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简帛与古书形成研究：走出疑古时期

在胡适、顾颉刚发动疑古的“史学革命”之际，他们已经知道了王国维用甲骨考辨商代世系的成绩，但是故意在《古史辨》第一册的二人通信部分中删除了有关内容；^[12]《古史辨》第一册也只选录了王国维《古史新证》的第一、第二章，而没有最重要的以甲骨证商史的内容，还特意加跋文驳斥，这恐怕都是为了鼓吹“东周以上无史论”，为“史学革命”张目。王国维既用阎若璩的方法证明今本《竹书纪年》为伪书，也利用出土文献来从事“古史新证”，由此认识到“成于后世”的古书所记事有很古的来源和“一部分之确实性”，并经过研究《诗》、《书》中的“成语”和甲骨、金文中可与《尚书》对照的内容，认为《尚书》多为当时所作，一些文字平易的篇章则可能是“后世重编”。^[13]稍后余嘉锡的《古书通例》专门考论古书的形成问题，已经认识到古书的形成过程和印刷术盛行后所出之书大不相同，子书多为学派著作集，以今律古来考辨古书真伪，毛病甚多。但他们或与疑古派有同根的思想渊源，或与之有相近的结论（如余嘉锡论《文子》为依托）^[14]，而且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不少学生后来都有与疑古派同调之处。因此总的来讲，王、余之成绩，在当时的影响有限。

此时张心澂所编著的《伪书通考》，^[15]就颇有趣味。此书是对古来有关研究成果的一个总结，可是从此书的《总论》来看，张心激既在“辨伪方法”部分收录了胡应麟、胡适、梁启超、高本汉等学者总结的辨伪方法，又在“辨伪事之发生”部分，引用了余嘉锡的“古人不自著书”、“古人著书不自出名”、“古书世传非成于一手”、“书名非著者之名”等说法，将余嘉锡的说法作为辨伪工作的推进理论，而完全不去设想辨伪书思潮可能因之而转向。此后直到郑良树编著《续伪书通考》，才批评了传统疑古方法的毛病，指出梁启超的古书考辨方法“不是放诸四海而完全皆准”，并提出“古籍辨伪学”，赋予辨伪以新的内容，欲使它脱离传统的目的。^[16]

在疑古思潮的笼罩下，新儒家学者发起的批评和挑战，很有典范意义，与其所秉持的文化信念或不无关系。徐复观在讨论老子其人、其书的年代、《老子》的作者等问题时，回顾了过去学者的一些讨论，并指出了“考证上对材料批判的若干观点问题”，主要有四点：

在资料中所发现的矛盾、漏洞，可以导使研究者作正反两方向的探索时，应当有一个质与量的比重上的比较。即是，对传统说法作翻案文章的人，所提出的证据，在质与量的比重上，是否够得上推翻传统的说法，这是考据上应最先决定的问题。

先秦产生某一思想之人，并非即是将同一思想记之于竹帛之人。……一家学说，在其发展过程中，原始记录的传承者既非一人；在传承中之原始记录，亦将有内容之发展，与文字上之歧异或修正。由此不难推想现在所看到的先秦诸子之书，多系经过一段时期的演变而成。仅由某书的少数字句，或内容之某一点，以断定某家某书的思想，系出现于某一时间，多不合当时实际情况。

古人引用典籍，不是出于“文献学”的意识，而是出于理论、教训的印证的意识。加以竹简繁笨，翻阅不易。所以有的引用原典，只概括大意；有的则又随意加以伸缩。

即使顺着思想发展的线索，以论定古书之先后，若仅把握住文化中单线的发展，而不了解我国紧承春秋时代以后的思想动向，并不是单线的发展，则其所谓思想的线索，亦多不可信。^[17]

这些总结，都切中时人之病，结合胡适的《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来看，很有参考意义。而其所说“现在所看到的先秦诸子之书，多系经过一段时期的演变而成”，更是卓识。所以在与屈万里讨论《尚书》中《甘誓》诸篇的年代时，徐复观又强调：“想把‘发展’的观念，导入于人文科学研究方法之中，欧洲到了十九世纪，才被多数人应用。中国人便以为同一名词，一定是包含同一的内容，所以一直到现在，许多人因为缺少此一发展观念，便以对于历史上许多与思想有关的问题，越说越糊涂。”^[18]这是新儒家和疑古派学者之间关于《尚书》篇章年代的一次论战，超越了诸子而进入经学篇章，有很详细的往复辩难。

徐复观说得不错，不少考辨古籍的作品，都缺乏“发展”的观念，多只不过是直线性的简单进化思维。然而，也许是知易行难。虽然徐在批驳别人时很有力，但是他自己论证《老子》的年代之文，就未必十分周全。对于《老子》，他“先作这样的一个假定：这是老子的直接门徒，阐述他的——老子学说的著作。其中有的是引用老子的话，但有的却是门徒为了发明他的思想而自己说的话”^[19]。这个假定和《史记》所记不同，与他以《史记·老子列传》的正传为依据来论老子的生平之取向有异，未必可信。

这一时期，西方的学术形势也有了变化。进化论和科学主义都被后现代主义所驳斥，实证史学受其影响发生了转变。沈有鼎在论庞朴的《公孙龙子研究》的《考辨》部分时提到：“西方学者在考辨上对于思想性的论据一般已趋向于不重视，这类论据就考辨说已经退居次要的地位，他们特别重视非思想性的论据，这是由经验得来的教训。过去考辨家曾运用大量思想性的论据来证明他们的论点，但是这些论据，正因为是思想性的，就很难得到所有学者的公认。结果所从出发的那些思想性的前提，总是一家一说，而争取不到共同承认的结论。而凭非思想性的证据，却比较容易取得共同承认的结论。”^[20]这一重要的观念，至今仍未在中国学界深入人心。

中国学界的转变，缘起于20 世纪70 年代以来，中国境内出土了大量的简牍帛书，其中有不少是古代的典籍篇章，李零先生称之为“古书”，以区别于文书，目前学界通用（50 年代河南信阳长台关也出土了古书，但是残损严重）。这些古书直接为传统的一些被定案为伪书或晚书者诸如《易传》、《晏子春秋》、《太公兵法》（《六韬》）、《老子》、《文子》、《庄子》、《屈原赋》、《宋玉赋》、《孙膑兵法》等翻案，余嘉锡的《古书通例》由此得到了检验，受到普遍重视。李学勤、李零等先生还依据出土古书，重新谈论古书的产生、流传和整理，影响深远。^[21]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古史辨”派的弟子后学，也对过去的结论有所修正；国际汉学界中，旧有的主流观点也受到了挑战，标志着学术研究进入了新的时期。(www.xing528.com)

譬如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本出土之后，陈鼓应先生回顾了《老子》成书年代的问题，指出晚出说的“一个很重要的论据是认为战国前没有私家著述”，但“这完全是学者们自己画地为牢”。他还指出：一些学者认为“《老子》书中‘王侯’、‘仁义’、‘尚贤’、‘万乘’这几个名词术语是战国时才出现的。然而这些论点当其提出之时，就已经被张煦等人驳倒了。……上述论点之所以被一些人用来否定《老子》成书的年代，主要是因为他们在考证的思想方法上犯了很严重的错误：抓住一些片语只字，或一些孤证，便对整本书进行论断，也就是以一些特称命题扩展而为对全称命题的论断，这在形式逻辑上是犯了‘急速推广的谬误’（The Fallacy of Hasty Generalization）”^[22]。说“战国前没有私家著述”，这在逻辑上是“丐辞”，在论证方法上属于张荫麟已经批驳过的使用“默证”^[23]。不能使用“丐辞”、“默证”证明问题，“说有易，说无难”，不能用个别例子否定整篇文献，这些规则逐渐为学界所认同。

而上述徐复观所说四个问题中的第二个问题，特别是“现在所看到的先秦诸子之书，多系经过一段时期的演变而成”，涉及了古书形成的问题，在简帛出土后得到了验证，古书形成问题受到了重视。李学勤先生曾根据近现代出土古书，指出古书存在“后人增广”、“后人修改”、“改换文字”等现象，并指出：

以前有不少著作，对古书的成书采取一种静止不变的观点，以为汉以前的书籍和后世一样，一经写定，不再作出修改。不知古代没有纸张和印刷术，任何书籍，如无官方保证，就只能传抄甚至口传，师弟相因，其间自然难免增删笔削。^[24]

李零先生也指出：“古人著书之义强调‘意’胜于‘言’，‘言’胜于‘笔’。古书的原始性质……更重要的是体现在知识的渊源和师法的追溯上。从根本上讲，它是把思想看作超越了个别创作者的主体以及其外在语言形式的东西。”^[25]

谢维扬先生归纳有关古书成书与流传过程中的复杂情况如下：（一）古书成书，就绝大多数个案而言，都是一个经历了很长时间和具有复杂环节的过程；换言之，所谓古书著作年代问题往往不是一个可有简明答案的问题。（这意味着当人们试图以对古书著作年代问题的判断来帮助确认有关古书资料的真实性和史料价值等问题时，由于必须充分估计到这两者关系上的复杂性，往往不容得出过分简单或简明的结论。）（二）古书题名作者与实际成书年代之间在很多个案中只存在约相关关系，因为大多数具有今日所见之内容的古书传本，前后涉及这些文本作成的人员往往不止一人，这也就意味着，古书成书年代与后所题名之作者生卒年代之间同样没有简单或简明的关系。（三）古书经流传示人的文本中，所谓“本文”或“正文”与在著作顺序上次一级的“传说”或“传解”之间往往或有很大可能混而不清。（因此在据今所见之有关文本内容讨论相关资料的真实性与史料价值等问题时，必须注意到分辨不同性质文本内容意义的必要性。）（四）古书传本之内容以有附益为常。（五）古书内容的取材所自不必早晚、真伪如一，而以驳杂为常。（以上两条同样提醒我们应注意分辨不同性质文本内容的不同意义。）（六）古书实际流传情况繁于传世著录所示。（因此不能以引述已知传世著录资料为判断古书实际流传情况之充足证据。）^[26]

廖名春先生则对“论述最为系统、详密，最具代表性而又影响最大”的梁启超所提出的辨伪方法，进行了条辨，指出其方法前提或举例上的错误，最后仅对于“用后代的人名、地名、朝代名”、“用后代的事实或法制”、“以文法、音韵辨伪”的方法比较赞成，但是对于前两种方法提出“要避免‘以偏概全’”，^[27]对于第三种方法有两点重要修正，也涉及古书的形成问题：

一是标准要定准，标准一错，全盘皆误。汉语史的研究表明，过去我们对许多语法现象的认识，过于靠后；而古代的语音现象，又异常复杂，所谓的定论往往有误。许多的语音、语法现象，公认是隋唐才出现的，结果后来发现汉代早有了；大家认定是汉代才有的，结果后来发现先秦早有了。这与过去汉语史研究的不深入有关，也与这种研究是建立在不完全归纳法的基础上有关。正因为是不完全归纳，所以新材料一出现，结论往往就得改写。执着错误的文法、音韵尺子去定古书的真伪，往往不伪者成伪。二是要将语言的真伪与思想的真伪、史实的真伪区别开，将局部的伪与主体的伪区别开。先秦古书，往往是先生之言，经过很久一段时间才由后学整理而成。就思想而言，属于先生；但就语言风格而言，失真度就很大了。同为孔子之言，鲁国的弟子和齐国的弟子、三晋的弟子和楚国的弟子记录下来的肯定有所不同，鲁人所传带有鲁方音，齐人所传带有齐方音，三晋人所传带有三晋方音，楚人所传带有楚方音。春秋末期的孔子之语，战国中后期才著于竹帛，必然会带有战国中后期的语言特色。从语言研究的角度而言，其字体非孔子之书，不能据此去研究孔子的书法；其方音、语法习惯也可能与孔子有别，不好说这就是孔子的方音和语法习惯。但从思想研究的角度看，这些不同都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语言形式上的伪并不等于思想内容上的伪，我们不能简单地划等号。同时，局部的伪也不等于主体的伪。^[28]

走出疑古者的特点是强调古书的来源很早，而古书在流传中会有所改易，所以不能因为有某些晚出的东西，就否定其来源的时间，在论证上比较注意“说有易，说无难”。走出疑古者有鉴于文化虚无主义之痛，有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的意图。然而流弊所至，古书皆可信，古史皆可信，由此遂被某些人说为信古。其实走出疑古者不是一个有着如《古史辨》一般存在同仁刊物和紧密圈子的群体，也没有统一的最终目标和规范，只是由于对出土文献的研究而形成了一种认同，大抵是认同“二重证据法”（其实只是“二重证明法”）^[29]，认为出土文献中的很多东西和传世文献的记载是可以印证的，因此过度的怀疑是不可取的。但是一旦涉及具体问题尤其是古史问题，则彼此很多观点就会不一致乃至大相径庭，甚至同一个人的观点也存在早晚差异。不能深入研究出土文献，而自我认同为走出疑古者，虽能得其方便，却往往过头而至于产生流弊。也正因为此类现象，现在对疑古的选择性记忆、系谱追认或认同，对走出疑古的批评，也有不少。也有对两者皆批评者，然缺乏新见。不沉思、反思问题，徒争意气，学术之国史西授，异日或至于新亭对泣，今人皆有责也。

国际汉学界对于中国学界发生的变化之反应是多样的，存在不同认识。他们受疑古派的影响很深，旧有的主流观点虽受到了挑战，但是影响还在。譬如在欧美日本，有人虽然也研究出土文献，但是多维护传统旧说，不少人对上博简、清华简已经公布的内容，因其非出土发掘品，而怀疑其真伪；而有些中国学界皆怀疑的伪简，却也有少数国外学者相信，此恐皆为过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