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笔者将收集、梳理、分析有关《文子》问题的线索，然后依照线索，尝试解释有关问题，对某些观点提出商榷。在清整散见于早期文献中的有关文子和《文子》的材料部分时，本文着重辨析一些材料的可信度，将它们分别归为直接证据和间接（参考）证据，以见《文子》的流传情况。由此不难发现古人对于文子和《文子》的了解，则今存本《文子》之主体内容的时代和真假问题，不难由之作出判断。
1.《韩非子·内储说上》：“赏誉薄而谩者下不用也，赏誉厚而信者下轻死。其说在文子称‘若兽鹿’。……齐王问于文子曰：‘治国何如？’对曰：‘夫赏罚之为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若如臣者，犹兽鹿也，唯荐草而就。’”
此处的“文子”，马驌《绎史》认为是“田文”，[9]钱穆以为是“尹文”，[10]然而都没有坚强的证据。从古书称引文字的体例看，此处所引当为“《文子》”或传为“文子”之语。至于《韩非子》所记“《文子》”或传为“文子”之语，与今存本《文子》、竹简《文子》的关系，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同理，我们不能由今存孔子之语的有无作为标准，推断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所记与孔子有关的对话是否为伪作）。许多学者抱定《韩非子》所引，必然要对应于今存本《文子》或竹简本《文子》，实际上是以今律古，以所知断未知，和辨伪学者惯用的断某人某事之有无、以《孟子》等是否有记载为依据，是同样的思维。然而众所周知，由《孟子》之记载，可以推断无庄子其人；由《庄子》之记载，可以说无孟子其人。而王三峡先生指出：《文子·上德》有“饥马在厩，漠然无声，投刍其旁，争心乃生”，与《韩非子》所引语相关。
此外，何志华先生曾指出《韩非子·喻老》中有与文子相关之文：“赏罚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则制臣，在臣则胜君。君见赏，臣则损之以为德；君见罚，臣则益之以为威。人君见赏，而人臣用其势；人君见罚，人臣乘其威。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不过何先生认为：《韩非子·喻老》的解释，虽然与文子之语相近，但是此篇完全没有提到文子。[11]然而王三峡先生则指出：《喻老》篇中的“随时以举事，因资而立功”，在《文子》中出现了两次，是《文子》中最重要的思想之一。《道原》有“故圣人随时而举事，因资而立功”，《精诚》有“随时而举事，因资而立功，进退无难，无所不通”。[12]《文子》其他篇中，还有用语相近者。因此，虽说《喻老》之语未必引自《文子》，但是二者语意相近，或可以说明它们之间的联系。上述事例，可以作为参考，说明《韩非子·内储说上》这个“文子”的身份。
2.河北定州八角廊40 号汉墓所出竹简《文子》，发掘者推断墓主是中山怀王或孝王，但倾向于前者。[13]李学勤先生已指出：中山怀王卒于宣帝五凤三年（前55），比刘向校书（前26）早29 年，孝王卒于成帝绥和元年（前8），则接近刘歆开始领校秘书之年（前8）[14]。而刘安“献所作《内篇》”，约在汉武帝建元二年（前139），[15]由此时间差距，遂展开了简本《文子》与《淮南子》关系的新意见。
3.王应麟（1123—1196）《困学纪闻》卷十曾指出《文子》之言为《荀子》等所取。这一观点或有可商之处，但参之以马王堆汉墓《经法》等文献，则战国、秦汉时期有与今存本《文子》相近之语流传，当可论定。这些相近之语，不必出于文子本人，在当前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证实它们先出自某人某书，其他为抄袭。而《韩非子·内储说上》明称引“文子”，《汉书·艺文志》收有《文子》，因此认为战国末至汉初已有《文子》流传，无可厚非。
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以为以下《文子》之语为汉人所引用，值得注意：
“山有猛兽，林木为之不斩，园有螫虫，葵藿为之不采。”（《文子·上德》略同）[16]——《汉书·盖宽饶传》：郑昌（秦末人）“愍伤宽饶忠直，以言事不当意，而为文吏所挫。上书颂宽饶曰：‘臣闻山有猛兽，藜藿为之不采；国有忠臣，奸邪为之不起。’”
“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铢而解之，至石必过，石称丈量，径而寡失。”（《文子·上仁》略同）——《汉书·枚乘传》：枚乘（？—前140）“谏曰：‘……夫铢铢而称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过。石称丈量，径而寡失。’”[17]
“譬若积薪燎，后者处上。”（《文子·上德》略同）——《汉书·汲黯传》：汲黯（？—前112）“见上曰：‘陛下用群臣，如积薪耳，后来者居上。’”（语在前120 年张汤为御史大夫之后。）
“临河欲鱼，不如归而织网。”（《文子·上德》略同）——《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前179—前104）《对策》曰：“临河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淮南子·说林》、《汉书·礼乐志》略同。据刘汝霖说，对策在前134 年。）[18]
“用兵有五：有义兵，有应兵，有忿兵，有贪兵，有骄兵。义兵王，应兵胜，忿兵败，贪兵死，骄兵灭［，此天道也］[19]。”（《文子·道德》略同）——《汉书·魏相传》：魏相（？—前59）“上书谏曰：‘臣闻之，救乱诛暴，谓之义兵，兵义者王；敌加于已，不得已而起者，谓之应兵，兵应者胜；争恨小故，不忍愤怒者，谓之忿兵，兵忿者败；利人土地货宝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恃国家之大，矜民人之众，欲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欲治之主不世出。”（《文子·下德》略同）——《汉书·王吉传》：王吉（？—前48）“上疏言得失，曰：‘欲治之主不世出。’”（《淮南子·泰族》略同。）
“孔子无黔突，墨子无暖席。”（《文子·自然》略同）——班固（32—92）《答宾戏》：“孔席不暖，墨突不黔。”（《文选》卷四五、《淮南子·修务》略同。）
“文之所加者深，则权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则威之所制者广。”（《文子·下德》略同）——班固《汉书·刑法志》曰：“文之所加者深，则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则威之所制者广。”（《淮南子·缪称》稍不同，作“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则威之所行者远；义之所加者浅，则武之所制者小矣”。）
“人之将疾，必先厌鱼肉之味；国之将亡，必先恶忠臣之语。”（《文子·微明》有本“厌”作“不甘”）——约于建武末年（51？）[20]前由所谓袁康、吴平编定之《越绝书·德序外传记》有：“传曰：‘人之将死，恶闻酒肉之味；邦之将亡，恶闻忠臣之气。’”（《太平御览》卷七三八引《尹文子》、四五九引《晏子》略同。）
“再实之木，其根必伤。”（《文子·符言》略同）——《后汉书·皇后纪》建初二年（77），明德马皇后报曰：“……再实之木，其根必伤……”（《淮南子·人间》略同。）
“乳犬之噬虎，伏鸡之搏狸。”（《文子·上德》略同）——何休（129—182）《公羊解诂·庄公十二年》：“乳犬攫虎，伏鸡搏狸。”（《淮南子·说林》略同。）
“德均则众者胜寡，力敌则智者制愚。”（《文子·上礼》略同）——《三国志·吴·陆抗传》：陆抗（226—274）“上疏曰：‘臣闻德均则众者胜寡，力侔则安者制危。’”（《淮南子·兵略》略同。）
王应麟也曾指出，汲黯“学黄老言，故用《文子》之语。颜注云‘积薪之言，出《曾子》’，当考”[21]。虽然王氏有所怀疑，态度较为审慎，但仍不免以宋时之见闻，度汉人之耳目。
以上诸人之语，并未明言出自《文子》。这种“引用”只是后人就后世所知部分先秦文献，推定汉人此语出于《文子》，实际上不能排除汉人所引古语另有来处之可能性，譬如类似马王堆汉墓《经法》等的文献。而且丁原植先生指出王应麟所引许多话“似格言或谚语”，“不能明确断定，班固所言九卷本《文子》即包含此项资料”。[22]所以，为客观起见，这些引语在当前并不能说绝对出自《文子》。根据其相关性，在当前，我们最多可以将它们视为“引用”《文子》的参考证据。
但李定生先生为证成汉人引用《文子》之说，认为：汉武帝建元初，淮南王入朝“献所作《内篇》（按：即《淮南子》），新出，上爱秘之”（《汉书·淮南王传》），而东汉末年，高诱（147—225）注《淮南子》时，“睹时人少为《淮南》者，惧遂陵迟”[23]，遂推断《淮南子》在一段时期内流传不广。[24]
然而陈静先生曾指出，刘向之父刘德参与审理淮南一案时，肯定得到了《淮南子》；并指出扬雄在《法言·君子》中评价过《淮南子》，但是扬雄可能只是在校书时读过；还指出《论衡》三次提到《淮南子》，虽然王充也有“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的经历，“但是他所阅读的大量书籍，是在市井的书肆上读到的”，“可以肯定，王充是在洛阳书肆上读到《淮南子》的”，“《淮南子》已经成为书商手中的流通货物”；《东观汉记》中，有“帝赐（黄）香《淮南》、《孟子》各一通。诏令诣东观，读所未尝见书”的记载；许慎、马融都为《淮南子》作过注，以说明《淮南子》的流传情况。[25]
陈先生说刘德得到过《淮南子》，仅是根据高诱在《淮南叙目》里所说的“光禄大夫刘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提到过刘向“校定撰具”。但是刘向也有可能只是做了区分内、外篇等工作，[26]是否有众本相校，待考。说王充是在书肆上看《淮南子》，尚缺乏充足的证据；黄香之事，则与校书相关。
不过，扬雄（前53—18）《法言·问神》引有：“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与？曷其杂也。’”[27]所问应该是谈看《淮南子》、《太史公书》之后的感觉；称“或曰”，说明并非只是扬雄一人看到《淮南子》。据黄晖《王充年谱》，王充（27—约96）开始著《论衡》是在33 岁归乡之后。[28]其《命禄》篇引《淮南子·齐俗》，《说日》篇引《淮南子·俶真》、《淮南子·本经》，《对作》篇杂引《淮南子·天文》、《淮南子·览冥》，《谈天》篇提及“淮南之《地形》”，多数并非同于原文。[29]然而古人著书，没有引文的规范。王充有可能是凭在洛阳书肆“一见辄能诵忆”所得，也有可能王充当时手边有《淮南子》传本。总之，不管是否与校书之事相关，看到过《淮南子》的人有不少。
因此，从语言的紧密相关性和时间在《淮南子》流传之前这两个标准来看，王应麟所举例中，唯有郑昌、枚乘、董仲舒、魏相、班固（《汉书·刑法志》）之语，可以作为“引用”《文子》的参考证据。而班固《汉书·刑法志》之文，与《文子》近而与《淮南子》远，以为班固所见《文子》与今存本《文子》不同的观点，也很值得商榷。
4.相类似的将参考证据乃至不足之证据，当作充分证据的现象还有不少。
李定生先生在《论文子》和《〈文子〉非伪书考》中指出：《老子》第30 章本无“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两句（马王堆帛书《老子》就没有），《汉书·魏相传》中魏相所引“军旅之后，必有凶年”、《汉书·严助传》中刘安所云“臣闻‘军旅之后，必有凶年’”，均未明言出于《老子》，而此语见于《文子·微明》，由此断定《淮南子》抄袭《文子》。他在《〈文子〉非伪书考》中又指出枚乘谏吴王刘濞曰“欲汤之沧，一人炊之，百人扬之，无益也，不如绝薪止火而已。不绝之于彼，而救之于此，譬犹抱薪而救火也”，时间上早于《淮南子》，而《文子·上礼》的“故扬汤止沸，沸乃益甚，知其本者，去火而已”、《文子·精诚》的“不治其本而救之于末，无以异于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与之略同。[30]
但是“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或为习语，最多只能作为参考证据。枚乘之语，与《文子》并不紧密相关，第一句《文选》李善注以为出自《吕氏春秋·尽数》。它们最多也只能算参考证据。
王利器先生指出：记述盐铁会议（前81）的《盐铁论·本议》篇有“老子曰：贫国若有余，非多财也，嗜欲众而民躁也”一语，袭自《文子·自然》“故乱国若盛，治国若虚，亡国若不足，存国若有余。……有余者，非多财也，欲节事寡也”；诸葛亮（181—234）《诫子书》“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引自《文子·上仁》。[31]
然而《淮南子·齐俗》所言“故乱国若盛，治国若虚，存国若不足，亡国若有余……有余者，非多财也，民躁而费多也”，更接近《盐铁论·本议》之言；但是《文子》、《淮南子》所说皆非“贫国”，故此条仅可作为参考证据。《诫子书》云：“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32]比语《文子·上仁》作“君子之道，静以修身，俭以养身……非惔漠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淮南子·主术》作“君人之道，处静以修身，俭约以率下……非澹薄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之语在“俭以养德”上与《文子》较接近，然而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尚无必然证据说明诸葛亮肯定是参考了《文子》，故也只能作为参考证据。
王三峡先生也指出今存韩婴之《韩诗外传》卷一的“传曰：喜名者必多怨，好与者必多辱。唯灭迹于人，能随天地自然，为能胜理而无爱名。名兴则道不用，道行则人无位矣。夫利为害本，而福为祸先。唯不求利者为无害，不求福者为无祸”，对应今存本《文子·符言》的“善怒者必多怨，善与者必善夺，唯随天地之自然而能胜理。故誉见即毁随之，善见即恶从之，利为害始，福为祸先，不求利即无害，不求福即无祸”，认为所谓“传曰”，来自“未见记载的《文子》原始本子或祖本”，还论及《韩非子·喻老》所用“随时以举事，因资而立功”来自《文子》（见前）。《吕氏春秋》、《庄子》外杂篇中的“故曰”之后的某些文字，也是来自“传本”《文子》。[33]
《韩非子·喻老》之语，前文已经有说明。所谓《吕氏春秋》引《文子》，王三峡先生举出了两例，其中《吕氏春秋·君守》用了“故曰”：“故曰：中欲不出谓之扃，外欲不入谓之闭。”魏启鹏先生举出了五例。[34]但是何志华先生对于魏说一一条辨，指出这些相关文字都见于《淮南子》，认为应该是《淮南子》有取于《吕氏春秋》，而《文子》直取《淮南子》。何先生还涉及了上述王
三峡先生的例子，他比勘《文子》与《淮南子》如下文字：
《淮南子·主术》：故中欲不出谓之扃，外邪不入谓之塞（闭）……不伐（代）之言，不夺之事，循名责实，［官］使有司，任而弗诏，责而弗教，以不知为道，以奈何为宝。如此则百官之事各有所守矣。
《文子·上仁》：中欲不出谓之扃，外邪不入谓之闭……不伐（代）之言，不夺之事，循名责实，使自有司，以不知为道，以禁苛为主。如此则百官之事各有所考。
指出：《文子》袭用《淮南》改“奈何”为“禁苛”，尤失《吕纪》原文旨意。（《吕氏春秋·知度》有：“不伐［代］之言，不夺之事，循名审实，官使自司，以不知为道，以奈何为实［宝］。”）[35]
何志华先生还补充了一个竹简、传世《文子》（《道德》篇：“帝者，天下之适也；王者，天下之往也。”）的例子，它与《吕氏春秋·下贤》相合而不见于《淮南子》。但是何先生又指出《谷梁传·庄公三年》、《春秋繁露·灭国上》、《风俗通义·三王》、《白虎通·号》、《说文解字》等有相近之“王”字的声训，由此怀疑这是先秦两汉习用声训，认为未必能证明两书有因袭关系。[36]
本书后文《“同文”分析法评析》指出，古书之间的文字比勘其实未必具有分析文本先后因袭的功能，否则何志华先生补充之例就将与其前举例形成矛盾，不能因为补充之例是孤证等原因而怀疑、排斥之。至于所谓“奈何”改为“禁苛”，其实也可能是传写之误。孙星衍《文子序》已经提出：“《文子》云‘以禁苛为主’，《淮南》作‘以奈何为主’，则形近而误。”[37]虽然孙星衍的本意可能是认为“禁苛”正确，以之为《淮南子》抄袭《文子》的证据。“奈”字篆书、隶书作“柰”，与“禁”字形近；而“苛”与“何”皆从“可”得声，可以通假。
古书中称“传曰”、“故曰”极为常见，今存本《文子》有相关内容与“传曰”、“故曰”后之语可以对应，这可能出于与之同源，而未必是“传曰”、“故曰”引用了所谓的“传本”或古本《文子》。[38]因此，王先生所举文例，也只能作为参考证据。从《庄子》外杂篇、《吕氏春秋》等的相关文句或可以推测，战国时期可能有一个文献资源库（其始源及流传情况已很难推断，学者们欲归之为“古”《文子》而为《庄子》等采录，似未可言必。这种思维方式与另外一些学者认《文子》在其后、采录《庄子》等，有相近之处，仅是结论一正一反罢了），与黄老之学相关的学者多采用其言而别为诸子，其他学者也偶或用之。但是这些公言之下是否有私意、是祖述师说还是泛泛论之，尚待研究。(www.xing528.com)
5.笔者也发现过可作为参考证据的例子，今存梁元帝萧绎（508—554）《金楼子·立言》中有两段文字：[39]
（1）子曰：耳听者，学在皮肤；心听者，学在肌肉；神听者，学在骨髓。
（2）子曰：涤杯而食，洗爵而饮，可以养家客，未可以飨三军。兕虎在后，隋珠在前，弗及掇珠，先避后患。闻雷掩耳，见电瞑目。耳闻所恶，不如无闻；目见所恶，不如无见。火可见而不可握，水可循而不可毁。故有象之属，莫贵于火；有形之类，莫尊于水。身曲影直者，未之闻也。用百人之所能，则百人之力举，譬若伐树而引其本，千枝万叶，莫能弗从也。
今存《金楼子》，是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佚而得。可惜笔者在今天残存的《永乐大典》中，没有见到这两章。文称“子曰”，待考。《立言》（1）见《文子·道德》（第218 页），以及八角廊竹简2482、0756 号；《立言》（2）的几句话，大约分别见于《淮南子·诠言》（第1033 页）、《淮南子·说林》（第1228 页）、《吕氏春秋·贵生》（第76 页）、《淮南子·原道》（第57 页）、《淮南子·缪称》（第713、714 页）。[40]依其文例及与《淮南子》等的关系，疑为《文子》佚文。
6.其他如北齐刘昼（约516—约557）所著《刘子》，王应麟已指出有文与《文子》接近。[41]李善注《文选》，引用《文子》五十余处。《文选》中的锦句妙语，有一些可能化自《文子》，但是真正与《文子》句义非常接近、疑化用自《文子》、可以作为参考证据者，似乎只有东方朔（前154—前93）《非有先生论》中的“囹圄空虚”（《文选》卷五一，第711 页；[42]《文子·精诚》“法宽刑缓，囹圄空虚”），但仅4 字相同。此外还有不少学者指出了一些可能与《文子》有关的内容，但是因为年代较晚，或见于《淮南子》等书，相关的紧密性不大，未必出于《文子》，难以作为参考证据。
7.关于高诱所注《淮南子》，有学者指出《淮南子·主术》“故善建者不拔”有高诱注“言建之无形也”，今本《文子·上仁》第七章“把注文一并移入”[43]。但李定生、徐惠君的意见正与此相反。[44]而江世荣先生已引王念孙说：“此六字（按：指“言建之无形也”六字）乃正文，非注文也。”[45]于大成先生认为《文子》“剽窃《淮南》，往往据彼书注文以改正文”[46]。何志华先生则论证高诱注《淮南子》参考过今存本《文子》。[47]虽然何说的前提是认为《文子》抄袭了《淮南子》，但是他不仅指出“高《注》与《文子》重文相合例”，而且指出“高《注》与《文子》重文不合例”，并分析其原因，似胜于于先生说。何先生还指出《吕氏春秋》高诱注中，有两则《老子》引文实际是出自《文子》。[48]然而考虑到当时可能还存在不少其他相关的文献，我们当前还是以高诱注作为与《文子》相关的参考证据。
8.真正直称文子（或《文子》）、能表明比较熟悉《文子》、可以作为直接证据者，《韩非子》之后，有刘向（约前77—前6）之《别录》、[49]刘歆（？—23）之《七略》（已佚，当有）；王充《论衡·自然》云“以孔子为君，颜渊为臣，尚不能谴告，况以老子为君，文子为臣乎！老子、文子，似天地者也”；班固《汉书·艺文志》自注“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曹植（192—232）《求通亲亲表》“臣闻《文子》曰‘不为福始，不为祸先’”（引文见《文子·九守》）；晋葛洪（283—363）《抱朴子·至理》“昔庚桑胼胝，文子釐颜，勤苦弥久，及受大诀，谅有以也”，《抱朴子·释滞》“至于文子、庄子、关令尹喜之徒，其属文笔，虽祖述黄老，宪章玄虚，但演其大旨，永无至言”。
9.东晋张湛（约330—410）曾注《文子》，有如下几条见于《文选》李善注：
（1）《文选·东都赋》注：“《文子》曰：‘群臣辐凑。’张湛曰：‘如众辐之集于毂。’”（《文选》卷一，第34 页；《上仁》第二章）
（2）《文选·鹪鹩赋》注：“《文子》曰：‘去其诱慕，除其嗜欲。’张湛曰：‘遗其衒尚，为害真性。’”（《文选》卷一三，第202 页；《道原》第三章）
（3）《文选·游仙诗》注：“《文子》曰：‘三皇五帝轻天下，细万物，上与道为友，下与化为人。’张湛曰：‘上能友于道。友或为反。’”（何敬宗《游仙诗》，《文选》卷二一，第306 页；《道德》第十二章）
（4）《文选·天监三年策秀才文》注：“《文子》曰：‘群臣辐凑。’张湛曰：‘如众辐之集于毂也。’”（《文选》卷三六，第514 页；《上仁》第二章）
（5）《文选·奏弹曹景宗》注：“《文子》曰：‘起师十万，日费千金。’张湛曰：‘日有千金之费。’”（《文选》卷四〇，第558 页；《微明》第十九章）
（6）《文选·恩幸传论》注：“《文子》曰：‘群臣辐凑。’张湛曰：‘如众辐之集于毂。’”（《文选》卷五〇，第705 页；《上仁》第二章）
（7）《文选·辩亡论》注：“《文子》曰：‘群臣辐凑。’张湛曰：‘如众辐之集毂也。’”（《文选》卷五三，第736 页；《上仁》第二章）比较（1）、（4）、（6）、（7）的张湛注，可以看出注文有异辞，可能是因为所采张湛注底本不同，而这或是因为张湛注被广泛传抄所致。
10.东晋慧远（334—416）《沙门不敬王者论·形尽神不灭第五》云“文子称黄帝之言曰‘形有靡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化，其变无穷’”（见《文子·九守》）[50]；刘勰（约465—约520）《文心雕龙·诸子》谓“情辨以泽，《文子》擅其能”[51]；梁阮孝绪（479—536）《七录》载《文子》十卷；北魏李暹曾注《文子》；[52]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栽树》引“《文子》曰‘冬冰可折，夏木可结，时难行而易失。木方盛，终日采之而复生。秋风下霜，一夕而零’”（见《文子·上德》），并附注“非时者功难立”，[53]王叔岷疑另有注者。[54]
11.王利器先生提及：“唐释法琳《辨正论》八引道士陆修静《答明帝所上目录》云：‘《文子》十一卷，文阳所撰。’”[55]
释法琳（572—640）的《辩正论·诸子为道书谬》上承甄鸾（536—578）《笑道论·诸子为道书》。《笑道论·诸子为道书》云：
其四千三百二十三卷，陆修静录有其数，目及本并未得……至如《韩子》、《孟子》、《淮南》之徒……得为道书者，可须引来。未知《连山》、《归藏》……何以不在道书之例乎……修静目中，本无诸子……且去年七月中道士所上经目，止注诸子三百五十卷为道经……[56]
这一段文字前面是《玄都经目》，文字后面没有诸子目。而《辩正论·诸子为道书谬》云：“其四千三百二十三卷，披检道士陆修静答宋明帝所上目录，其目及本今并未见。”[57]此一段文字前边是《玄都经目》，与《笑道论》所引略同，文字后边是《文子》等诸子目，目后又云：“道士所上经目皆云依宋人陆修静所列。检修静目中……本无杂书诸子之名。至如《韩子》、《孟子》、《淮南》之徒……并得为道书者，其《连山》、《归藏》……等，亦得为道书乎……《笑道论》云妄注诸子三百五十卷为道经也……”则甄鸾犹见陆修静（406—477）之目，其中本没有诸子；《辩正论》所列诸子目，仅两百余卷，有《文子》，疑最早不过是“去年（北周武帝天和四年，569）七月中道士所上经目”，并非《玄都经目》。而《玄都经目》并非陆修静之目。释法琳多转引甄鸾之语，所说文子为“文阳”，缺少来历、证据，后人多不信。
12.北周道安《二教论》云：“文子称黄帝之言曰：‘形有縻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化，其变无穷。’”（见《文子·九守》）[58]道安所引，曾达辉先生以为“此语以释述形神之义，当转引自慧远”[59]，认为道安并没有见过《文子》。然而道安《二教论》与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形尽神不灭第五》的上下文并不同，且慧远引文之“靡”字，与宋本、《大正藏》本《二教论》均不同，故我们缺乏确切的证据证明道安绝对没有见过《文子》，反当应该认为道安见过《文子》。
13.隋萧吉（？—612）所著《五行大义》中也引及《文子》，皆在《论诸人》章中：
（1）《文子》曰：“人受天地变化而生，一月而膏，二月血脉，三月而胞，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形，八月而动，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骸已成，五藏乃形，外为表，中为里，头圆法天，足方象地，天有四时、五行、九星、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窍、三百六十节。天有风雨寒暑，人亦有喜怒哀乐。”（第280 页；[60]见《文子·九守》）
（2）《淮南子》及《文子》并云：“胆为云，肺为气，脾为风，肾为雨，肝为电雷，与天相类，而心为主。耳目者，日月也，气血者，风雨也。”（第280 页；见《文子·九守》）
（3）《文子》曰：“昔者中黄子云，天有五行，地有五岳，声有五音，物有五味，色有五章，人有五位。故天地之间，二十有五人，上五有神人、真人、道人、至人、圣人，次五有德人、贤人、善人、中人、辩人，中五有仁人、礼人、信人、义人、智人，次五有仕人、庶人、农人、商人、工人，下五有众人、小人、驽人、愚人、肉人。上五之与下五，犹人之与牛马也。圣人者以目视，以耳听，以口言，以足行；真人者，不视而明，不听而聪，不言而云，不行而从。故圣人所动天下者，真人未尝遇焉，贤人之所矫世俗者，圣人未尝观焉。所谓道人者，无前无后，无左无右，万物玄同，无非无是。”（第281—282 页；见《文子·微明》）
（4）文子曰：“中绳，谓之君子；不中绳，谓之小人。君子虽死，其名不灭；小人虽得势，其罪不除。”[61]（第285 页；见《文子·上义》）另有佚文一则：
《文子》曰：“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是以禀天地五行之气而生，为万物之主，配二仪以为三材。然受气者各有多少，受木气多者，其性劲直而怀仁；受火气多者，其性猛烈而尚礼；受土气多者，其性宽和而有信；受金气多者，其性刚断而含义；受水气多者，其性沉隐而多智。五气凑合，共成其身。气若清睿，则其人精俊爽如也；浑浊，则其人愚顽。”（第279—280 页）
14.敦煌残卷中有《文子》。隋以后，有关《文子》的资料比较多，不烦引。[62]
15.江世荣先生指出《太平御览》中有《文子》佚文四则，另有三则《文子》文句有附注，疑为张湛或李暹注之遗文。[63]但是《文选》、《太平御览》以及其他类书所引《文子》佚文，于大成先生认为并非佚文，而是出自《淮南子》、《尸子》、《尹文子》等书。[64]
于大成先生又指出《记纂渊海》等所引《文子》实际出自《文中子》，《文选》卷三九邹阳《狱中上书自明》注所引“文子曰”，乃《汉书》注所引文颖之语，不是这里讨论的“文子”，这些应该是正确的。但是认为《文选》、《说文系传》、《太平御览》、《事类赋》等书中所引其他的“文子曰”皆有问题，是出自其他的书而非《文子》，则尚难以令人信服。古书多有重文，虽然后人抄编类书时偶然有误，有可能将《尹文子》脱误为《文子》，但是很难说将《淮南子》等也误为《文子》，很难说十几处的引文全部抄得不对。当然，这些佚文抄录的时间较晚，本文暂不仔细讨论。
值得注意的倒是，《太平御览》卷七五七引《文子》曰：“养鱼于沸锅之中，栖鸟于炎炉之上，虽欲其生，养理失矣。”于大成先生说“案此袁嵩《后汉书》朱穆上疏文也”，不承认它是《文子》佚文；而对于《五行大义》中的《文子》佚文，因为找不到其他可以对应的文字，遂承认它为佚文。
于先生的取舍，恐怕完全是先有《文子》为伪书之观念，然后再来找证据。但凡可见于他人文集的，概以为不出自《文子》；只有未见别处记载的，才推测是佚文。这种“有罪推定”的取舍方法，恐怕不妥。与这种思维方式相近者，所在不少。如《史记·吴王濞列传》有“察见渊中鱼，不祥”，司马贞《史记》索隐云：“此语见《韩子》及《文子》。”[65]《韩非子·说林上》有：“古者有谚曰：‘知渊中之鱼者不祥。’”今存本《文子》则无相近之语。程金造先生遂由此认为：“案《文子》无此文，《列子·说符》有此语，小司马误引之也。”[66]可是今存本《文子》虽无相近之语，却有可能是佚文，因为唐人尤可见不同于今存本之《文子》，所以司马贞未必是误引，我们不应该以今人之见闻，规定古人之见闻。
可以注意的是，朱穆（99—163）上疏曰：“养鱼沸鼎之中，栖鸟烈火之上，用之不时，必也燋烂。”[67]与《太平御览》卷七五七所引《文子》“养鱼于沸锅之中，栖鸟于炎炉之上，虽欲其生，养理失矣”，并不全同。因此，根据前面的惯例，我们要以朱穆上疏之文，作为《文子》流传的参考证据。不过《文选》卷四三丘迟《与陈伯之书》注、卷四九范晔《皇后纪论》注皆引朱穆之疏文而不引《文子》（卷四九注引作“必见燋烂”），说明到李善时，有这一则佚文的《文子》，可能已经很难看到了。
16.还须指出的是，丁原植先生指出《文子·精诚》有大段文字不见于《淮南子》：“夫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故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此段文句略同于《孟子·梁惠王下》。《文子》紧接的下文“圣人之法，始于不可见，终于不可及，处于不倾之地，积于不尽之仓，载于不竭之府。出令如流水之原，使民于不争之官，开必得之门，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处不可久，不行不可复”，略同于《管子·牧民》篇，在该篇中被称为《士经》。此外，丁先生还指出《文子》有与《逸周书·周祝》、《月令》相关的文句。[68]
由于《孟子》、《管子·牧民》等篇的时代可能都相对较早，而且它们与《文子》所属学派可能较远，所以有可能是“言公”的内容，尚不好考定最先称述者，故本文暂不把这些材料作为参考证据，留待以后再讨论。相近者还有《文子》部分内容和马王堆汉墓帛书、郭店简《五行》之间的相似性问题，[69]等等。
为便于分析问题，我们不妨依目前所知材料，将与《文子》有关的直接证据和间接（参考）证据依时间先后，排列如下：
（续表）
根据上列17 条直接证据和17 条参考证据，不难看出，有关“文子”的资料不绝如线。至少在魏晋南北朝以迄隋唐，广泛流传于大江南北，注家众多，篇章不等。《道德》、《九守》、《上德》、《微明》、《上仁》等《文子》篇目中，已有文字被直接证据引用，此外还有不少的《文子》佚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六朝时期，《文子》广见于南北方，又有佚文，传本应该不止一个。而有关《淮南子》的流传情况，可以参看前述陈静先生的意见。因此，那些认为今存本《文子》是此时伪作或据《淮南子》拼凑的意见，恐怕难以令人信服。今存本《文子》相对性的“定本”的形成，可能与张湛、李暹、默希子（徐灵府）等所注《文子》有关。据学者研究，《文子》出现定本，缘于唐玄宗时期的官方旨意。[70]但是默希子注所用的底本，可能并未经过广集众本而校雠的工作。其他的《文子》传本，可能因为徐注等的流行而逐渐亡佚。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