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所举，或许主要是中文学界的例子，并不具有全面的代表性，因为对于古代中国古籍年代的考辨，现在早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课题；而且前面所论多是子书，较少涉及其他的典籍。下面以汉学界的几个考辨成果为例，来看看有关问题。
中国学界自俞樾说《墨子》中《兼爱》诸篇（《尚贤上》至《非命下》二十三篇，通称为“十论”）“乃相里、相夫、邓陵三家相传之本不同，后人合以成书，故一篇而有三乎”[43]以来，学者多宗其说，视之为墨家三派所保留的作品，反映了墨子的主要学说。这种观点，在国外有葛瑞汉持同调。中国大陆的方授楚，日本的渡边卓（Watanabe Takashi），美国的白牧之（E.Bruce Brooks）、白妙子（A.Taeko Brooks）夫妇，中国香港的方克涛（Chris Fraser），比利时的戴卡琳（Carine Defoort）、凯仁（Karen Desmet）等人均从历时性演变的视角来看待“十论”的形成。[44]其中渡边卓的年代考证影响最大，他认为“十论”是历时性形成的，如上图所示，《明鬼下》最晚。[45]
日本学界将渡边的贡献与孙诒让相提并论，其观点在日本学界具有统治地位，也影响了欧美学者。佐藤将之指出：“日本墨家思想研究，是由津田左右吉、赤冢忠以及津田的门人渡边卓推动的。他们主张《墨子》一书不能代表墨翟本人之思想，亦非离墨翟本人不远的时代之著述，而是代表整个墨家学派思想发展的过程。此模式至渡边的研究发展至极精致，成为此后日本学界理解墨家的一个典范。”“渡边研究成果的最特出处，就在于阐述今本《墨子》一书的思想与墨家集团的展开齐头并进这一点（渡边避用“发展”一词）。依照这样的演变模式，渡边主张，墨家思想的展开过程大体上可分成‘初期墨家’（公元前381 年巨子孟胜率领的墨者之集团自杀以前）、‘中期墨家’（公元前300 年左右为下限）、‘末期墨家’（于秦始皇统一天下前后瓦解或消灭）这三个阶段。关于这三个阶段的思想特色，初期墨家的特色为‘与民同卫’以及‘拒利挺义’之兼爱精神。到了中期阶段，墨家将‘利’解释为‘他利’之意思，而认为与‘义’相符。这就是‘兼相爱交相利’之主张。在此时期，墨家集团也与秦王室密切合作，协助保卫秦国的新占领城落。到了末期，由于天下大势受齐、赵、秦等强国主导，在此过程中墨家只好依赖国家权力。在此情势下，末期墨家重视法令和赏罚。特别此时期的墨家为了克服与初期思想的矛盾，而不得不构想新的国家蓝图，于是提出‘尚同论’与作为其基础之‘天志论’，并且辅翼‘天志论’的‘明鬼’、‘非命’主张也随之形成。不过在此主张的背后有着浓厚的‘功利观点’存在。毕竟，末期墨家这样的思想内涵是为‘声援’（渡边语）迈向统一天下的强国。”“过去半世纪的日本古代中国思想史研究，一直试图论证《墨子》文献为晚出。”但是，“近年来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楚简思想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这样的解释越来越站不住脚了——从整个郭店楚简和上博楚简的发现，可以对津田左右吉《墨家の思想》以降判断《墨子》诸文献为晚出的观点”，提出一些致命性反证，特别是“《明鬼》的成篇时期。日本过去半世纪从赤冢、渡边到桥元（纯也），三者对成篇时期的考定与成篇之思想理由虽然互有不同，但他们的说明里有一项是完全一致的：三者都认为《明鬼》在‘十论’中最晚成立”。[46]
楠山春树虽然怀疑渡边卓之说，但仍然未能摆脱其影响，他在重提俞樾的说法后，分“十论”诸篇为上中下三群，之后又分早晚，如指出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五论上篇成立时间比较早，而之后又出现了以尚贤、尚同为中心的一派，与以兼爱、非攻为中心的一派之对立。[47]吉永慎二郎在研究郭店简的资料后指出，今本《墨子》“十论”的大部分都是能与《孟子》比肩的战国中期思想史的标准资料。[48]
直到“上博简《鬼神之明》的出现证实，现本《明鬼》中出现（即“鬼神明不明”等）的议题大概在孟子之前已有过讨论，而且以文献的型态流传。那么，按照渡边以来的《墨子》文献成立模式，《明鬼》反而倏地跃升为最早成篇之作”[49]。
渡边卓将学派著作集合的《墨子》，按照年代先后与这个学派的演进结合起来，而不再围绕墨子一个人，这种思路显然很具有典型意义。（虽然它独特的思想背景是“过去半世纪的日本古代中国思想史研究，一直试图论证《墨子》文献为晚出”。）学界不乏依照相近的思路来讨论《论语》、《庄子》、《管子》、《商君书》等书成书问题的观点。可是缜密的思想分析遇到了出土文献，使渡边的观点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可见“思想系统”和“思想线索”这一方法的局限。当然，在现有的情况下，微调渡边的结论，将《明鬼下》的年代提前，或不会动摇整个体系。但是渡边的方法存在的盲点是，在《汉书·艺文志》所列墨子后学田俅子、我子、随巢子、胡非子等人的书籍都基本佚失的情况下，把《墨子》一书当作全部学派著作的集合，恐怕有些问题；渡边把墨家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固然有一定的合理性（如《庄子·天下》篇中的二墨到《韩非子·显学》的三墨），但是他认为《墨子》可以显示这种阶段性，这恐怕有些出于主观。
近来戴卡琳也撰文指出：通过详细阅读并对照《墨子》与其他早期子书，可以得出：一、“十论”或许不是墨子思想的最初产物，而是在《墨子》编写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二、周汉诸子在谈论墨家学说时，并非总是一致地以“十论”描述墨学，通常只提“十论”中的某几条标语。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唐宋以后的儒者与当代学者常以“兼爱”为墨子核心的主张，但早期诸子（除孟子以外）并不都认为“兼爱”是专属于特定思想家或学派的理论。如果我们留意古今学者在对墨家的认识方面所存在的差异，或许会重新思考我们对墨学先入为主的看法，并对早期墨学的面貌有不同的认识。[50]
戴卡琳的文章中不乏启人之处，但也有不少地方值得质疑。首先，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方法区分老师和弟子的作品，以及老师之言和弟子称述老师之言的差别？如果不能，那么我们只能以老师为这一学派的代表，将师弟子之言合看。因此，对于《墨子》，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最好视其为墨子学派的作品集合，而不是墨子作品和其全部弟子、后学作品的总集；凡能自成一家者，都另有学派文集。其次，一个学派的所有观点是否都是独一无二、并世无双的？其实儒家的“兼济天下”与墨子的“兼爱”是有重合之处的，但是儒家的起始点是爱亲之孝，而孟子之所以批评墨子（学派）“无父”，正是在此。另外，《尸子·广泽》篇中说“墨子贵兼”，《吕氏春秋·不二》也说“墨翟贵廉（兼）”，这正是立足于主要观点的差异，所以以“兼爱”为墨子（学派）的代表思想，是先秦以来的通见。戴卡琳认为把廉、兼说为“兼爱”是改字解说和增字解说，而“兼爱”之说也见于其他子书，遂认为“兼爱”不是某种特定哲学的标志，恐怕不足信。她所引之书，多为晚于墨子及有综合倾向之作。然而在墨家学派广为流传之后，将“兼爱”作为“公言”，“公言”之下另有私义，正是先秦诸子的特点。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其他子书的考订上，不过相比于墨家，《庄子》、《管子》、《商君书》等并不存在这一学派的著名弟子也大量著书的情况（或许曾有书但是后世看不到）。可是将老师弟子进行区分的分析方法，成效如何呢？譬如对《庄子》的分析，在经过《庄子》内外杂篇归属的年代问题大讨论之后，国内学界很多人接受了刘笑敢先生的考证结论：“内篇虽然用了道、德、命、精、神等词，但没有使用道德、性命、精神这三个复合词（由词根和词根合成的词），而在外杂篇中，道德、性命、精神这三个复合词都反复出现了。”[51]认为内篇是庄子自作，外杂篇则绝大多数是庄子后学的作品，可以分为几派（刘是分为述庄派、无君派、黄老派，其他人还有别的分法）。可是这种以从单纯词发展到复合词论证内篇早出的方法存在很大问题，这种变化也不可能在战国中期与晚期之间突变，恐怕不足以证明《庄子》内篇为庄周自作，[52]更何况像《齐物论》等篇的个别章节，有晚出或后来编写的痕迹。（譬如“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很可能是批评比庄子晚的公孙龙之学说；而且，《齐物论》中说到“昭文之鼓琴也，师旷之枝策也，惠子之据梧也；三子之知几乎，皆其盛者也，故载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异于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坚白之昧终。而其子又以文纶终，终身无成”，此中“其子”有很多讲法，但从文脉上看，似乎以惠施之子为当，则《齐物论》有可能及见惠施之子死。）[53]葛瑞汉在关锋的研究基础上，通过排比书中相近的词汇，指出内七篇有一些反复使用的词汇，当为庄周所作，并指出第23—27 及32篇是佚文丛残，与内篇有关联，17—22 篇当是庄子学派的作品，进而把《庄子》外杂篇分为四派：庄子学派（1—7、17—22），原始主义派（受老子影响，8—10、11 上），杨朱学派（28—31），调和派（11 下、12—16、33）。[54]罗浩（Harold D.Roth）运用同样的找词汇丛的方法，指出葛瑞汉的调和派与《管子·内业》、《淮南子·精神》等有密切关系，是黄老的著作，《庄子》的最后形成、编订当与淮南王刘安的门客有关。[55]葛瑞汉、罗浩等人都把《庄子》诸篇的最后完成放在了西汉前期（在日本，这也是很常见的结论，但是分析方法主要是“思想线索”或“同文”的链条）[56]，不幸的是汉文帝前元七年（前173）至前元十三年间下葬的张家山汉墓中出土了《盗跖》篇，前元十五年下葬的阜阳汉墓中出土的残简里已经出现了《逍遥游》、《人间世》、《大宗师》、《应帝王》、《骈拇》、《在宥》、《天地》、《至乐》、《达生》、《田子方》、《知北游》、《徐无鬼》、《则阳》、《让王》、《渔父》、《盗跖》、《天下》，[57]这使我们确信《庄子》书中的绝大部分内容，应该是战国时期的作品。更关键的问题是：考察先秦的词汇丛，往往难以区别个别学派专用词汇和言公词汇的差别，这就导致了许多人把《易传》、《中庸》等看作受到了所谓道家影响的作品，[58]其判断前提是有问题的。葛瑞汉和日本学界一些人把综合百家的著作放在战国末期是不对的，由战国时期的出土文献看，这种综合一直都存在。因此我们能熟知某些学派的关键词，但无法确定一个学派的一般性词汇具有排他性。在“文献佚失观”的考虑下，葛瑞汉、罗浩的做法只具有参考价值，不可能作为定论。麦大伟（David McCraw）考察《庄子》的押韵情况，就发现内七篇并不一致，当出自多手。[59]王叔岷曾认为郭象注本《庄子》“内、外、杂篇之区划，盖由私意所定”[60]。但是其举证也有问题。[61]因此目前对于《庄子》，恐怕仍然只能作为学派著作集合来看。
依据出土文献，日本学界现在对于先秦诸子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转向。与以池田知久为代表的团体不同，以浅野裕一为首的一些学者，已经在全面清理武内义雄、津田左右吉所提供的观点与方法形成的“范式”，建立新典范。浅野就“说有易，说无难”、“古书佚失观”也指出：“由于秦始皇焚书，先秦典籍因此多所亡佚，吾人仅能见到免于堙灭的文献这一制约，而既然有关先秦之思想、学术的资料消息已消失大半，在好不容易残留下来有限的文献范围中，去论述‘没有’何者，以判断当时完全‘没有过’此何者，这终究相当危险。”就“同文”问题也谈到：“若提示两者之时代差异和两者之关系的周边资讯并不存在，却一味地想由其思想内容来推敲之，则吾人必须多方设想有可能是：A影响了B；或是B 影响了A；或是A 和B 同时受到其共通思想原型的影响；甚或A 和B 之间并不存在影响关系，只是偶然相似等情况。”[62]当然，在新旧范式转换之际，很多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就能转过来的。对于浅野裕一的一些具体研究成果，中国学界包括笔者本人，都有不能认同者，特别是他对一些出土文献的篇章属性判定，仍然是比较传统的说法。[63]
上述关于《墨子》以及相关子书的一些讨论之所以不足信，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其所用的方法，是胡适所批评的从“思想系统”上或“思想线索”上来讨论问题，用文字、术语来替古人著作做“凡例”，这些方法都存在问题。他们都想通过某种方法，把《古书通例》所讲的师弟子不分的学派集体著作，作线性的早晚发展分析，这仍然是在进化论的观念指导下的线性思维，把古书的形成简单化。
如果说依据思想系统和词汇法，作用都有限，常常无法面对出土文献的冲击的话，那么美国汉学界的夏含夷（Edward L.Shaughnessy）以出土的金文铭文为依据，利用统计的方法，来考察今文《尚书》中的语法现象，考定其中《周书》篇章的年代，就值得参考了。这种非思想性的论据，看起来很符合时代潮流。
关于今文《尚书》，中国学界除了批驳伪古文《尚书》外，基本没有怀疑今文《周书》者（一般认为《文侯之命》、《费誓》、《秦誓》是东周作品，《吕刑》是西周中期作品，其余为西周初作品），仅个别人对于《金滕》篇提出了一些质疑。[64]至民国疑古派出，提出“东周以上无史”论的胡适提醒顾颉刚：“关于古史，最要紧的是重提《尚书》的公案，指出《今文尚书》的不可深信。”[65]这显然部分是因为《尚书》说了东周以上的历史。顾颉刚遵其旨所作的《论〈今文尚书〉著作时代书》一文，把今文《尚书》分为三组。对于殷盘周诰还是承认其时代较早，因为殷盘周诰，古人也认为佶屈聱牙，一般认为是当时的实录。把《甘誓》、《汤誓》、《高宗肜日》、《西伯勘黎》、《微子》、《牧誓》、《金滕》、《无逸》、《君奭》、《立政》、《顾命》分在第二组，认为这一组“有的是文体平顺，不似古文，有的是人治观念很重，不似那时的思想。这或者是后世的伪作，或者是史官的追记，或者是真古文经过翻译，均说不定。不过决是东周间的作品”。而把《尧典》、《皋陶谟》、《禹贡》分在第三组，“这一组绝是战国至秦汉间的伪作”[66]。后来对于《金滕》，顾明确指出“这篇东西，著作的年代虽未能确定（也许是东周史官所补述，因为文体很明顺，和《大诰》等篇不类），但确是鬼治主义的历史时期中的一件重要材料”[67]。在《当代中国史学》中，顾则总结说：“《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中最先为人所怀疑的是金滕。”[68]顾在晚年说《金滕》“系战国时人录当时传说，甚有问题”[69]，已经不谈史官的追记、真古文经过翻译之说了。但是顾晚年研究周公东征，对于《周书》中一些作品，不少意见都已经改观。研究金文有名的学者如王国维、陈梦家，仍相信《金縢》是西周作品；于省吾、赵光贤则认为《金滕》中有些部分是后人改作，其余《周书》多没有问题，如于省吾认为：“自《金滕》至《秦誓》共十七篇，除《金滕》下半篇系后人所增纂，余无可疑《周书》间有字句经后人意改者，不在此列。”[70]
在此情形下，夏含夷的文章显得特别有代表意义。他把“走出疑古时代”者称为信古派，并认为信古派与疑古派研究《尚书》著成年代这一问题，采用的都是传统方法，“很少能利用历史语言学这一最全面的方法——而更少有人参用新出土的古文字资料来立论”。“假如能够找到一些只用于西周金文而不用于东周金文，或者不见于西周金文而始见于东周金文的语言用法，就应该可以利用这些来和《尚书》各篇的用法进行比勘。”他从对周代金文的研究中，选择了以下五种独特的语言用法：
——在“以”之后所接词之词性：
西周金文在“以”之后基本上都接名词，东周金文在“以”之后却多接动词。
——用作代词的“之”在句子中用作宾语：
在西周金文中作为代词的“之”很少用，而更少用作句子的宾语（据我所能找到的例子，在西周金文当中这种用法只有五例）；反之“，之”在东周金文中泛见，也多用作代词宾语。
——连词“及”：
连词“及”根本不见于西周金文中，仅见于东周金文中。
——作代词的“自”：
在西周金文中“自”多作前置词（意思是“从”），作代词一共只有五例，而在东周金文里“自”多作代词，很少作前置词。
——作所有格代词的“其”：
在西周金文中，第三人称所有格代词主要是“厥”“，其”平常用作助动词，偶尔也可以用作代词，但是远不如东周金文中用作代词那么普遍。
夏含夷所举例中只有“及”用作连词“好像是到了东周以后才开始出现的语言现象，其他四种用法至少都有一些西周时代的前例”，但“相当罕见”，他最后的研究结果如下表：
（续表）
据之，他提出：“从表中可见，这五种东周时代的语言现象多见于《洪范》、《金縢》、《吕刑》和《秦誓》四篇，似乎反映其都作于东周时代……《立政》和《多方》也有相当多的这种用法……比较不好解释的是这五种用法之三种在《酒诰》和《洛诰》都有出现；如果上述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是科学的话，似乎说明所谓五诰之中这两篇也是相当晚的作品。其余十篇之中，《费誓》、《文侯之命》和《梓材》因为篇幅太短，所以分析之结论恐怕不会很正确。除此之外，《大诰》、《召诰》、《多士》和《君奭》基本上不反映这五种东周时代的语言用法，好像是可靠的西周作品。对偶尔反映这五种用法中的某几种的《康诰》、《无逸》和《顾命》（而特别是对《无逸》）则恐怕要持怀疑的态度了。”夏含夷又考察了几种语言现象作旁证（作为第二人称代词的“而”、作句尾词的“矣”、用作动词的“为”、用作形容词的“穆穆”、用作连词的“肆”），认为：“《洪范》、《金滕》和《吕刑》无疑应是东周时代的作品，而《洛诰》又表现出不少晚出的语言特征。”[71]
笔者对夏含夷的说法持保留意见，比如《大诰》有两处违例各一次，《顾命》有三处违例各一次，结果却判然有别，到底“值”为多少可以作为判定标准？夏含夷为什么论东周时代语言现象时提到了《秦誓》，却说“《费誓》、《文侯之命》和《梓材》因为篇幅太短，所以分析之结论恐怕不会很正确”？然而《梓材》的字数多于《秦誓》，是不是因为《梓材》、《费誓》、《文侯之命》（后两者一般认为是东周作品）的值都低于1 才这么说？世人均知青铜器铭文有一百多字便非常难得，为什么有一百多字至两百字的这几篇《尚书》却“篇幅太短，所以分析之结论恐怕不会很正确”呢？青铜器铭文多是记载赏赐荣誉，这和多数《尚书》性质不同，是否可以比较？
但毕竟作为一个外国学者，夏含夷的问题意识很强，结论反差又特别大，故而这篇文章在汉学界很有影响。夏含夷的这篇文章，最初发表于香港中文大学第二届国际中国古文字研讨会，评议人单周尧当时就提出了三点不同意见：
其一，用语言学来研究古籍，已开始了好几年。《尚书》里头用不同的虚词，可能和年代有关，也可能和地域、方言有关。
其二，今文《尚书》比较可靠，但现在所见的《尚书》是否是早期的版本呢？那就不一定。马王堆帛书的《老子》甲本乙本，和通行本《老子》的虚词就很不一样，而单单是甲本里头也不完全一样。所以，现在所用的《尚书》的版本大概是比较后期的版本，可能作出的研究的价值如何，需要考虑。
其三，古人用字比较随便，例如马王堆帛书的《老子》甲乙本之中，有时同一句、同一个词前后都不一样。[72]
单周尧先生指出今文《尚书》的文本可能存在变化，而夏含夷的研究方法恰恰是设定了今文《尚书》从其写定时代起就基本没有变化。两种认识前提的差别，显然是巨大的。虽然单先生所举例为子书，和作为经书的《尚书》或许性质不同，但《尚书》在流传过程中，其实也有不少传抄变化的痕迹，屈万里《尚书异文汇录》[73]一书可以参考。很多字用了通假字或被抄错了，如“而”与“尔”就常通假；清人就指出过“文”被错写为“宁”，而夏含夷所认为是西周作品的《大诰》、《君奭》中，这一错误就分别出现了12 次、2 次。就《君奭》而言，《礼记·缁衣》所引“周田观文王之德”，古文作“割申劝宁王之德”，这些都是传抄所造成的变化；而《君奭》的“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时二人，天休滋至，惟时二人弗戡”，根据郭店简《成之闻之》所引《君奭》来看，传统上所读的“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当读作“襄（曩）我二人，毋有合在音（意）”，今传《尚书》把“毋”和“音”错写成了“女（汝）”和“言”。[74]虽然夏含夷所举例子所说的这些词未必都错，但是若比较清华简《金縢》和传世本以及上举例文，则《尚书》在流传中存在变化是肯定的。因此夏含夷所说的这些字词，也可能是有变化的，这势必会对其结论有所影响。
再来审视夏含夷所列的标准，他主要参考了白川静的《金文通释》。这部书显然不可能穷举所有的西周青铜器（哪怕是已经出土的），那么这部书有多少代表性，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西周与东周的语法情况呢？《尚书》的《周书》中除《文侯之命》外的篇章，和多数记载荣誉事业的铭文是不是用了一套毫无差别的语法体系呢？西周与东周之间的语法变化，是否有划时代的截然差别？在这些前提问题都没有弄清楚的情况下来作统计，恐怕其结论的可信性要大打折扣。从夏含夷所举五个词有四个存在反例来看，或许统计更多的西周青铜器，就会有不同的结果。比如管燮初先生统计208篇西周金文中“其”作代词的数量是23 次，[75]超过十分之一，或许不能作为标准。再如夏含夷所举例中唯一没有反例的“根本不见于西周金文中，仅见于东周金文中”的连词“及”，其实管燮初先生早已列有西周的“彶”字2 例，[76]这就是“及”字，所说应该是西周中期的曶鼎（郭沫若释为舀鼎；《殷周金文集成》2838）和倗生簋（郭沫若等称为格伯簋；4262）。实际上，后来晋侯墓地晋侯对即晋釐侯的盨铭文中也有作连词的“彶（及）”字。[77]另外倗生簋有六器，其中有一器缺了“彶”字这一句；晋侯对盨有四件，有三件是盖、器都有铭文，且内容相同，则此处到底是算作出现了2 次还是12 次“及”呢？不论如何，夏含夷此说仍然存在不少反例，甚至很可能是大量的反例。夏含夷的具体统计过程没有提供，有一些语法分析我们不清楚。[78]我的研究生李妙麟粗略统计了《殷周金文集成》中的有关铭文，不记同铭器，发现西周金文“以”之后接动词有8 例，“之”作代词有23 例，“自”作代词有56 例，“其”作第三人称代词有35 例。[79]因此，夏含夷所举的五个词例，既然都出现于西周时期，甚至是大量出现，则以之出现的多少作为统计标准，作为判断《尚书》篇章是否形成于西周的标准，恐怕不足深信。
其实，夏含夷的方法，就是胡适所说的“用文字、术语、文体，替古人著作做‘凡例’”的方法，容易出问题。历史语言学的方法虽然有用，但是语言的变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西周到东周（以及前文所论《庄子》的战国中期到战国晚期），绝不可能出现一个突然的裂变，而应该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而用来和《文侯之命》以外的《周书》篇章作对比的最好材料，恐怕不是记载光彩事业的青铜铭文，而是像
公盨铭文这样的内容，但是与此铭文相近的内容，却少之又少。
抛开这些质疑不论。夏含夷既认为“《洪范》、《金滕》和《吕刑》无疑应是东周时代的作品”，而《吕刑》一般认为是西周中期的作品，我们就来讨论一下一般认为是反映西周初内容的《洪范》和《金滕》。
《金滕》一篇，有清华简可以对照。比较二者不难发现，两篇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不仅有文字、年代差异，而且“乃卜三龟，一习吉。启龠见书，乃并是吉。公曰‘体，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终是图。兹攸俟，能念予一人’”一段不见于清华简，也没有“王翼日乃瘳”；清华简《金滕》在故事前后关系上比今本要紧密。然而不论如何，这两者都是《金滕》。今天的《金滕》虽然是伏生所传，但伏生是秦博士，其《金滕》未必是所谓孔子序书的原本，[80]因此我们不能对于两种《金滕》强分轩轾。屈万里、程元敏等曾就《金滕》的文字，提出了很多晚出的证据。现在比照清华简《金縢》来看，都难以成立。[81]
关于《洪范》的年代问题，刘节曾撰文论证其晚出于战国末，后来的学者虽对于作成时代稍有调整，但晚出说几成定论。徐复观首先对刘节以及采用刘节说的屈万里之论证进行了批驳。屈万里进行反驳，而徐复观更进一步作反驳，此后双方没有再争论。屈万里曾认为《洪范》“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中，师尹在卿士之后，不合西周官制。但是刘起舒指出西周的叔多父盘有“利于辟王、卿事（士）、师尹”，因此屈说不可信。刘起舒也批驳了刘节的许多说法，但他认为《洪范》经过了后来人的改写。李学勤先生多次引出土文献来论证《洪范》早出。近年出土的
公盨铭文，更引发了关于《洪范》成书时代的讨论。裘锡圭先生在引用了刘起舒等人证明《洪范》早出的文章之后，又指出：“
公盨铭中的一些词语和思想需要以《洪范》为背景来加以理解。这说明在铸造此盨的时代（大概是恭、懿、孝时期），《洪范》已是人们所熟悉的经典了。由此来看，《洪范》完全有可能在周初就已基本写定……不过我们无法保证，在《洪范》与
公盨铭无关的内容中，一定不会有后来羼入的东西；也不敢说我们对盨铭的释读不会有错误。所以对《洪范》的时代问题，还没有到下最后结论的时候。”[82]裘先生的态度非常审慎，但是我们据之可以说，即便《洪范》中真有很多东周的语言现象，那也很可能只是最后定型的结果，而不一定是开始时的状态。因此，《洪范》的思想来源甚至初步写定，应该是在西周初年。[83]
可见，即便是不少人认为文字平易的《金滕》和《洪范》，我们都难以提出有效的证据认为它们不是西周初的东西而是后来人的作品。这是因为不论是经书还是子书，都有可能在传抄过程中发生改变。这一点，其实夏含夷后来也承认。他指出：“一位作者的思想会经过不只一次的转变，也许他也会完全改变他的哲学立场……一个有经验的老师一定会知道，学生的兴趣、能力和心性皆有不同，他们所做的笔记分别在不同程度上反映着老师所说的话（更不用说，老师自己不一定说得很小心或者很清楚）。不难设想，不同的学生——也许是前后相隔几十年的学生——会给同一个老师写出很不相同的语录。”[84]其语和前述廖名春先生的说法有相通之处。不过他们所说，都偏重于诸子方面。在台湾清华大学举办的“出土文献的语境”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三届出土文献青年学者论坛（2014 年8 月27 日—29 日）上，笔者曾就曶鼎等西周时出现“及”字的铜器铭文，询问夏含夷对于其论《尚书》年代一文的看法。他说旧作个别证据或可商，但是方法没有问题，经书和子书有差别。然而在笔者看来，指导这种方法的观念已经有问题，则方法、结论恐怕都有问题。游逸飞兄后来向我说及夏含夷讨论郭店简《缁衣》和《礼记》中《缁衣》的异同变化、错简问题，已经涉及经书，这可谓自我矛盾的佳证。虽然《礼记·缁衣》介于经书与子书之间，或还可争辩，但由清华简和今本《金滕》的差别，以及清华简中《皇门》、《祭公》等《尚书》类篇章与今本的差别，其实不难发现经书也是经过流变而定型的。在上海复旦大学“治气养心之术”工作坊（2015 年7 月1日）上，夏含夷谈及此问题时说方法并没有问题，有些词已经过时，应该寻找新的证据。期待他有新的发现。
由上述汉学界的经典成果，可以看出用“思想系统”和“思想线索”方法，以及根据词汇分析学派、年代的方法，都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是笔者认为至少就词汇分析法而言，它还是有一定的效用，关键是对考察的词汇不能奢求它们展现突变的结论，而应该从长时段来进行考察。譬如《列子》，有关此书写定年代的问题，是一大公案。此前多有论《列子》为伪书者，马叙伦举出二十事，日人武内义雄曾驳之；岑仲勉也或驳或商，指出马叙伦多用片面之词立论，且指出他们所论“多属一反一正之辨，易流于游谈无根”，这正点明了普通的辨伪法之不足。[85]杨伯峻先生考察了《天瑞》篇的“数十年来”，《天瑞》、《仲尼》篇的“舞”，《黄帝》、《周穆王》、《力命》、《杨朱》篇的“都”，《说符》篇的“所以”、“不如”等词，认为它们或它们在文中的义项，都不是先秦的用法，由此证明今本《列子》为伪书，[86]这具有典范意义。严灵峰先生指出其说有某些问题，但由之遂认为方法不科学，显然就过头了。[87]马达先生对很多认为《列子》晚出的证据都给予了反驳，[88]但是很多是有问题的。葛瑞汉也曾用相近的方法，分析了“吾”（“吾”、“我”混用）、“可”（“可”、“可以”混用）、“弗”、“亡”、“都”（补充杨伯峻之说）、“焉”、“相”、“且”、“箸”（著）等九个词，断定其为伪书。[89]后来刘禾等继续举证，特别是张永言先生提出了大量新证据，而且主要讨论了实词，所举证据达三十许。[90]虽然有一些地方或许值得商榷，[91]有一些不免主观性太强，但参合诸种考证，今存《列子》中有较多汉晋时代的词语，遍及书中的每一篇，已是不争的事实。先秦子书基本上在战国末年就大体定型，到魏晋还有很大变动者极少，所以我们不能说“《列子》的语言虽晚，但是思想不晚”。因此将《列子》作为先秦古书来研究其思想，是不合适的。至于其中某些片段可能有先秦来源，这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用词汇法来证明整部《列子》为晚书之所以能够成功，主要是因为从先秦到魏晋，有一个较长的时段，汉语的变化容易发现并得到证明。所以严格说起来，并不是某些方法不行，而是在面对先秦古书的时候，很多人在使用方法的指导思想上发生了问题。
近来借助于出土简帛的推动，我们对于古书的形成以及考辨古书年代等诸多问题，有了新的认识。越来越多的学者都将古书篇章的写定，看成是流动地形成的了。美国华裔学者来国龙等对古代文本传递之流动性的研究，[92]可以参考。因此，中国古代文献的形成，不是像我们排比某些断代结论之后得出的一种糟糕印象：中国古人似乎很无聊，东周人不写自己的东西却乐于造西周文献，战国人不写自己的东西却要编春秋文献，汉代人又来写战国文献……或者中国古人习惯造伪，春秋人造西周文献，战国人更要造商和虞夏的文献，层累作伪……
不过流动观隐藏的一个疑问是：对于古书的形成年代，当取其早还是取其晚？综观上述关于《尚书》篇章年代的讨论，其实不难发现所用的方法基本雷同，就是考证某些字词的出现时代是否符合古书篇章本身所宣称的年代。疑古派的方法是以固定不变的态度看待古书的形成，一旦发现某些字词年代晚，就认定古书是后来所写，取其晚。“走出疑古”派则在根据新出土材料反驳旧论证的同时，引入了古书篇章因传抄而发生改变的发展眼光，取其早。其实我们不当问全文全书的早晚，而是要辨文字和辨“主体部分”或“主题思想”。像《金滕》，其“乃卜三龟”一段，就不属于“主体部分”，围绕它所作的考证，只具有参考价值；而《洪范》，其“主题思想”因为有了西周中晚期之际的
公盨的支持，则无疑是很早的。以往的考辨，多执著于个别文字，将个别文字和“主体部分”、“主题思想”等同起来，以为文字晚，篇章就晚，思想也晚，所以就可以辨伪了，这是不合适的。先秦古书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语言形式上的伪或者晚，并不等于思想内容上的伪或者晚。一些篇章成书时代虽然晚，但是思想来源可能相当早。当然，将辨文字和辨“主体部分”、“主题思想”作区分，绝不是说将之截然分开，文字和“主体部分”是多少的关系，而文字和“主题思想”则是“迹”和“所以迹”的关系。
在上述对于古书形成逐渐达成共识的观点之外，还有一些新的认识，尚处于探索阶段。本书所要论述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同文”分析法的问题；二是古书形成的“族本”问题。详见后文。在笔者讨论“同文”分析法，并用一源众流的观念讨论某些问题的时候，主要是有感于过去的研究方法之不足，想尝试用更合理的方法来分析问题。不过这种认识过程是逐渐前进的，当时有些认识还不深刻，不成熟。现在的古书形成的“族本”观，比“同文”分析法略有进步。不过为了反映思路历程，加上一源众流观现在有不少学者认同，笔者对这些文章基本不作改动，在后面论“族本”的时候，才会指出其中的不足。
新出土简帛对当今学界的启发是多种多样的，一定还有很多值得探索的问题。上文主要是就笔者所见所想，提出了一些意见，不足之处或许甚多。但如果能够抛砖引玉，使得更多的朋友就有关问题进行讨论，探索新时期的学术研究体系，则出土文献的贡献，就不仅仅只是多提供了几个文本而已，它会大幅度地推动中国学术的发展，真正让学界重写学术史。
【注释】
[1]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91 年，第1—2 页。
[2]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第20—22 页。
[3]胡适：《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
[4]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第20—21 页。
[5]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饮冰室专集》之一百四，《饮冰室合集》第十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影印版。
[6]参见拙作《经史之学还是西来之学“：层累说”的来源及存在的问题》，《新出简帛的学术探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年。
[7]在最能体现19、20 世纪之交实证主义史学信念的《史学原论》中，朗格罗瓦（Charles V.Langlois）和瑟诺博斯（Charles Seignobos）之言有相近之处“：现存的（倘若不是已知的）档案的数量是给定了的；尽管人们如今已经谨慎戒备，时间总是在让它不断减少，它绝不会增长……当所有档案都被知晓，并经过了人们恰如其分的使用，批判性的学术工作就完成了。”转引自彭刚《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7—118 页。
[8]杰克·波德著，程蔷译：《中国的古代神话》，《民间文艺集刊》第2 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年，第299 页。
[9]A.C.Graham，Disputers of the Tao： Philosophical Arguments in Ancient China，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1989，p.12.参见张海晏中译本《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辩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按：根据英国学者劳埃德（G.E.R.Lloyd）所言，书名似宜译为“辩道者”，见G.E. R. Lloyd，Adversaries and Authorities： Investigations into Ancient Greek and Chinese Scienc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34.张海晏也曾译为“辩道者”，见艾兰、汪涛、范毓周主编《中国古代思维模式与阴阳五行说探源》，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年，第369 页。又，本书所引英文著作，译文虽参考了中译本，但与中译本有不同，下同。
[10]李零：《出土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李零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24 页。
[11]顾颉刚对于《禹贡》为战国时期的作品，还提出了许多证据，参见氏著《〈禹贡〉评注》，《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年；《尚书禹贡注释》，《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九，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
[12]比较《古史辨》第一册《论〈今文尚书〉著作时代考》（第200 页）与《胡适日记》所录文（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4 册，第27 页），可知删去了“甲骨文字，我只向予同借了一本《殷虚书契考释》。帝乙已在上面寻到，帝甲也有”等内容。
[13]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 年，第3、52—53 页。
[14]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15页。参见拙作《〈古书通例〉补》，见本书附录。
[15]张心澂：《伪书通考》，上海书店1998 年影印商务印书馆1939 年版。
[16]郑良树：《续伪书通考》，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古籍辨伪学》，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6 年。
[17]徐复观：《有关老子其人其书的再探讨》，《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台湾“中央书局”1963 年4 月初版），第283—309 页。
[18]徐复观：《由〈尚书〉〈甘誓〉、〈洪范〉诸篇的考证，看有关治学的方法和态度问题——敬答屈万里》，《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第363 页。
[19]徐复观：《有关老子其人其书的再探讨》，《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第300 页。
[20]沈有鼎：《评庞朴〈公孙龙子研究〉的〈考辨〉部分》，《沈有鼎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402 页。
[21]李学勤：《对古书的反思》、《论新出简帛与学术研究》，并见《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李学勤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年。李零：《出土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李零自选集》。
[22]陈鼓应：《论〈老子〉晚出说在考证方法上常见的谬误——兼论〈列子〉非伪书》，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第414—415 页。按：“Generalization”，原文作“Generaligation”，当为排印之误。此为李学勤先生所指出。(www.xing528.com)
[23]张荫麟：《评近人顾颉刚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张云台编《张荫麟文集》，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 年，第78 页。
[24]李学勤：《对古书的反思》、《论新出简帛与学术研究》，并见《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李学勤卷》，第17—19、364 页。
[25]李零：《出土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李零自选集》，第31 页。
[26]谢维扬：《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研究的进展与古史史料学概念——为纪念〈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而作》，《文史哲》2007 年第2 期。
[27]廖名春：《梁启超古书辨伪方法的再认识》，《汉学研究》第16卷第1期（1998年6月），第364 页。
[28]廖名春：《梁启超古书辨伪方法的再认识》，《汉学研究》第16 卷第1 期，第367—368 页。
[29]参见拙作《“二重证据法”的界定及规则初探》，《历史研究》2012 年第4 期。
[30]裘锡圭：《中国古典学重建中应该注意的问题》《、新出土先秦文献与古史传说》，并载《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年。
[31]李零：《重归古典——兼说胡、冯异同》，《读书》2008 年第3 期。
[32]参见拙作《子学与经学的传承比较》，《战国秦汉时期的学派问题研究》。
[33]参见拙作《出土简帛古书的学派判定研究》，2007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研究成果。
[34]艾兰、魏克彬原编，邢文编译：《郭店〈老子〉：东西方学者的对话》，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年，第192 页（原为1998 年美国达慕思大学研讨会发言）。
[35]参见拙作《“大家”、“九流十家”与“百家”》，《战国秦汉时期的学派问题研究》。
[36]李存山：《郭店楚简研究散论》，《孔子研究》2000 年第3 期。
[37]李天虹：《〈性自命出〉作者考辨》，《郭店竹简〈性自命出〉研究》，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125 页。
[38]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71 页。
[39]谢君直：《〈郭店楚墓竹简〉出版十周年之思想研究现况述评》，《郭店楚简儒家哲学研究》，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8 年，第211 页。
[40]廖名春：《〈缁衣〉作者问题新论》，“儒家思孟学派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山东济南、邹城，2007 年8 月10 日—13 日。
[41]参见拙作《对出土简帛古书学派判定的思索》，《战国秦汉时期的学派问题研究》。
[42]参见拙作《仁义礼智圣五行的思想渊源》，《战国秦汉时期的学派问题研究》。
[43]俞樾序，见孙诒让《墨子间诂》，北京：中华书局，2001 年，第1 页。
[44]参见丁四新、董红涛、阎利春《英语世界中的〈墨子〉研究综述》，《人文论丛》2010 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年。按：方授楚说见其《墨学源流》，中华书局、上海书店1989 年影印中华书局1934 年版，第39—58 页。
[45]渡边卓：《古代中国思想の研究》，东京：创文社，1973 年；《墨家思想》，宇野精一主编、林茂松译《中国思想之研究·（三）墨家、法家、逻辑思想》，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4 年第4 版。
[46]佐藤将之：《日本近代墨学研究之崛起与中日学者之墨荀思想关系论探析》，《人文论丛》2010 卷。
[47]楠山春树：《墨子十论の成立》，《道家思想と道教》，东京：平河出版社，1992 年。
[48]吉永慎二郎：《战国思想史研究——儒家と墨家の思想史的交涉》，第Ⅰ页，京都：朋友书店，2004 年。
[49]佐藤将之：《日本近代墨学研究之崛起与中日学者之墨荀思想关系论探析》，《人文论丛》2010 卷。
[50]戴卡琳撰，袁清、李庭绵译：《墨家“十论”是否代表墨翟的思想——早期子书中的“十论”标语》，《文史哲》2014 年第5 期。
[51]刘笑敢：《〈庄子〉内篇的年代》，《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修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年。
[52]参见拙作《〈庄子〉内外杂篇的关系问题》、《再论〈庄子〉内外杂篇的问题》，见本书。
[53]池田知久也持此种看法，然而以此一段话为南郭子綦所言，并谓此时庄子在思想界登场，则不可信。参见池田知久著，王启发、曹峰译《道家思想的新研究——以〈庄子〉为中心》，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 年，第21 页。
[54]A.C.Graham，“How Much of Chuang Tzǔ Did Chuang-Tzǔ Write？”，Studies in Chinese Philosophy &Philosophical Literature，Institute of East Asian Philosophies，Singapore，1986，pp.283-321.
[55]Harold Roth，“Who Compiled the Chuang Tzu？”，edited by Henry Rosemont，Jr.，Chinese Texts and Philosophical Contexts： Essays Dedicated to Angus C. Graham，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1991，pp.79-128.
[56]参见池田知久著，王启发、曹峰译《道家思想的新研究——以〈庄子〉为中心》；池田知久著，黄华珍译《〈庄子〉——“道”的思想及其演变》，台北：“国立”编译馆，2001 年。
[57]胡平生：《阜阳双古堆汉简〈庄子〉》，《出土文献研究》第十二辑，上海：中西书局，2013 年。按：韩自强、韩朝曾认为阜阳汉简有《让王》《、外物》（见氏著《阜阳出土的〈庄子·杂篇〉汉简》，《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八辑，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胡平生则从字体分析《外物》残简，认为不是《庄子》残篇，韩自强、韩朝之说或非。但胡文没有涉及《让王》，则此或是《庄子》残简。
[58]冯友兰、顾颉刚、钱穆、侯外庐等学者，以及英国的李约瑟，都以为《系辞》有很浓厚的道家风味，参见夏含夷《〈系辞传〉的编纂》，《古史异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第289 页。陈鼓应更是据词汇法提倡“易传道家说”，见氏著《易传与道家思想》，北京：三联书店，1996 年。
[59]麦大伟：《〈庄子〉音韵研究》（Stratifying Zhuangzi：Rhyme and Other Quantitative Evidence），台北：“中研院”语言学研究所，2010 年。按：麦大伟虽然赞成葛瑞汉的分类，但是在附录二中却又对之提出了批评，参见Richard John Lynn的书评，《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4号，2012 年1 月。
[60]王叔岷：《庄学管窥》，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第17 页。
[61]参见拙作《〈庄子〉内外杂篇的关系问题》，见本书。
[62]浅野裕一：《战国楚简与古代中国思想史的再检讨》；佐藤将之：《监译者后序》，浅野裕一著，佐藤将之监译《战国楚简研究》，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 年，第14、185—189 页。
[63]最为奇特的是2006 年6 月在武汉大学召开的“新出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浅野裕一撰文认为《鬼神之明》是墨家的作品。当笔者向其指出《论衡》中引有儒家之徒董无心和墨家之徒缠子的辩论，董无心批驳缠子之说和《鬼神之明》相近时，他说《论衡》是汉代的材料，不能用来证明战国时候的简书。虽然他这一“晚不能证早”的说法很符合传统的文献学证据的要求，但和他上述的观点不免有偏差，他显然并没有贯彻古书佚失观，也未能流动地看待文献形成。因为《论衡》记载此事很可能是引自他书，并非自创。《汉书·艺文志》记载儒家有“《董子》一篇”，下注云“名无心，难墨子”（缠子为墨子后学）；此书明代陈第《世善堂书目》尚记载有传本，至马国翰时已经不见。这些完全可以说明《董子》之时代并不晚，其流传并非假造。
[64]参见拙作《清华简〈金滕〉初研》，见本书。
[65]胡适：《论帝天及九鼎书》，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影印朴社1933 年版，第200 页。
[66]顾颉刚：《论〈今文尚书〉著作时代书》，《古史辨》第一册，第201—202 页。
[67]顾颉刚：《〈金縢篇〉今译》，《古史辨》第二册，第64 页。
[68]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124 页。
[69]顾颉刚：《周公东征和东方各族的迁徙——周公东征史事考证四之一》，《文史》第二十七辑，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11 页。
[70]于省吾：《双剑誃尚书新证·叙例》，《双剑誃群经新证 双剑誃诸子新证》，上海书店1999年影印本，第55 页中。
[71]夏含夷：《略论今文〈尚书〉周书各篇的著作年代》，《古史异观》。
[72]常宗豪等编：《第二届国际中国古文字研讨会论文集续编》，香港中文大学，1996 年，第414 页。
[73]屈万里：《尚书异文汇录》，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3 年。
[74]参见拙作《〈君奭〉“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解》，《史学史研究》2008 年第3 期。
[75]管燮初：《西周金文语法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74页。
[76]管燮初：《西周金文语法研究》，第190 页。
[77]钟柏生等：《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图852—854、856，台北：艺文印书馆，2006年，第625—627、629 页。
[78]在上海复旦大学“治气养心之术”工作坊（2015年7月1日）上，夏含夷说当初在会议上他的文章有附录谈具体数据，目前他因搬家数次，已难以查找。询问当时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张光裕教授，云未见附录。
[79]李山也指出夏含夷根据白川静的《金文通释》，在资料的完备性上有很大的局限。他根据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与应用中心编写的《金文引得》，发现西周金文“以”共出现93 次，后面接动词的有23 例“；之”字在西周作代词用的，如“子子孙孙永用之”之类，《何尊》“自之乂民”《、散盘》“传弃之”《、牧簋》“乃侯之”之类，其数量都不在少数。他也指出管燮初书中统计结果“其”作代词的有23次。见氏著《〈尧典〉的写作时代》，《文学遗产》2014年第4期。按：李氏文主要讨论《吕刑》是不是西周穆王时期的作品，进而论《尧典》为西周中期作品。这种断代方法，本书并不赞成。
[80]孔子序书，当是儒家学派的行为而托名本师，参见拙作《由近年出土文献论〈尚书序〉的有关问题》，《古代简牍保护与整理研究》，上海：中西书局，2012 年。
[81]参见拙作《清华简〈金縢〉初研》，见本书。
[82]裘锡圭：《
公盨铭文考释》，《裘锡圭学术文集》第3 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164—165 页。
[83]关于《洪范》时代的讨论，可参见丁四新《近九十年〈尚书·洪范〉作者及著作时代考证与新证》，《中原文化研究》2013 年第5 期；李若晖《〈尚书·洪范〉时代补证》，《中原文化研究》2014 年第1 期；庞光华《“司空”新考——兼考〈尚书·洪范〉的成书年代及其他》，《上古音及相关问题综合研究：以复辅音声母为中心》，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5 年。
[84]夏含夷：《〈重写中国古代文献〉结论》，《简帛》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第510—512 页。
[85]参见张心澂《伪书通考》，第709—710 页；郑良树《续伪书通考》，第1328—1346 页。
[86]杨伯峻：《从汉语史的角度来鉴定中国古籍写作年代的一个实例——〈列子〉著述年代考》，《列子集释·附录三》，北京：中华书局，1979 年，第326 页；原载《新建社》1956 年第7 期。
[87]严灵峰：《列子辩诬及其中心思想·自序》，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 年，第10—13 页。
[88]马达：《〈列子〉真伪考辨》，北京出版社，2000年。
[89]A.C.Graham，“The Date and Composition of Liehtzyy，”Asia Major（New Series），Vol.8，part 2，1960，pp.25 - 31；“The Date and Compositon of Lieh-Tzǔ，”Studies in Chinese Philosophy &Philosophical Literature，pp.216-282.
[90]参见张永言《从词汇史看〈列子〉的撰写年代》（修订稿），《汉语史学报》第六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年。
[91]如张永言指出张湛所说“‘视’疑作‘指’”是“为求古而创新”，但是“视”从“示”声，而《中庸》的“治国其如示诸掌”，《礼记·仲尼燕居》作“指诸掌”“，示”“、指”通假，郭店简《缁衣》简40、41 有“：《诗》云‘：人之好我，旨我周行。’“”旨”字今本作“示”，裘锡圭加有按语：“‘旨’‘、示’古音相近。”而上博简《缁衣》简21作“
”，从视从旨，乃双声字，则“视”“、指”通假并非没有可能。
[92]来国龙：《论战国秦汉写本文化中文本的流动与固定》，《简帛》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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