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成立后的意识形态转型：海派文化新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1949年11月16日成立国营上海电影制片厂（简称“上影”）。当年的登记资料显示，当时上海有影业从业人员1 616人，“上影”785人、8家民营企业共559人，居全国之首⁽¹³⁾。1950年1月，8家私营影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成立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简称“联影”）；1953年，“上影”和“联影”合并为上海电影制片厂（简称“上影厂”）。在此后的30多年时光中，上影厂作为上海唯一一家电影生产单位，创作生产了大量影片；其中包括1956—1958年间，为发扬艺术民主，鼓励风格流派，改为联合企业性质的制片公司，下设江南、海燕、天马3个故事片厂，同时改组扩建上影乐团、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译制片厂和上海电影技术供应厂。进入20世纪60年代，为提高电影创作水平，上海先后成立了上海电影技术研究所和上海电影艺术研究所。“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这些机构全部中断工作。

1950—1966年间，“上影”“上影厂”和前期存在的私营影业共摄制故事片215部⁽¹⁴⁾。在新中国“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指引下，工人、农民和革命战士等新形象开始大量占领银幕，取代了之前的市民阶级和底层叙事。1958年以后，反映现实生活的影片创作受到极左思潮的极大干扰，各种与电影有关的批判运动，极大地打击了上海电影人的创作积极性。然而长期形成的美学风格和制片传统，使得这一时期的上海电影仍然保持着讲求人情人性和生活趣味、注重细节和艺术追求、风格细腻等特点，在全国各大制片厂中独具一格。

这一时期海派电影的创作对象与创作主题有了很大拓展，突破以往主要集中在城市、小知识分子、市民、底层及腐败阶层的创作视角，着重表现新中国的新气象与新生活，开拓了农民题材、工人题材、反特题材、革命历史题材、军事题材等新领域，古装片、戏曲片和女性题材等也有了新发展，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创作了大量反映农村与工厂新面貌的影片。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后拍摄的第一部故事片，即是以农民为主角的《农家乐》（张客，1950），该片农村表现新面貌，提倡科学种田，宣传党和政府关于发展生产、奖励植棉的政策；此后上海电影人又拍摄了批判“童养媳”等封建习俗、反映土改后农村新面貌的《两家春》（1951）、《凤凰之歌》（1957），表现农村新人新气象的《洞箫横吹》（1957）、《三八河边》（1958）、《布谷鸟又叫了》（1958）、《枯木逢春》（1961）、《李双双》（1962）、《蚕花姑娘》（1963）、《北国江南》（1963）等影片，其中《北国江南》上映后受到宣扬“人性论”和“资产阶级人情味”的点名批判，“文革”结束后才得到平反。工人题材影片包括第一部正面反映工厂生活的《伟大的起点》（1954），讲述解放后某钢铁厂工人一家三代积极实验新的快速炼钢方法的《钢铁世家》（1957），取材于真人真事、讲述医务人员抢救遭钢水烧成重伤的炼钢工人的《春满人间》（1959）等。此外还拍摄了数部以喜剧风格表现工人和工厂生活的影片，如《幸福》（1957）、《球场风波》（1957）、《球迷》（1962）、《大李小李和老李》（1962）等，这些影片在“文革”开始时皆被批为“毒草”，使得电影界从此“谈喜色变”。

二是涌现了大量表现新中国女性新风采的女性题材影片。包括：表现新中国第一批火车女司机的培训过程与成长的《女司机》（1950），反映新中国第一批女船员成长历程的《乘风破浪》（1957），表现新中国女篮球运动员风采的《女篮五号》（1957），表现上海纱厂工人先进事迹的纪录性艺术片《黄宝妹》（1958），赞扬年轻人到广阔天地中奉献青春的《护士日记》（1959），表现里弄妇女积极参加“大跃进运动”的《万紫千红总是春》（1959），鼓励家庭妇女参加服务性行业劳动、批评夫权与虚荣思想的《女理发师》（1962）等。这些影片通过表现女性在新的社会环境中所获得的解放以及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为新中国“十七年”电影留下了光彩照人、真实可感的城市女性形象。此外还通过表现妓女、艺人等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性在解放前后的不同命运，歌颂中国妇女的翻身得解放，如《姊姊妹妹站起来》（陈西禾执导，1951）、《舞台姐妹》（谢晋执导，1965）等。由黄佐临执导，柯灵根据茅盾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腐蚀》（1950），表现虚荣心极强的女青年赵惠明被拉入国民党特务组织后的懊悔与矛盾心理，生动表现了旧上海各色人物的嘴脸，但上映不久后被禁映。(www.xing528.com)

三是大胆表现新政权在城市中所面临的新问题与新挑战。文华公司拍摄的《思想问题》（1950），讲述上海解放后一批知识分子进入华东人民革命大学进行改造学习的故事，表现上海这座城市及这座城市里的人在新中国成立后所面临的思想改造与意识形态转型问题；根据萧也牧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我们夫妇之间》（1951），对来自祖国各地的革命干部来到上海之后所面临的新问题与新挑战，进行了细腻表现；表现民族资本家心路历程的《不夜城》（1957），侧面揭示了公私合营过程中所存在的压力与阻力，拍完以后未及上映就被批为“大毒草”，“文革”结束后才得以公开放映。然而最能体现解放后新政权所面临的国内外挑战的是这一时期所拍摄的“反特片”。为教育广大群众提高警惕，上海电影人拍摄了《人民的巨掌》（夏衍编剧、陈鲤庭执导，1950）、《天罗地网》（1955）、《羊城暗哨》（1957）、《霓虹灯下的哨兵》（1964）等以“反特”为主题的优秀影片，受到政府的肯定以及观众的热烈欢迎。

四是积极创作军事题材与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前者如《南征北战》（1952）、《渡江侦察记》（1954）、《红日》（1963）等，后者如《上饶集中营》（1950）、《胜利重逢》（1950）、《南岛风云》（1955）、《铁窗烈火》（1958）、《红色娘子军》（1960）、《51号兵站》（1961）、《燎原》（1962）等，塑造了光辉感人的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先烈形象，为中国电影留下一批红色经典作品。

五是戏曲片创作繁荣并取得重大成就。桑弧自编自导的新中国第一部彩色影片、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1953），采取虚实结合的布景，上映以后受到海内外热烈欢迎，成为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作品，获得第8届卡罗维伐利电影节音乐片奖、第9届爱丁堡电影节映主奖，也是第一部在法国公映的新中国影片。此外还有黄梅戏《天仙配》（1955），昆曲《十五贯》（1956），京剧《宋士杰》（1956），越剧《追鱼》（1959）、《红楼梦》（1962）和《碧玉簪》（1962），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1960），粤剧《关汉卿》（1960），舞剧《宝莲灯》（1959）、《小刀会》（1961）等一批艺术上精益求精、融电影与舞台艺术为一体的优秀作品，在上海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由费穆与周信芳、梅兰芳等人积极探索的“戏曲电影”的宝贵传统。

这一时期上海电影人还创作了少数民族题材的优秀作品，如《绿洲凯歌》（1959）、《摩雅傣》（1960）、《阿诗玛》（1964）等，以及优秀的人物传记作品，如《武训传》（上、下集，1950）、《宋景诗》（1955）、《李时珍》（1956）、《林则徐》（1958）、《聂耳》（1959）、《白求恩大夫》（1965）等。由鲁韧执导的表现人民警察一心为人民服务的《今天我休息》（1959），开创“歌颂性喜剧”的先河，但在“文革”开始之后，与其他细腻描写生活情境、生动刻画人物性格的影片一起，被批为“毒草”，造成“文革”期间电影界万马齐喑的停滞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