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学术繁荣：吸引全球学者，展示学术魅力

近代以来的上海学术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主要表现为学人的汇聚、学术出版的兴盛、学术机构的繁荣、学术活动的频繁等方面。

学术研究的主体是学人。晚清以来，上海吸引了诸多一流学人前来从事学术研究。王韬早年游历香港、西欧、日本，1884年回到上海，1885年任格致书院院长直至1897年去世。康有为1895年来到上海建立强学会，1896年创办了第一份维新报纸《强学报》。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海外，1913年归国后定居于上海；梁启超曾在上海担任戊戌变法时期影响最大的维新派报纸——《时务报》（1896—1898）之主笔，1901年流亡日本时仍在“遥控”运作着上海广智书局，1915年回到上海担任中国公学董事长；严复于1906年担任复旦公学校长，大部分译作均由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章太炎自1895年起便活跃于上海《时务报》《昌言报》《亚东时报》等报端，在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等机构中发挥着巨大的学术影响力；刘师培1903年来到上海，先后担任《警钟日报》《中国白话报》《国粹学报》等报刊的主编或主笔，也因其在上海的革命与学术活动而声名鹊起；王国维1898年来到上海，先后任《时务报》书记、《教育杂志》主编等职，其学术也因其在东文学社中师从日人学习英文、西方哲学而大为精进。

除了中国学人之外，上海还以外文学术期刊为载体汇聚了许多外国学术精英。《中国科学美术杂志》⁽⁶⁾的主编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曾担任金陵大学、南洋公学校长多年，是著名的汉学家与教育家。另一位主编苏柯仁（Arthur de Carle Sowerby）是著名的博物学家，曾任上海博物院院长。《新中国评论》⁽⁷⁾的主编库寿龄（S. Couling）是汉学家、甲骨学家，著有《中国百科全书》。《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杂志》⁽⁸⁾的编辑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艾约瑟（Joseph Edkins）、福开森、莫安仁（E. Morgan）、苏柯仁、盖乐（E. M. Gale）、伊博恩（Bernard E. Read）均为著名汉学家，还汇聚了哲学家亨克（F. G. Henke）、季理斐（D. MacGillivray）、钢和泰（Alexander von Stae-lHo-lStein），历史学家佛尔克（A. Forke）、司登得（G. C. Stent），植物学家贝勒（E. Bretschneider）等。⁽⁹⁾《教务杂志》⁽¹⁰⁾由裴来尔（Lucius Nathan Wheeler）、保灵（Staphen Living Baldwin）、卢公明（Rev. Justus Doolittle）、伟烈亚力、乐灵生（Frank Joseph Rawlin）等担任主编，他们都是有影响力的教会领袖人物。

五四运动时期，北京一度成为全国思想学术最为活跃的地区。不过，由于北洋军阀的文化高压、高校欠薪以及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侵略，许多知识分子与文化团体陆续南迁上海。⁽¹¹⁾陈独秀1903年来到上海编辑《国民日日报》，1915年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始倡民主与科学，新文化运动也由此启端。1917年初编辑部迁往北京，1920年上半年又移回上海；胡适1891年出生于上海，1904年入上海梅溪学堂读书，后入中国公学，兼任教员与《竞业旬报》编辑。留学归国后，一度回到上海创办新月书店，并担任中国公学校长；鲁迅自1927年起移居上海直至去世，写作并出版了《故事新编》《且介亭杂文》等多部名作，先后加入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形成了以鲁迅为中心的文坛磁力场；瞿秋白1923年来到上海大学担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致力于把上海大学办成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钱钟书在1941—1948年间任教于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校、暨南大学等高校，名作《围城》《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均在这一时期完成并出版。众多中国一流学人来到上海并以其为学术舞台，展现了近现代上海的学术吸引力。

出版是学术的重要载体，学术成果的有效传播有赖于报刊传媒及书籍的印行。开埠以后的上海迅速成为中国的出版中心，⁽¹²⁾1949年以前上海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大东书局、世界书局、三联书店等300多家出版单位。

上海出版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西方新式印刷技术的引进。中国过去普遍采用的木版印刷技术相对落后，1843年墨海书馆创立后，引进了用畜力带动的铁制印刷机，让印刷效率大大提高。1860年迁址上海的美华书馆则引进了电镀华文字模、华文排字架、电镀铜版，柴油滚动印刷机等先进的印刷技术。此外，华美书馆、协和书局、益智书会等西方出版机构也都在近代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们使铅字排版和机器印刷取代了中国过去的手工抄写、木活字排版和雕版印刷，平装书替换了线装书。西方出版印刷业为中国出版业的发展培养了技术和管理人才，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曾分别在美华书馆、字林西报馆、捷报馆当排字工。1894年成立于上海的广学会⁽¹³⁾是近代中国最负盛名的出版机构之一，仅1910年一年就出版了213930本书，广学会的出版物销售收入也从1893年的800美元猛增到了1898年的1.8万美元。⁽¹⁴⁾

在外文出版方面，上海的优势得天独厚。1850年，上海第一家英文报刊《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1850—1951）⁽¹⁵⁾创刊。随后，《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1864—1951）在上海出版，《北华捷报》随后成为《字林西报》的星期附刊出版。《字林西报》是晚清至民国时期深受上海外侨和中国知识分子欢迎的英文报纸，它大量刊发的中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新闻和评论，对当时中国的社会科学发展具有很大影响。《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杂志》、《中西教会报》（Missionary Review，1891—1917，1912年易名为《教会公报》）、《中国科学美术杂志》（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s），后改名为《中国杂志》（The China Journal，1923—1941）、《教务杂志》、《新中国评论》、《东亚杂志》（East of Asia Magazine，1902—1906）、⁽¹⁶⁾《天下》月刊（T'IENHSIA Monthly，1935—1941）⁽¹⁷⁾等英文报刊也纷纷出现。此外，上海还出版了许多法文、德文、葡文、俄文、日文的外文报刊。与中文报刊相比，这些外文报刊持续时间普遍较长，出版状况也更为稳定。它们注重文章质量第一的原则，注重学术交流与争鸣，设立“书评”“汉学札记”“读者来信”“编读往来”等栏目。它们发挥着中西文化交流中介的作用，以上海学术圈为中心构建了中外学术共同体。⁽¹⁸⁾这些外文报刊多收藏于上海，上海各大图书馆在解放前外文书报的收藏方面颇具优势。

近代上海外文出版事业如火如荼，但对中国人的影响毕竟有限；近代上海出版机构中，还有一批致力于西学东渐的翻译出版机构。1843年英国人麦都思成立的墨海书馆出版了大量西学书籍，其中不乏中西学人合作翻译的西方社会与科学著作，如《几何原本》《代数学》《光论》等。1857年近代中国第一份中文报纸《六合丛谈》由墨海书馆印行。该报上发表了《希腊为西国文学之祖》《希腊诗人略说》《和马传》等文章，是近代中国最早对外国文学的系统介绍。1860年，宁波华花圣经书房迁址上海，更名为美华书馆。墨海书馆于1860年不再出书，美华书馆就此取代了墨海书馆在上海翻译西书的地位。1868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开馆，这是由中国政府创办的第一个翻译西书机构，也是晚清历时最久、出书最多、影响最大的译书机构。英国人傅兰雅受邀译书，中国议员有华蘅芳、徐寿等人。该馆编译出版了《西国近事汇编》等重要书籍。1885年出版的《佐治刍言》一书是戊戌变法以前介绍西方社会政治思想最系统、篇幅最大的一部书。1897年，董康、赵元益等人创办“译书公会”，翻译西方或日本图书，并每周汇集出版《译书公会报》。⁽¹⁹⁾这些翻译出版机构及其出版的翻译书籍对于晚清中国人“开眼看世界”而言意义重大，促使海派学术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开埠以后，中文报刊也在上海大量涌现，出现了许多具有思想学术影响力的上海中文报刊。⁽²⁰⁾就学术价值而言，《万国公报》与《国粹学报》（另述）尤为值得重视。

《万国公报》（1874—1907）是西方人在华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大的刊物，⁽²¹⁾最高印数可达54396份，⁽²²⁾是近代中国销量最高的报纸。《万国公报》的读者遍及皇帝、知识分子和普通老百姓。康有为在他的《上清帝第二书》中提出的富国之法、养民之法、教民之法，梁启超提出的“育人才”“开学校”“变科举”“变官制”的主张皆来自《万国公报》。李提摩太曾骄傲地说：“不论《万国公报》传播到哪里，都会普遍引起对传教士和外国人的友好感情。”⁽²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的出版中心转移到了北京，但上海依然是重要的出版基地，⁽²⁴⁾拥有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等38家出版社。⁽²⁵⁾在上海出版的学术图书中，古籍整理方面的成绩最为显著；在整理近现代政治家、哲学家、史学家的全集文集方面亦颇成绩斐然，出版了《章太炎全集》《柳亚子文集》《陈寅恪文集》等重要学人文集。此外，上海还出版了一大批在学术界享有盛名的今人研究著作，如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等。⁽²⁶⁾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辞海》和许多专科词典。⁽²⁷⁾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艺丛书》《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也备受好评。⁽²⁸⁾(www.xing528.com)

近代以来出版业的兴盛使得上海学界形成了与传媒出版业合作的传统。学界与媒体的互动意识强，注重学术转换，也是海派学术开放性的一大表现。上海媒体普遍与学术界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上海主流媒体《文汇报》自1960年开始开辟学术版，自1961年8月几乎每天都有版面。⁽²⁹⁾2011年3月1日，《文汇报》开始推出《文汇学人》周刊，在学术性与时效性之间找到了一条统一之路，受到了知识界的欢迎。《文汇报》学术版、《解放日报》理论版、《上海书评》“澎湃”等出版传媒积极发表各种观点文章，活跃了学术空气，也代表了上海学术界与出版传媒界相互合作的高标准。上海学术界普遍有注重媒体、宣传的传统。以上海社科院文学所为例，每年会举办“蓝皮书”的新闻发布会；以青年学人为主体的“水花雅集”学术沙龙注重以学术关怀现实，得到了各大媒体的广泛报道。

上海学界与出版传媒之间密切的合作关系、良好的互动氛围引起了海外学人的注意。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胡志德（Theodore Huters）教授对此盛赞不已。他发现：上海的大多数学术会议上都有专业的记者与编辑参加，并完全熟悉相关主题；许多著名学者也会为主流媒体撰稿，这些学者与编辑都认为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相较之下，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缺失，而上海学术界与出版传媒界的紧密关系让美国那些为公共知识分子消失而悲恸的人艳羡不已。⁽³⁰⁾哈佛大学的王德威教授也对上海学术作出如下评价：“创作、出版与学术批评之间的良好互动，造就出上海较为开放的文化格局。”⁽³¹⁾

思想贵在流动，学术贵在交流。海派学术的交流意识强烈，一方面表现在与海外及国内其他地区的学术交流方面，另一方面表现为上海内部学术机构之间的互动与交流。

作为中国内地与海外交流最为频繁的国际化大都市，上海学界与海外学界的互动也极为频繁，并已经形成了一种传统。仅1919—1933年这14年间，就有美国哲学家杜威、英国哲学家罗素、德国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德国哲学家杜里舒、印度诗人泰戈尔、英国作家萧伯纳等相继来到上海讲学，受到学术界的热烈欢迎，极大地促进了中外思想学术的交流。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当代上海学术界依然极为注重与海外学术界的交流，在聘请海外学界精英来沪访问、讲学、交流方面一直走在全国前列。美国学者胡志德便对此作出了肯定：“上海的学术机构，在邀请西方学术领袖并与之对话方面，取得极好的成绩，这有助于上海学界维系跟西方的历史纽带，还有助于其学科处于前沿。”⁽³²⁾

尽管上海高校与科研机构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³³⁾在国际学术交流方面却有颇有共识。正如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王斑所言：上海的大学里国际学术交流成绩可观，学术气氛和探讨也愈加热烈。⁽³⁴⁾随着教育国际化的开展，上海的高等教育与中外学术交流也迎来了新的机遇。目前，上海已经成功建设了多家与国外合办的高校。1994年中国政府与欧盟合作创办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坐落于上海；2010年创办的哈佛大学上海中心是哈佛在海外设立的七个研究中心中规模最大的；第一所中美合办的国际化大学——上海纽约大学也于2012年正式成立；2013年，国家对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在上海成立，这是中国文化部设立在上海的、全国唯一的对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

上海当代的学术活动也尤为注重国际合作。上海近年来成功举办了“经济全球化与我国改革开放”研讨会、“全球化与中国”研讨会、“中国社会主义与国际环境”研讨会、《财富》全球论坛上海年会、“中日韩福利文化”国际研讨会、“全球化、网络化与当代社会发展”研讨会、世界城市文化论坛（上海）、世界中国学论坛等国际研讨会。香港学者陈韬文自2006年开始连续三年出任复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他也观察到上海社会科学界对外开放程度很高：“有不少海外访问学者经过，他们开座谈会或参与会议，其频密程度有时使人忙不过来。”⁽³⁵⁾

除了与海外学界的交流之外，上海学界还注重与沪外学界的交流互动。2011年3月，在邀请海外学者评议上海学术的同时，上海市社联和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还专门召开了“沪外著名学者评议上海学术”论坛，邀请了中国政法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浙江工商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等沪外高校及科研机构的学者来评议上海学术，并将他们的意见收录于《上海学术报告2010》一书中。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张小劲指出，上海是“国内各个行政区划中首先且几乎是惟一地在社会科学领域内实行无利益关涉的异地第三方评价体系的地方”。⁽³⁶⁾《上海学术报告2011》也延续了这一传统，邀请了华中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沪外高校的学者来评议上海学术，为上海学术评价自身的优势与不足带来了难能可贵的外部眼光与比较视野。

上海各大高校与科研机构之间的互动与交流也很频繁。胡志德注意到了这一现象：“上海学术氛围的另一个非常积极的方面，是机构相互合作的程度很高。比方说，不像香港的学术机构，很少发生一个系去参加另一个系的会议这种事，上海的许多会议让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就是这个城市的机构之间会相互参加会议。这种情形也同样适用于研究生：一所学校的研究生，可以自由到另一所学校听课，这似乎成为一种模式（甚至还是校方所提倡的）。这种事情在美国是相当罕见的，它传达出，为研究生教育营造的良好氛围，得到显著改善。”⁽³⁷⁾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王国斌教授也指出：上海的学术交流机会极为丰富，建立起了各种类型的网络来讨论自己专业领域的论文。⁽³⁸⁾

何为海派？不同的学者心目中有不同的答案，并无定论。在1985年的“海派”文化特征学术讨论会上，与会者们认为海派文化的特征是创新、开放、多样、崇实、善变。⁽³⁹⁾陈伯海指出上海文化的基本特点是都市化、多元性和两重性；⁽⁴⁰⁾熊月之将海派文化的特征概括为开新、灵活、多样、宽容；⁽⁴¹⁾赵庆麟认为上海学术的特点是适时性、兼容性、通融性、独创性。⁽⁴²⁾海派是千变万化、包罗万象的，海派学术也难以被定义。前辈学人不约而同地采用了关键词的形式来概括，也为我们认识海派学术提供了思路。江南底蕴与世界眼光、国家情怀与地方意识、求新精神与务实态度，或许可以成为今天我们理解海派学术的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