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电影创作：反思与责任

从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之后至2000年，通常被称作“新时期”，在这一时期，上海电影业治愈创伤，老、中、青三代电影工作者各显其能，创作出众多优秀作品，在国内外赢得众多奖项和荣誉，为海派电影的发展谱写了新篇章。这一时期上海的电影生产单位（由上海市电影局主管）先后经历了企业化（1984年10月成立上海电影公司）；设立创作室实行创作生产责任制（1985年3月）；撤销创作室，实行“制片人制”并成立公司自主经营（1989年4月）；撤销自主经营的制片公司（1992年3月）；成立对外合作公司和导演工作室，推行影片成本和利润承包制（1994年7月）；成立上海电影电视（集团）公司，实行创作、生产、洗印、发行一条龙经营（1996年2月）；将上海电影电视（集团）公司与上海永乐电影电视（集团）公司等10多家相关单位合并，成立“一家独大”的上海电影集团公司（2001年8月）等一系列发展过程。这是一个在将电影推向市场的过程中，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在管理上承担着诸多体制弊端的改革过程。与这一机构改革过程相对应，海派电影创作也经历了如下跌宕起伏的阶段：“文革”刚结束后充分表达创作激情与艺术探索；后来开始向市场倾斜；当1994年“中影”开始引进“进口大片”、国产电影面临着电视与VCD的观众分流以及进口大片的市场竞争之后，一批模仿港台片和进口大片的娱乐性影片在上海应运而生，但这却令上海电影市场（全国各地的情况都差不多）在20世纪90年代陷入每况愈下的恶性循环。上海在这一时期既拍摄了很多商业片，也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号召，拍摄了很多主旋律影片，体现了海派电影对社会主流文化一直都具有的适应性与配合性。

这一时期海派电影创作体现出以下特点：

一是积极表达对“文革”的控诉与反思以及对现实问题的关注，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上海电影人对时代创伤的反思在“文革”后“伤痕影片”的兴起中得到了突出展示。1979年，上影厂根据反映“四五事件”的话剧《于无声处》拍摄了同名电影，彰显了敢于与丑恶现象作斗争、呼唤正义与善良的勇气。随后上影厂拍摄了一系列对“文革”进行反思的影片，如《苦恼人的笑》（1979）、《天云山奇》（1980）、《巴山夜雨》（1980）、《小街》（1981）、《牧马人》（1982）、《大桥下面》（1983）、《芙蓉镇》（1986）等。这些电影在表现疯狂年代中的人性丑恶的同时，歌颂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与美好，帮助观众抚平刚刚过去的动乱年代所造成的心理创伤。同时，上海电影人并没有沉溺于自怜自艾的感伤之中，改革开放的春风使得他们将镜头对准新生活，创作出一系列表现改革、商战、法律、都市、情感等反映新生活与新问题的作品，体现出鲜明的问题意识与社会责任感，如批判当时经济领域拉关系、走后门、损公肥私现象的《这不是误会》（1982）；表现改革事业遭受阻力与腐败的《祸起萧墙》（1982）、《T省的84、85年》（1986）、《都市情话》（1993）等；表现军队中的特权与腐败问题的《高山下的花环》（1984）；表现“早恋”等青春期心理活动的《失踪的女中学生》（1986）；表现“出国热”所引发的家庭与情感问题的《留守女士》（1991）；表现医务人员玩忽职守导致生命悲剧的《女大学生之死》（1992）；表现婚外恋导致杀人悲剧的《罪恶》（1996）；探讨法律与正义问题的《律师与囚犯》（1996）、《激情辩护》（1997）；抨击弄虚作假，假话成风的社会风气的《多一点天真》（1999）等。

二是创作和合拍了一批盲目模仿、格调不高的娱乐片。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电影界与主管部门对电影的市场地位及“娱乐片主体论”的几次讨论，上海拍摄了一批模仿港台片和进口片、片面追求市场效应的娱乐片，如《黑匣子喋血记》（1986）、《传国密诏》（1988）、《断喉剑》（1988）、《七星碧玉刀》（1991）、《马素贞复仇记》（1988）、《黑风寨》（1999）等故事情节和艺术效果皆差强人意的武打片。此外在合拍片的商业热潮中，仅1994和1995两年，上影就与香港、台湾等地分别合拍了《青蛇》《六指琴魔》《天龙八部》《新火烧红莲寺》《恶梦情断上海滩》《画魂》《二嫫》《九品芝麻官》《醉拳Ⅲ》《跟我走一回》《老板的故事》《暴走战士》《人约黄昏》等多部影片，其中除《画魂》《二嫫》等少数几部影片以外，其余大多是武打片或是以旧上海为背景的商业片；这一时期在张艺谋、陈凯歌等著名导演的带动下，开启了有关“旧上海”的怀旧浪潮，如《摇啊摇，摇到外婆桥》（1995）、《人约黄昏》（1995）、《老板的故事》（1995）、《我血我情》（1997）等。

三是爱情片与女性题材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爱情片以1980年拍摄的《庐山恋》为先导，俊男美女、时尚衣着、谈情说爱、大好河山开始恢复在海派爱情片中的“经典地位”，对爱情的表现也从20世纪80年代初歌颂忠贞不渝的情感——《爱情啊，你姓什么？》（1980）、《等到满山红叶时》（1980）——到90年代表达年轻人对爱情的向往与迷茫，如《谈情说爱》（1995）、《玫瑰漩涡》（1996）、《十日情缘》（1997）、《绿色柔情》（1999）、《说好不分手》（1999）、《人见人爱》（1999）等，以及表现青年之间爱情故事的《相约2000》（1999）、《缘，妙不可言》（1999）等影片，都体现了上海不断开放的都市环境给人际交往与男女爱情所带来的改变。一些反映新时期青年人的爱情与奋斗的影片表现出浓郁的喜剧风格，如《她俩和他俩》（1979）、《小小得月楼》（1983）、《邮缘》（1984）、《女局长的男朋友》（1986）、《取长补短》（1985）等。这一时期的女性题材影片体现了“反思”与“进取”的时代二重奏，一些影片站在女性角度，表现女性在时代大潮中的坎坷经历以及对女性命运的反思与追问，如《张家少奶奶》（1985）、《日出》（1985）、《人鬼情》（1987）、《画魂》（1993）、《最后的贵族》（1989）等，另一些影片则以昂扬精神与时尚笔触表现都市职业女性的压力与追求，如《女市长的私人生活》（1987）、《第一诱惑》（1993）、《都市情话》（1993）、《霹雳凤凰》（1995）、《女人的天空》（1999）等。(www.xing528.com)

四是在政府资金扶持的鼓励下创作了大量主旋律影片。与商业化、市场化并行的是国家对主旋律影片的大力扶持。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的、自1992年以来每年评选一次的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推动上海电影人与电影公司创作了大量主旋律影片，如歌颂普通人的善良、真情、无私与互助的《假女真情》（1990）、《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1991）、《紧急救助》（1996）、《上海新娘》（1997）等；讴歌重大工程建设者勇挑重担的事业激情与奉献精神的《情洒浦江》（1991）、《第一诱惑》（1993）等；表现教师的美丽心灵与教育情怀的《烛光里的微笑》（1991）、《乐魂》（1995）等；表现当代军人的付出、献身精神与心路历程的《战争让女人走开》（1987）、《海之魂》（1997）等。此外还创作了众多革命历史题材影片，譬如讲述老一辈革命家与革命先烈光荣事迹的《从奴隶到将军》（上、下，1979）、《曙光》（上、下，1979）、《楚天风云》（1981）、《陈毅市长》（1981）、《革命军中马前卒》（1981）、《秋瑾》（1983）、《非常大总统》（1986）等；表现中国革命重大事件与转折点的《南昌起义》（1981）、《开天辟地》（上、下，1991）等；表现少数民族革命斗争历史的《祖国啊，母亲》（1977）、《傲蕾·一兰》（上、下，1979）等；表现藏汉人民团结一致抵抗英帝国主义入侵的《红河谷》（1996）等。

五是以农村为背景的电影作品急剧减少，以城市为背景的电影题材不断拓展。这一时期创作的农村题材影片数量急剧减少，并且以喜剧为主，如《喜盈门》（1981）、《月亮湾的笑声》（1981）、《月亮湾的风波》（1984）、《飞来的女婿》（1982）、《咱们的牛百岁》（1982）、《咱们的退伍兵》（1985）、《四喜临门》（1997）等。在1992年同一年推出的《走出地平线》和《阙里人家》，分别表现“承包到户”这一农村改革的重大事件及父子三代在农村、现代文明与传统之间所感受到的冲击与矛盾，是这一时期现实主义农村题材的代表作。与此同时，以城市为背景的电影题材与类型在不断拓展，《黑蜻蜓》（1984）、《都市萨克斯》（1994）、《奥菲斯小姐》（1994）三部影片分别表现时装表演队、企业商战及白领生活的都市新人新现象；表现大学生和中学生题材的有《女大学生宿舍》（1983）、《青春万岁》（1983）、《我和我的同学们》（1986）等作品；表现海内外华人亲情的有《月随人归》（1990）、《春风得意梅龙镇》（1997）等作品；还有表现速滑运动员奋斗精神的《冰与火》（1999）等。

在市场化的推动下，上海在这一时期创作了数部具有丰富现实内涵的侦破片，包括上映后一炮打响、当年上座率排名第二的《405谋杀案》（1980），以及《超国界行动》（1986）、《午夜两点》（1987）、《第三个男人》（1988）、《黑狮行动》（1993）、《犬杀》（1996）、《危情血案》（1997）等。这一时期上海还拍摄了我国第一部科幻片《珊瑚岛上的死光》（1980）、将公安与科幻题材相结合的《再生勇士》（1995）等具有开拓意义的影片。由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电影市场极不景气，上述影片大多数折戟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