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创作爆发期：《海派文化新论》揭示成果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国民党指派特派员由重庆抵达上海，开始接收新闻、广播、出版、电影等产业。从这一时期到上海解放，上海成立了国泰、文华、昆仑等在中国电影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制片公司，整个上海共拍摄故事片126部⁽¹²⁾，以社会问题片和爱情伦理片为主。

1946年7月，国泰影业公司成立，柳中浩任总经理，柳中亮任董事长，先后聘请应云卫、吴天、周伯勋等参加制片工作，田汉、于伶、洪深等为特约编剧；8月，文华影业公司成立，吴性栽任经理，陆洁任厂长，柯灵、桑弧、黄佐临等任编导；同一月，阳翰笙、蔡楚生、史东山、孟君谋、郑君里等人以战前“联华公司同人”的名义，组成联华影艺社，租借原联华公司徐家汇厂址作为摄影场。1947年2月1日，联华影艺社摄制的第一部影片《八千里路云和月》在沪光大戏院举行首映式，该片有着鲜明的纪实性画面和政论风格，表现青年知识分子对当时社会腐败的不满与思考，受到热烈欢迎。1947年5月，联华影艺社改组为昆仑影业公司，摄影场和“文华”合用，夏云瑚任总经理兼厂长，阳翰笙、陈白尘先后担任编导委员会主任。1947年10月，昆仑公司摄制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上下两集先后上映，连映3个月，观众达70余万人次，创下国产片最高票房纪录；影片由蔡楚生和郑君里联合编剧和执导，将抗战前后将近十年间的社会动乱，浓缩到一个家庭的遭遇之中，被报纸评论为“概括了两世界，两种人的生活”“标示了国产电影的前进道路”。

这一时期，在经历了帝国主义入侵、汪伪政权的投降政策及对革命人士的迫害、战争中的颠沛流离及亲眼见证反动政权的腐败之后，上海电影人创作热情高涨，对抗战期间及战后的种种社会现象进行尖锐揭示，形成中国现实主义电影创作的一个高峰。当时表现各种社会问题与腐败的影片主要有：表现战前战后官场腐败、弄虚作假、民不聊生的黑暗生活的《天堂春梦》（1947）、《乘龙快婿》（1947）、《幸福狂想曲》（1947）、《无名氏》（1947）、《青青河边草》（1947）、《万家灯火》（1948）、《鸡鸣早看天》（1948）、《艳阳天》（1948）、《丽人行》（1949）、《失去的爱情》（1949）、《三毛流浪记》（1949）、《乌鸦与麻雀》（1949）等；根据高尔基小说《在底层》改编的话剧再度创作、讲述底层人民悲惨命运的《夜店》（1947）；表现小资产阶级软弱性与劣根性的《忆江南》（1947）等。(www.xing528.com)

这一时期同样创作了诸多反映女性问题的影片，如表现个体自由与婚姻及社会伦理冲突的《不了情》（1947）、《太太万岁》（1947）、《小城之春》（1948）、《哀乐中年》（1949）等；表现女性试图兼顾家庭与事业而导致困境的《新闺怨》（1948），在上海地区连映两个月，引起观众热烈反响，舆论界围绕此片展开了一场关于妇女问题的大讨论；此外还有一些在题材上具有开拓性的影片，如表现知识分子的革命与反抗精神的《希望在人间》（1949）、《喜迎春》（1949），塑造爱国艺人光辉形象的《梨园英烈》（又名《二百五小传》，1949）等。

众多揭露社会腐败、寻找新方向的影片受到观众热烈欢迎的事实表明，改变现状、建设新生活成为战后上海市民乃至全国观众的共同企盼。海派电影以其贴近生活、反映时代思潮的丰富创作，在思想上与情感上为迎接新政权与新的发展道路奠定了基础。这是海派电影在中国电影史上值得被铭记的重大贡献与突出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