文子疏义序》。
[108]何志华：《〈楚辞〉、〈淮南〉、〈文子〉三书楚语研究——再论〈淮南〉〈文子〉两书因袭关系兼与王利器教授商榷》，香港浸会大学《人文中国学报》第八期。
[109]何志华：《今本〈文子〉诠释〈淮南〉考》，《〈文子〉著作年代新证》。
[110]王利器：《文子疏义》，第76—77 页，注［一六］。
[111]参见张儒、刘毓庆《汉字通用声素研究》，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704 页。
[112]按：何志华引王念孙说，要改“莎薠”为“薠莎”，谓“莎”与上下文的“禾”“、蠃”“、施”谐韵。但是从高诱注来看，当时已作“莎薠”；而“禾”“、蠃”“、施”为歌部字“，薠”为元部字，也可以为对转合韵。
[113]按：章太炎指出“侯之亦有旁转”，并举《易》、《诗》为证，参见氏著《国故论衡·成均图》，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年，第14 页。
[114]王三峡：《文子探索》，第33—60 页。
[115]陈丽桂：《试就今本〈文子〉与〈淮南子〉的不重袭内容推测古本〈文子〉的几个思想论题》，《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八辑，第207 页。
[116]参见李学勤《〈老子〉与八角廊简〈文子〉》，《古文献丛论》；张丰乾《试论竹简〈文子〉与今本〈文子〉的关系——兼为〈淮南子〉正名》，《中国社会科学》1998 年第2 期。
[117]张丰乾：《柳宗元以来的〈文子〉研究述评》，《国学研究》第七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
[118]王利器：《文子疏义》，第232 页注［五］。
[119]参见张丰乾《柳宗元以来的〈文子〉研究述评（上）》，《国学研究》第七卷。
[120]张丰乾：《试论竹简〈文子〉与今本〈文子〉的关系——兼为〈淮南子〉正名》，《中国社会科学》1998 年第2 期。
[121]曾达辉：《今本〈文子〉真伪考》，《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八辑，第262—263 页。
[122]张丰乾：《〈淮南子〉与〈文子〉的“优劣”》，《出土文献与文子公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年，第55—68 页。
[123]参见王叔岷《庄子校诠》，第814 页。
[124]参见何宁《淮南子集释》，第834—835 页。
[125]参见何宁《淮南子集释》，第1008 页。
[126]参见王利器《文子疏义》，第279 页；何宁《淮南子集释》，第1182 页。
[127]丁原植：《文子新论·自序》，第2 页。
[128]丁原植：《〈淮南子〉与〈文子〉考辨·说明》，第1、3 页。
[129]丁原植：《文子新论》，第247 页。
[130]丁原植：《文子新论》，第248 页。
[131]丁原植：《文子新论》，第253 页。
[132]王三峡：《文子探索》，第122—123 页。
[133]参见陈静《自由与秩序的困惑——〈淮南子〉研究》，第41—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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