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辨：疑古派的影响与成果

肇自孟子，起于西汉，唐宋以来流行的辨伪书工作，兼及古书、人物的年代和学派，这一思潮到阎若璩考辨伪古文《尚书》之后名声大噪，至民国更因胡适、顾颉刚的疑古而大盛，形成疑古派（学界或称为“古史辨派”，由《古史辨》而得名，但《古史辨》所录，也有不少反对或不属于疑古的作品，而疑古者则多成同调）。虽然胡适后来因《老子》年代、疑古等问题逐渐与顾颉刚等分道扬镳，古史辨也转入了“古书辨”，但是影响依旧很大。顾颉刚和罗根泽编著的七辑《古史辨》，汇总了当时学界的诸多考辨成果。1949 年后多种文史哲教材、专著，都或多或少参考了这些辨伪成果，许多“定论”都已经成为“常识”，并深刻地影响了国际汉学界。

近代中国将确定作品年代推上日程的标志性事件，是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的撰著。蔡元培在序中就指出：“中国古代学术从没有编成系统的记载。庄子的《天下篇》，《汉书·艺文志》的《六艺略》、《诸子略》，均是平行的纪述。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适之此编，不但孔墨两家有师承可考的，一一显出变迁的痕迹。便是从老子到韩非，古人划分做道家和儒墨名法等家的，一经排比时代，比较论旨，都有递次演进的脉络可以表示。此真是古人所见不到的。”^[1]因此，按照蔡元培的看法，确定古籍年代，是一个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打破中国传统上的平行纪述法的结果。

蔡元培之说虽然有些夸大和鼓吹的成分，但是随着胡适之书及其个人的影响，以及考辨古籍真伪与年代所引发的种种讨论，尤其是《古史辨》的影响和后来人书写中国古代哲学史、思想史的层层建构，考证先秦古籍作品的年代被当作了一个重要任务。当然，平行纪述法也在确定古籍年代的大框架下被广泛使用。

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将老子放在孔子之前，招致了梁启超的批评，由此引发的老子问题大讨论，却反把胡适推到了反思考辨古籍年代方法的道路上。本来，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提到了五种审定史料的方法依据：（一）史事；（二）文字；（三）文体；（四）思想；（五）旁证。前四种为“内证”，“都是从本书里寻出来的”；“从别书里寻出的，故名为旁证”。^[2]但是在《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一文中，胡适针对当时考辨老子问题的方法，批驳了积聚许多“丐辞”，从“思想系统”上或“思想线索”上，用文字、术语、文体，替古人著作做“凡例”等证明《老子》晚出的方法。他指出，再多的“丐辞”也不是证据；从“思想系统”上或“思想线索”上作证明，他是“始作俑”者，但这种方法“不能免除主观的成见”；“用文字、术语、文体”等方法很有用，但是“（1）我们不容易确定某种文体或术语起于何时；（2）一种文体往往经过很长期的历史，而我们也许只知道这历史的某一部分；（3）文体的批判往往不免夹有主观的成见，容易错误”；替古人著作做“凡例”，是劳而无功的工作。^[3](www.xing528.com)

比照胡适两文，不难发现，《中国哲学史大纲》里所介绍的五种方法，实际上就只有史事和旁证两条方法有效。所说“史事”，是“书中的史事，是否与作书的人的年代相符。如不相符，即可证那一书或那一篇是假的。如庄子见鲁哀公，便太前了；如管仲说西施，便太后了。这都是作伪之证”^[4]。但是胡适所举例，其实未明《庄子》多寓言故事，以及古书为学派著作的通例。而事实上，有些古书并未明记史事，有一些书旁证不足，所以这两个方法也要大打折扣。在此情况下，考证古籍年代的方法就很有限了。

然而吊诡的是，尽管胡适有深刻的总结，可是在当时的学界，他的观点反而是少数派。在辨伪的旗帜下，梁启超、张寿林、钱穆、熊伟、顾颉刚、张西堂、冯友兰、张季同、罗根泽、孙次舟、素痴（张荫麟）这些人都论证《老子》与老聃无关或者《老子》晚出，是主流。至今的多种哲学史、思想史著作，包括外国人的作品，都将老子或《老子》放在孔子之后，似乎已经成了一种定论。当时在进化论的影响下，胡适的“祖孙法”仍然是法宝，“思想系统”或“思想线索”是重要的指导观念；将古书根据年代一本本地考察然后进行“排队”，是很多人的目标；考察特定时期的文字、术语、文体以断代，或探究不同古籍中的相近文字（被称为“重文”或“异文”，本书用“同文”来统一称呼）以确定孰先孰后，是最常见的方法，没有人怀疑研究方法及前提有多少问题。而胡适因为退出疑古，似乎已经被视为落伍，他的意见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倒是梁启超的《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所列的考辨方法，^[5]论述较为系统、详密，影响很大。学者们都携“科学”或“理性”、“进步”之优势，乐见传统的说法不断被推翻，“定论”逐渐成形。其时西方兰克史学的实证主义风气很流行，国际汉学界特别是日本学界也有很多断代的成果，而胡适、顾颉刚等的研究成果之根来自西方，^[6]但其表现形式上的乾嘉考证学风又与兰克史学有相近之处，因此其成果也很容易被认同，这种辨伪工作被当作史料批判，视为科学、进步，成为汉学界后续工作的基础。

其实，这些辨伪工作成果虽然不少，但是很多存在问题。疑古辨伪者内在的观念是进化论和科学主义，多以今度古，将雕版印刷术通行之后的书上推，而没有区分早期古书和雕版印刷术出现之后的书之差别，不知道早期古书的形成规律和其特有的通例；又自认为当代人比古人进步、理性，当代的科学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在认识上，他们也有意无意地把现存古籍，当作了古人特别是汉代人所能见的全部古籍（或者有意无意地认为佚失掉的东西就是自然淘汰的结果，并不重要），^[7]其结果就是把所作的不完全归纳当作了可以穷举的完全归纳，据之论定某时段才有或没有某思想、人物，这就是在用“丐辞”作推断，用“默证”证明问题，以为只要利用理性，灵活地穿针引线，就可以织出一幅远胜古人的思想发展之线路图。比如长沙子弹库楚帛书中讲了一个神话性的宇宙生成论，然而美国学者杰克·波德曾断言：如果把3 世纪出现的盘古神话除外，“中国可能是主要的古代文明社会中唯一没有真正的创世神话的国家”^[8]；葛瑞汉（A.C.Graham）也在《辩道者》中说先秦古籍没有宇宙发生神话。^[9]看来其错误不在于没有注意到帛书，而正在于将现存先秦古籍当作了全部古籍。中国的疑古辨伪者更是有感于落后、失败，要用科学、文化革命来拯救民族危亡，急于和古人作切割和了断，乐于将古代文化嫁接在西方的科学上。于是在国内外的辨伪或“史料批判”中，“把古书本身的年代与古书内容的年代混为一谈，对古书形成的漫长过程也只取其晚而不取其早”^[10]，静态地看待古书的形成。譬如《禹贡》讲到了贡铁，《老子》讲到了“万乘”、“偏将军”，那么一定是在这些东西都出现了之后才有，因此，不能早至春秋时期。^[11]疑古者还对于剥落孔子的神圣性特别有兴趣，所以孔子与经书的关系都要割断。流弊所至，几乎无书不伪，无书不晚，以辨伪为学问本身，以新奇之说为豪（如顾颉刚向胡适介绍能说屈原为伪的青年人），以古代文化为敝屣（如吴稚晖的“将经书扔进茅厕”之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