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底蕴与世界眼光：《海派文化新论》解读

上海得名于“海”，它面朝东海，背靠江南。“海派”之“海”与“洋气”之“洋”，均来自“海洋”一词。上海最大的地理特点是“江海相拥”，位于长江与海洋的交汇处。正如哲学家何怀宏所言：“上海是中国最长最大的河流的出海口，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前不被重视，到必须和世界交往的时候就显得十分重要了。上海于是迅速开埠，很快成为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最短期间发展起来的最大都市”。⁽⁴³⁾

黑格尔认为中国文明是一种农耕文明，没有分享海洋所赋予的文明，航海也没有影响中国文化。⁽⁴⁴⁾童庆炳也指出：中国的古代文明是农耕文明，西方是海洋文明。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人生活于大海之间，为了生存与商业的顺利开展，不得不在大海中冒险，从而激发了他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重视对自然规律的探索；中国古代文明是农耕文明，以家庭为单位协同劳作，世世代代在土地上耕种，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因此重务实、重仁爱。中国的人文传统与西方的人文精神不同，中国重务实，西方重科学。⁽⁴⁵⁾尽管这样的划分方式并不完美，却为我们理解上海学术的独特性提供了视角。作为长江入海口的中国城市，上海兼有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的两种特征。

上海位于长江三角洲地区，是长江泥沙冲击沉淀而形成的城市，土壤肥沃，适合耕种。古代上海属于松江府管辖，自古有“苏松熟，天下足”的美誉。中国自古以来有“上农”思想，晋代上海名士陆机写下了《瓜赋》《桑赋》《怀土赋》《感丘赋》等乡土气息浓厚的诗赋，却从未写过一首以海洋为主题的诗赋。可见对于晋代上海文人而言，乡土才是寄怀之处，海洋还是一个陌生的存在。在明代，中国倍受倭寇困扰，遂厉行海禁。为了对抗清初雄踞于台湾岛的郑成功，清政府也曾长期实施海禁，以期禁绝外患。对于明清两代的上海人而言，海洋非但不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存在，还是一个禁区。上海的重要性也因为中国农耕文明的强大而被长期忽略，直到开埠以前仍是县城。

不过，上海地处经济发达、人文荟萃的江南，江南文化的传统早已成为上海文化的底色。明清时期，江南文教极盛。据统计，明清两代每7个进士中，就有一个出自江南；清代自开科举至废除科举，一共产生了130名状元，其中江南状元就占据了一半以上。⁽⁴⁶⁾江南文化的积淀为上海奠定了强大的学术基础。清代学术以乾嘉汉学为大，乾嘉汉学又分吴派与皖派两大支，上海学术便深受吴派经学的影响，形成了以钱大昕、王鸣盛为主体的吴派学者群。⁽⁴⁷⁾开埠以前的上海虽然政治地位不高，在经济文化方面已经颇有基础。开埠以后，江南文明与西方文明、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在此相会，促使上海迸发出无限的活力。

1865年，上海龙门书院由上海巡道丁日昌创设，不以科举诗赋列入课程，追求学问之实，这一新气象也促使沪上浮靡学风为之一变。1867年，龙门书院聘请江苏学人刘熙载出任山长，长达14年的教育生涯使得龙门书院一方面在传播儒学经典以及经世致用之学方面颇有成效，另一方面也在倡导新学、西学方面引领传统书院之先。⁽⁴⁸⁾随后，由英国驻沪领事麦华陀（Walter Henry Medhurst）倡议的格致书院于1876年建成，成为中国近代最早开办的中西合办、最先传授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培养科技人才的新型学堂之一。西人麦华陀、傅兰雅、伟烈亚力以及中国人唐廷枢、徐寿、王韬、华蘅芳等人都参与其中，李鸿章等中国官员也都为其大量捐助经费。格致书院的课程包括西方语言文字和科学技术两部分的内容，不涉及科举辞赋。历时四十载的格致书院以及其创办的《格致汇编》成为近代西方科技及文化的重要桥梁。⁽⁴⁹⁾随后，圣约翰大学、⁽⁵⁰⁾南洋公学、⁽⁵¹⁾复旦大学、⁽⁵²⁾中国公学、⁽⁵³⁾沪江大学、⁽⁵⁴⁾震旦女子文理学院⁽⁵⁵⁾等高校相继成立，这些高校或由西人创办，或聘请西人监院、任教，教育理念也以中西汇通为特色，培养了李叔同、林语堂、徐志摩、顾维钧、钱学森等一大批学贯中西的人才。(www.xing528.com)

如果说江南传统是海派学术的底蕴，那么世界眼光就是开埠所带来的新质。上海是中外文化的交汇点，海派学术也是中外学术交汇的产物；上海城市的发展得益于中外文明的交融，海派学术的形成亦得益于此。正如清华大学王宁教授所言：上海是中国现代性的主要发源地，也是东亚地区最具有世界主义特征的一座国际化大都市。⁽⁵⁶⁾

中外文化交汇所带来的世界眼光，为海派学术带来了许多中国学术史上的“第一”或“最早”：1864年，丁韪良译成《万国公法》，该书第一次将西方的“民主”概念引入中国；1898年，《民约通义》由上海同文译书局出版，这是《民约论》的第一个中译本。1902年，《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幸德秋水著、赵必振译）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分析、批判帝国主义的译著。同年，岸本能武太著、章太炎译的《社会学》由广智书局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国外社会学的译著。1910年，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在上海出版，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使用西方学术观点整理中国古代伦理学遗产。1920年，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这是该书第一个铅印的中文全译本，也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第一个中译本。同年，宗白华在其主编的《时世新报·学灯》专栏发表《美学与艺术略谈》，在中国最早对“美学”和“艺术”两个概念作了界定。郭绍虞译日本高山林治郎著《近世美学》在《时世新报·学灯》上开始连载，为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洋美学史的译著。1924年，李大钊的《史学要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著作。1924年，上海《学艺》杂志第六卷第五期出版《康德诞辰二百周年纪念号》，发表了近20篇评介康德的论文，这是国内一次较早的集中介绍康德的著作。1946年，萧乾在复旦大学开设《当代英国小说》课程，在国内介绍西方现代主义理论。1980年，蒋孔阳的《德国古典美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是中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研究西方美学史的力作。1981年，顾长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打破了对传教士问题进行学术研究的禁区。同年，刘放桐等编著的《现代西方哲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部现代西方哲学的高等学校教材。⁽⁵⁷⁾以上种种“第一”，正得益于海派学术对中外交流的重视所带来的世界眼光。

频繁的国际交流为上海学术带来了注重开新的学术气象，但另一方面，过于注重追求西方的新理论与新观念，也使得上海学术缺乏原创性与持续性，学风偏于浮躁。美国学者胡志德指出：上海的学术机构与西方学术界的关系密切，有助于其学科处于前沿。但“跟世界接轨”的口号带有危害性，中国学者应该避免照搬西方模式，努力探索自己的理论体系。⁽⁵⁸⁾吴炫也指出：上海学术充满创新，但却由于缺乏原创性建构的努力而显得过于平面和浮泛。“因为不断追求和实践西方的新观念，所以上海的人文社会科学就缺乏持续几十年探索一个理论问题的学者，也缺乏稳定的、长期的个体观念建构的理论研究和运用。”⁽⁵⁹⁾海派学术不能一味学习西方，也要有自己的立场、态度与方法，建立自己原创性的学术话语与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