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海派文化与国家情怀

尽管上海从未成为过中国的首都，近代以来的海派学术却有一种强烈的国家情怀。这种国家情怀表现为对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关切，不满足于只关注上海或东南一隅。与此同时，沪上学人对于上海的研究也蔚然成风，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关于海派学术中并存的国家情怀与地方意识，许纪霖已有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北京是全国的政治、学术中心，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精英，但他们与城市的地方社会隔阂，没有共同的利益与语言。京城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更多是“首都人”，而非北京人。上海有强大的市民社会传统，知识分子与市民阶级之间的价值观、文化品位和生活方式是同一的。相较而言，上海知识分子对于上海的认同感更为强烈。从晚清开始，上海的知识分子就有国家情怀、地方意识这双重历史传统。20世纪80年代的上海思想学术依然走在全国前列。从思想解放运动到新启蒙运动，许多震撼全国的问题和研究是首先从上海提出来的。⁽⁶⁰⁾

《国粹学报》（1905—1911）是海派学术国家情怀的集中表现。它是晚清数一数二的大型综合性学术刊物，栏目丰富，作者水平高，特色鲜明。它诞生于清末举世学习西方的时代背景下，是一批具有民族意识的爱国学人自发筹设的综合性学术月刊，他们从日本国粹主义的经验中寻求中华民族的复兴之道，从欧洲文艺复兴的精神中探索以复古为革命的方法。丰富多样的栏目，实力雄厚的作者群以及独立自主的办刊态度保证了《国粹学报》的学术品质，也带来了独特鲜明的思想学术特征。《国粹学报》带来的思想文化遗产长久而深远地影响着中国的国学思潮，为新文化运动后整理国故运动提供了思想资源。以保存国粹来爱国是《国粹学报》的宗旨，其《发刊辞》中便明确以“保种爱国存学”⁽⁶¹⁾为志。邓实希望从国粹中激发国人的爱国情怀，利用今文经学提倡的内夏外夷之说、中国人种西来说、进化论等理论来实现民族振兴；黄节把国粹与种族相联结，把爱国情怀熔铸于巨著《黄史》之中，以种族为核心来重新书写中国历史。《国粹学报》高调宣传民族主义与爱国情怀，也激发了钱玄同、顾颉刚等读者的爱国热情，起到了以国粹鼓动爱国热肠的效果。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红色文化的发源地，也是“红色学术”的发源地。共产主义之所以首先在上海燎起星星之火，得益于沪上学人的国家情怀。1898年，广学会出版的《泰西民法志》就已提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及其生平和思想。1903年，广智书局出版日本福井准造原著、赵必振译的《近世社会主义》，其中对马克思和《资本论》作了介绍，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译著。1920年，5月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出版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8月22日新青年社在上海建立，由陈独秀负责，这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出版社；11月7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理论性刊物《共产党》月刊创刊，李达任主编，第一号刊载有关列宁领导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资料，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学说，批判了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1922年，上海大学成为中国共产党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基地，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就在其中任教，并担任社会学系主任。1924年，瞿秋白的《现代社会学》由上海书店印行，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第一本教科书。1929年，上海新生命书店出版了恩格斯著、李膺扬译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938年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了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一、二、三卷。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早期中译本大都在上海翻译出版。⁽⁶²⁾正是因为沪上学人的国家情怀，“红色学术”才得以在“白色恐怖”中突围。

沪上学人的国家情怀在上海学术史中亦多有表现。1861年，冯桂芬在上海完成了《校邠庐抗议》，在中国最早提出了“君主立宪”；1904年，刘师培在上海完成的《中国民约精义》出版，这是第一部用中国经典来阐释卢梭《社会契约论》的著作；1924年，谭正壁在上海著述的《中国文学史大纲》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白话文学史，也是首次由上古文学叙述至现代文学的中国文学史；1936年，沪上学人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此书汇集了1917—1926年新文学运动最初10年间的理论研究、文学创作的代表性作品；1982年，复旦大学两次召开“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大陆首度举行的关于文化史研究的专题学术会议；1984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开始出版，丁景唐主编，赵家璧任顾问，同年，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编写的《社会学简明辞典》出版，这是国内重建社会学以后的第一部社会学辞书；1995年，许纪霖、陈达凯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史：1800—1949》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这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近代化的专著。⁽⁶³⁾以上种种，均显示了海派学术的国家情怀与使命担当。不过，随着1949年以后中国文化中心的转移，上海学者的国家情怀有所减弱，地方意识越来越浓。⁽⁶⁴⁾(www.xing528.com)

上海是现代中国的缩影，近代以来的上海学术也是中国现代学术的缩影。近代上海以移民为主体，华洋杂处，形成了追求实利的商业氛围，海派学术也受其影响，注重实际。对上海的本土研究也是海派学术的一大传统。作为世界性城市的上海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海内外学人为之耕耘。1853年，英国传教士艾约瑟出版英文《上海口语语法》（A Grammar of Colloguial Chinese，as exhibited in the Shanghai dialect），这是汉语方言学史上第一本研究语法的专著。1862年，John MacGowan的《上海话短语选》（A Collection of Phrases in the Shanghai Dialect）出版，这是最早的上海话词典。1878年，日本学者御幡雅文所著的《沪语便商总译》在上海日本堂书店发行，这是最早的上海话课本。1985年，刘惠吾主编的《上海近代史（上册）》出版，该书是按时间顺序撰写的第一部上海近代史。⁽⁶⁵⁾自20世纪80年代起，上海学界就已经提出了“上海学”这一概念。1986年，上海市“上海学”学会正式成立，上海大学也成立了上海学研究所，⁽⁶⁶⁾召开了“首届上海学研讨会”。20世纪90年代以后上海研究逐渐成为显学。1999年，《史林》杂志展开笔谈，认为已经到了建立“上海学”、推动上海研究纵深发展的时候了。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率先使用口述史的方法，在上海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批极有价值的新史料。1999—2000年，上海学者在广富林遗址考古方面取得了进展，编写的《上海通史》《上海百科全书》也获得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一等奖。⁽⁶⁷⁾2002年，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成立。2015年，中国社科院与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创建的新型智库——上海研究院在上海大学成立。上海社科院文学所早在1979年就已着手研究上海“孤岛”文学，近年来更是在上海文学及文化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与上海作协共同主办的《上海文化》是全国唯一一份全方位介绍上海的综合性学术月刊。上海电机学院也在2014年和2015年连续举办了两届上海学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论文集。第一届上海学学术研讨会讨论了苏州河、新上海人、上海京剧等主题，第二届研讨会讨论了上海人口迁移、上海地方立法、上海年画等议题。2021年，上海社科院文学所的“海外汉学视野下的上海文学”创新工程项目也正式开展了研究。沪上学人对上海的研究热情可见一斑。

值得一提的是，研究上海并非沪上学人的专利，海外学者对上海文化也情有独钟：法国里昂第二大学的安克强教授、美国波士顿大学的叶凯蒂教授对沪上妓女，德国海德堡大学教授瓦格纳对《申报》，美国哈佛大学荣休教授李欧梵对上海现代性等方面都有精彩的研究。2014年，“中日文学关系——以上海为中心”双边研讨会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举办，呈现了当代日本学者对上海文学及文化的精湛研究成果。

国家情怀与地方意识统一于近代以来的上海学术之中，共同构成了海派学术独特的风貌。尽管海派学术也曾有过浓厚的国家情怀，但近年来有地方意识加重的倾向，上海学人的国家情怀与担当意识有所减弱。正如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张曙光教授所言：上海学术研究对象和选题上有狭隘性和地域性，上海学人的社会责任和社会担当不足，不敢对政府提出批评。上海学界商业化、世俗化的味道更浓烈，缺乏严肃认真的学术评价机制。⁽⁶⁸⁾当代海派学术要走出地域性的狭隘，亟须提升国家情怀与担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