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的古典学研究领域中，常常会为解决某个问题而出现一个新颖的方法或假说，得出一个研究结论。不仅这个结论将变为“定论”，成为相关研究的基础，而且这些方法或假说会成为一种有效的工具，为解决其他问题而效力。然而，因为古典学的材料有限，故这个方法或假说本身，仍然值得被追问是否正确无误。一旦发现这个方法有问题，值得怀疑，那么所得的“定论”以及其他被这个方法所解决的问题，就可能都是假象了；而我们的古典学研究所“已经”解决了的这些问题，就需要推倒重来。
唐钺先生和刘笑敢先生都曾举出“性”、“命”在《庄子》内篇中是分别使用，而在《庄子》外杂篇中是连用这一现象，还举出了其他类似的概念，以证明《庄子》内篇早出。[1]这样一种“根据汉语词汇发展的历史”来考察《庄子》内外杂篇年代的方法，影响非常大。尤其刘笑敢先生是专门论述《庄子》问题，加上不少知名学者对其方法给予了高度评价，如张岱年先生云“《庄子》书中内外杂篇的先后早晚便得到无可争辩的证明”[2]，李泽厚先生谓其“引入了现代科学观念和方法”[3]，陈鼓应先生说“这些论证有着无可辩驳的说服力”[4]。
于是，这种被认为很科学的方法很快就被广泛运用到其他古籍年代的考订之中，譬如对于《易传》年代等的考辨，就与此方法紧密相关。(www.xing528.com)
但是，笔者认为，这一方法不仅在论据上存在问题，而且对于“汉语词汇发展的历史”之理解也可能存在歧异，因此，这一方法不足以论证《庄子》内篇早出（当然，《庄子》内篇是否比《庄子》外杂篇早，这是另一个问题）。同理，其他运用这一方法考订古籍年代的意见，也是值得怀疑的。
下文将首先引述唐钺、刘笑敢先生的观点，而后分析其论据之不足，再讨论其对于“汉语词汇发展的历史”之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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