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新精神与务实态度：海派文化新论

近代以来，上海一直在接受着新知与启蒙，中外文化的频繁交流为海派学术带来了求新的精神；上海是中国的贸易、金融中心，发达的市场经济与商业社会孕育了海派学术注重实际的务实态度。正如吴炫所言：“上海在全国是一个最充满活力、最具创新特点的城市。上海学者对现实的敏感以及审美把握能力，在全国也是非常突出的”。⁽⁶⁹⁾

由于最早接受西方现代性的洗礼，上海在近代思想学术的革新方面一直走在全国前列。例如，在对于女性主义的接受方面，上海就引领全国风气之先。早在1898年，上海就出现了康同薇（康有为之女）、李蕙仙（梁启超之妻）等人所创办的中国第一份女性报纸《女学报》。1902年，爱国女校在林獬、蔡元培等人的倡导下发起，1903年开始招收学生。何震就是爱国女校培养的女革命家，1907年在东京组织中日进步女性共同创办了著名的女性主义报刊《天义》。1903年，丁初我在上海创办《女子世界》（月刊），光绪三十三年（1907）停刊。此报被誉为“宣传最持久、言论最勇猛、反映最强烈的一家革命妇女报纸”。⁽⁷⁰⁾1905年，秋瑾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⁷¹⁾正因经历了近代以来女性主义思想的洗礼，上海形成了尊重女性的城市氛围，迄今依然是中国男女平等的标杆性城市。

海派学术的求新精神在学术史中也多有表现，而且往往能够引起全国的反响。1924年，沈泽民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文学与革命的文学》，明确提出了“革命文学”的概念。1957年，钱谷融发表《论“文学是人学”》，在全国文艺界引起很大反响，后遭批评。1959年，平心在《学术月刊》上发表《论生产力性质》一文，此后，平心就生产力的性质及其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在上海和全国引起很大反响。1978年，上海社联召开座谈会，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全国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走在前面。同年，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在《文汇报》发表，引起震动，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对“伤痕文学”的讨论。1979年，《解放日报》发表李海庆的《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从而引发关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大讨论。1981年，徐俊西的《一个值得探讨的定义——关于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关系的疑义》，引发全国关于现实主义的典型理论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遗产问题的争论。1986年，葛剑雄的《西汉人口地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开创了中国断代历史人口地理的学科研究。同年，蒋孔阳的《先秦音乐美学思想论稿》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有关先秦音乐美学思想的专著。1987年，王沪宁的《比较政治分析》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是中国第一部比较政治学的专著。同年，周振鹤的《西汉政区地理》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断代历史政区地理专著。同年，刘达临的《性社会学》出版，是中国第一部性社会学著作。1988年，《上海文论》开设由陈思和、王晓明主持的“重写文学史”专栏，在全国引起了“重写文学史”的讨论热潮。1991年，《解放日报》发表《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等多篇署名“皇甫平”的文章，强调要进一步解放思想，透露了邓小平上海谈话的精神，在全国引起关于姓“资”姓“社”的热烈讨论。1993年，俞吾金的《意识形态论》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是国内第一部系统探讨意识形态概念发展史的著作。同年，上海学者张汝伦、王晓明、朱学勤、陈思和联合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人文精神：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的座谈纪要，提出重建人文精神的口号，这一讨论很快引发了全国文史哲等诸多领域的讨论。⁽⁷²⁾

海派学术与市场联系紧密，带来了务实的学术态度。在1985年召开的“海派文化特征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普遍认为海派学术注重现实、大体、综合，有别于京派学术重远古、细节、训诂的学风。⁽⁷³⁾在上海召开的学术会议也多注重现实关怀。仅在1999—2000年间，在上海成功召开的“扩大内需”研讨会、“体制转型与行业协会”研讨会、“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21世纪初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跨国公司投资与浦东新一轮开发”“加入WTO对上海文化发展的影响及对策系列研究”成果交流会等都是为了深化改革，为中国发展新局面提供智力支持和理论服务而举办的，展现了上海学术的务实性。

近代以来的上海学人汇聚、出版兴盛、交流频繁，呈现出别具一格的海派风貌。江南底蕴与世界眼光、国家情怀与地方意识、求新精神与务实态度，是海派学术的六大关键词，但并非海派学术的全部。江南文化奠定了海派学术的底蕴，家国情怀塑造了海派学术的胸襟，世界眼光引领着海派学术不断开拓创新。海派学术虽有过辉煌，但如今尚不足以与上海这座国际文化大都市相匹配。与京派学术以及海外学术相比，海派学术依然厚重不足、担当不强、原创较弱。海派学术应该在振兴自己的世界主义传统同时，学习京派学术的踏实、严谨，与历史接轨，在更深处积蓄力量。⁽⁷⁴⁾沪上学人也需保持谦虚奋进的态度，取长补短，继往开来。

(1) 熊月之：《移民人口与海派文化》，《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2) 袁进：《为什么上海能成为中国近代的文化中心》，方明伦、李伦新、丁锡满主编：《海派文化之我见——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首届学术研讨会文集》，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5—31页。

(3) 陈伯海主编：《上海文化通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984页。

(4) 参见何小刚主编：《沪上钩沉：首届上海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第2页。

(5) 学术包括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领域的学术，不分文理。按照德国哲学家亨里希·李凯尔特的观点，文化科学有别于自然科学，是关于社会现象的知识，包括政治、经济、语言、艺术、宗教、哲学等。本书以海派文化为总领，故“海派学术”部分所论的学术以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为主。“海派学术”与“上海学术”的内涵大体重合，略有不同。“海派学术”与“上海学术”的不同主要在于“上海”与“海派”的不同：“海派学术”主要指具有海派风格的学术，其地域可以不仅限于上海；“上海学术”则指“上海”这座城市的学术，其风格也不一定是海派。

(6) 1923年1月，英国学者苏柯仁（A. de C. Sowerby）和美国传教士福开森（J. C. Feguson）在上海创办英文期刊《中国科学美术杂志》（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s，1923—1941），该刊也是成立于1922年的“中国科学美术学会”（The China Society of Science and Arts）会刊，1927年1月英文名改为“The China Journal”，但中文名《中国科学美术杂志》没有更改，直到1936年1月中文名才改为《中国杂志》。该刊以“促进与中国有关的任何科学、艺术、文学、探险及其他类似主题的知识的传播”为己任，“驱逐外国对中国的无知——认为中国的文明相当于古埃及和巴比伦”，并致力于将其办成“面向知识界的、高水平的期刊”，19年间共出版35卷215期。（朱伊革：《近代上海英文期刊与学术共同体的建构及中西文化交流》，《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7) 《新中国评论》（The New China Review）于1919年3月创办于上海，创办人为英国汉学家库寿龄（Samuel Couling）。库寿龄表示要极力保持该刊的学术性，同时“发表主题各异的，具有吸引力的文章，让专业汉学家以外的人士感兴趣”。该刊共出版4卷26期。（朱伊革：《近代上海英文期刊与学术共同体的建构及中西文化交流》，《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8) 《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杂志》（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858—1860；新刊：1864—1948）是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的会刊，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1857—1952）是近代来华外侨在上海建立的一个重要文化机构。该刊物上发表的俄国贝勒的《先辈欧人对中国植物的研究》（1881），获近代欧洲汉学最高奖“儒莲奖”，德国佛尔克的《王充与柏拉图论死亡与永生》开启了将王充与柏拉图哲学比较的先河。参见王国强：《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以及朱伊革：《近代上海英文期刊与学术共同体的建构及中西文化交流》，《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9) 朱伊革：《近代上海英文期刊与学术共同体的建构及中西文化交流》，《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10) 《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1867—1941）是19世纪来华的美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创办的一本著名的英文教会刊物。其宗旨是：在来华传教士之间交换信息，加强联系。清同治六年（1867）在福州美以美印刷所出版。1873年停刊一年，1874年在上海美华书馆继续出版，改为双月刊，1886年又改为月刊。1941年12月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停刊。共出版72卷。《教务杂志》较完整地保存了来华新教传教士的档案资料，详细记述了各差会传教的历史以及传教工作的大量统计数字，并报道了日本、朝鲜、东南亚、南亚、西南亚和太平洋地区各差会的情况，以及罗马天主教修会和东正教传教士团的状况。还记载了近代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重要事件，如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另外，也刊登有大量汉学家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文章。（参见薛维华：《边缘风景：汉学期刊研究视域中的<教务杂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

(11) 陈伯海主编：《上海文化通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039页。

(12) 1860—1896年，中国有7个重要的西书翻译出版机构，其中有5个在上海。1896—1911年，中国和在日华人中翻译、出版人文书籍的机构中位于上海的有57家，占总数的60%。1902—1904年，中国共翻译出版西书529部，其中360部出在上海，占68%。1911年以前，上海出版的中外文报刊数量为全国第一。以上种种数据说明：到20世纪初，上海已经发展成为了中国出版中心。（吴永贵著：《民国出版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90页）

(13) 广学会的前身是成立于1887年的同文书会（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1894年改称“广学会”，1905年广学会的英文名称改为“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国内有的著作直接译成“中国基督教文学协会”。

(14) “Evangelistic Tracts and Literature，”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1911.6）：340

(15) 《北华捷报》又名《华北先驱周报》或《先锋报》。1850年（道光三十年）8月3日由英国拍卖行商人Henry Shearman在上海的英租界创办，每周六出报。主要刊载广告、行情和船期等商业性材料，同时也刊有言论、中外新闻和英国驻沪外交、商务机关的文告，并转载其他报刊的稿件，供外国侨民阅览。1864年7月1日扩充为独立出版的日报，改名为《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北华捷报》周刊随即转为其星期附刊继续刊行。1951年3月31日停刊，出版时间长达101年，它是旧中国出版时间最长、发行量最大、最有影响的外文报纸。现完整保存在上海。

(16) 《东亚杂志》于1902年在上海创刊，1906年终刊，共刊出5卷30期，期刊的目标是“普及关于东亚的常识”“让人们在国内就能更多地了解中国及其邻国”。（朱伊革：《近代上海英文期刊与学术共同体的建构及中西文化交流》，《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17) 《天下》由中山文化教育馆赞助出版，旨在加深各国间的文化交流，重点是向西方介绍中国，6年间共计出版12卷56期，主要编辑有吴经熊、温源宁、林语堂、全增嘏、姚克等。（朱伊革：《近代上海英文期刊与学术共同体的建构及中西文化交流》，《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18) 朱伊革：《近代上海英文期刊与学术共同体的建构及中西文化交流》，《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19) 参见《上海社会科学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社会科学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28—32页。

(20) 1949年以前的思想学术类报刊主要有《六合丛谈》《中外杂志》《万国公报》《强学报》《时务报》《外交报》《大陆》《中国白话报》《东方杂志》《教育世界》《国粹学报》《图书月报》《教育杂志》《留美学生季报》《中华教育界》《不忍》《正谊杂志》《中华实业界》《大中华》《新青年》《学术从编》《民铎》《教育与职业》《学灯》《星期评论》《觉悟》《少年中国》《建设》《解放与改造》《民心周报》《少年世界》《劳动界》《共产党月刊》《劳动周报》《心理》《先驱》《向导》《华国月刊》《中国青年》《国闻周报》《醒狮》《现代评论》《生活》《新生》等。参见《上海社会科学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

(21) 它的前身是《教会新报》，《教会新报》初创时期，每期只能销出几百本，到第六年结束，平均每期可销出1886册，发行范围遍及十八省及新加坡、日本。《万国公报》之所以能够成功转变，就是因为其对宗教内容的主动删减。

(22)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29页。

(23) 李提摩太著，李宪堂、侯林莉译：《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99页。

(24) 上海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1949—1985）》，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525—526页。

(25) 参见上海新闻出版局官网，http://cbj.sh.gov.cn/govInfo/resgov/bookPub/lis.tjsp。

(26) 上海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1949—1985）》，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528页。

(27) 上海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1949—1985）》，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533页。

(28) 上海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1949—1985）》，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531页。

(29) 参见《上海社会科学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社会科学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68—69页。

(30) 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编：《上海学术报告2010》，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7—21页。

(31) 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编：《上海学术报告2010》，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页。

(32) 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编：《上海学术报告2010》，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0页。

(33) 据统计，1949年上海共有高校48所，占全国的23%。57年院校调整后，拆并了一些院校与专业，高校总数降为18所，专业数、师生数都有所增长。1958年后又新建了上海对外贸易学院等一批高校。（上海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1949—1985）》，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275—276页）尽管上海高等教育的综合实力在不断提升，但若在全国范围内横向比较，上海高校从数量、排名上来看都远不及北京，与其它地区相比优势也并不明显。

(34) 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编：《上海学术报告2010》，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5—7页。

(35) 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编：《上海学术报告2010》，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58—59页。(www.xing528.com)

(36) 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编：《上海学术报告2010》，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79页。

(37) 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编：《上海学术报告2010》，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9—20页。

(38) 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编：《上海学术报告2010》，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2—33页。

(39) 魏承思：《“海派”文化特征学术讨论会综述》，《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

(40) 多元性指古今、中西、雅俗的交汇；两重性指具有正面与负面的不同效应：正面来说是新鲜活泼，勇于创新，不断奋进，负面来说是有媚俗的市民性。见陈伯海主编：《上海文化通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7—10页。

(41) 熊月之：《移民人口与海派文化》，《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42) 适时性主要指反应灵敏、紧跟时代步伐、眼界开阔，兼容性主要指中西文化兼容，通融性主要指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独创性主要指将自然科学的治学方法融入社会科学中等。见陈伯海主编：《上海文化通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094—1096页。

(43) 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编：《上海学术报告2010》，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55页。

(44)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146页。

(45) 童庆炳：《中西文学观念差异论》，《文艺理论研究》2012年第1期。

(46) 丁修真：《江南为何状元辈出》，《解放日报》2019年7月31日第11版。

(47) 张敏：《晚清上海地区学术史述论》，《史林》1997年第3期。

(48) 苏秉公主编：《新视角下的海派文化》，上海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03—107页。

(49) 李秉谦：《一百年的人文背影 中国私立大学史鉴·第1卷，萌芽（1840—1911）》，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7—54页。

(50) 1879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创立圣约翰书院，后改名为圣约翰大学。

(51) 1897年，盛宣怀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这是国人在上海创办的第一所大学，后发展为交通大学。

(52) 1903年，天主教徒马相伯创立震旦书院（Aurora College）并任院长，后因与法国神父之间的矛盾，马相伯于1905年创立复旦大学。

(53) 1905年，为反对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关于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东京8000余名中国留日学生罢课抗议，3000余名留日学生退学回国，返抵上海。1906年，留学生中的姚洪业、孙镜清等筹办中国公学，革命党人于右任、马君武、陈伯平、李登辉等任教员。此后，中国公学逐渐发展成包括文、法、商、理四院的综合性大学，并增设了中学部。1915年，梁启超任董事长。1915年，北京国民大学与上海吴淞中国公学合并，称中国公学大学部。1917年，上海吴淞中国公学停办，中国公学大学部更名为中国大学。1906年4月，中国公学在上海正式开学。开学后，共招学生318人，来自13个省。分大学班、中学班、师范速成班、理化专修班。（徐一良：《学府遗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229页）

(54) 1906年，沪江大学创办，原名上海浸会大学，校长为美国人柏高德博士。大学另设浸会神学院。1952年，沪江大学各科系并入复旦、华东师大等校，在其原址上组建上海机械学院（今上海理工大学）。（徐一良：《学府遗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247页）

(55) 1937年，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建成开学，是天主教圣心修女会创办的女子学院，也是上海第一座女子大学。

(56) 邓正来：《上海学术报告2011》，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5页。

(57) 参见《上海社会科学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社会科学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29—79页。

(58) 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编：《上海学术报告2010》，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7—21页。

(59) 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编：《上海学术报告2010》，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70—71页。

(60) 邓正来：《上海学术报告2011》，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1—77页。

(61) 《<国粹学报>发刊辞》，《国粹学报》第1期，1905年2月。

(62) 参见《上海社会科学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社会科学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32—58页。

(63) 参见《上海社会科学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社会科学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29—99页。

(64) 邓正来：《上海学术报告2011》，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1—77页。

(65) 参见《上海社会科学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社会科学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28—85页。

(66) 《上海文化年鉴》编辑部编：《上海文化年鉴（1987）》，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第79页。

(67)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发展报告1999—2000》，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4—198页。

(68) 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编：《上海学术报告2010》，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67—68页。

(69) 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编：《上海学术报告2010》，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70—71页。

(70) 方汉奇，李矗主编：《中国新闻学之最》，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85页。

(71) 参见《上海社会科学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社会科学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32—35页。

(72) 参见《上海社会科学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社会科学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43—97页。

(73) 魏承思：《“海派”文化特征学术讨论会综述》，《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

(74) 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编：《上海学术报告2010》，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55—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