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文化的发展历程-海派文化新论

海派民俗不同于中国传统民俗，其中包含着许多源自西方的现代生活理念和现代生活方式。在海派民俗形成的过程中，一部分传统民俗事象迅速消亡或逐渐淡化，更多的新民俗事象又不断产生。纵观海派民俗的发展过程，始终呈现了一种动态变化的特点和内在的韵律、节奏。在海派民俗的发展历史中，既有农业文明的精彩内涵，又有着工业文明的新鲜元素；既孕育于江南文化的深厚底蕴中，又受到西方文化的深刻影响。这些风格迥异的异质文化在上海碰撞融合，相互影响，其中那些不适应现代都市生活方式的民俗事象逐渐消亡，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适合现代都市生产生活的新鲜民俗事象不断产生且日趋兴旺。海派民俗发展史有其内在的韵律与节奏，主要是由上海城市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决定的，因此我们在对海派民俗发展历史进行考察时，必须紧密结合上海城市发展的特点，以上海城市自身的发展脉络以及重大事件为坐标来划分海派民俗的历史分期。海派民俗的发展历史，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海派民俗的酝酿期为明清时期。明清时期，上海因其连通南北方和海内外贸易的关键地位而迅速成为颇具规模的通商城市，据清嘉庆年间上海县志记载，当时的上海县已是“闽、广、辽、沈之货，鳞萃羽集，远及西洋暹罗之舟，岁亦间至。地大物博，号称繁剧。诚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也”。上海的经济、社会形态也因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业、手工业、商贸业、航运业的发展，对上海城市起到了巨大的支撑作用，促使上海继苏州以后，成为江南地区一个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城市。

其中，上海港的发展在海派民俗的酝酿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康熙二十四年（1685），因清政府成功收复台湾，沿海海禁解除，部分海区开放，上海港的海上贸易逐渐恢复。到乾隆年间，上海港已相当繁荣。当时停泊在上海港的船舶，不仅包括江南的沙船，浙、闽、粤的乌船、估船、疍船，还包括来自日本、朝鲜、安南、暹罗等国的外国商船。道光初期的上海港已经成为东南沿海最重要的港口，上海县在港口的带动下成为江南最繁荣富庶之地，连文教事业也空前兴盛。上海港的发展拓宽了上海地区民众的视野，推动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也带动了新生事物的出现，标志着上海城市正在向近代化方向发展。

在海派民俗的酝酿阶段，并没有正式出现新的民俗形态，但在江南民俗的旧土壤中，新的民俗形态已经蠢蠢欲动了。

从1843年到1911年是海派民俗的生成期。晚清时期的上海是“八面来风”的移民社会，也是中西文化交汇融合之地，海派民俗便在此种情况下逐渐生成。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不仅使曾一统中国的封建王朝变得支离破碎，也使绵延数千年的传统农业经济受到严重的冲击。1843年，按照《南京条约》的规定，上海作为通商口岸开放，从此上海发展方向和节奏完全被打破，被迫迅速地由传统乡村-市镇型社会向近代都市型社会转变。由于工商业得到快速发展，上海日渐呈现出工商业大都市的面貌。

工商业的迅速发展，使租界、原县城、南市、闸北等地很快形成了繁华的城区，并吸引了八方移民，由此逐渐形成了上海华洋杂处的多元社会结构。在上海城市中讨生活的，不仅有洋人，也有沿海的江、浙、粤、闽，以及内地省份的城乡居民。他们到上海的目的，或为经商，或为求学，或为逃避战乱，或为躲避灾祸，还有很多是辗转谋生的破产农民。这些移民到上海后，基于籍贯、职业等区别，自然形成了大小不同的生活社区。根据旧上海文人笔记的记录，北四川路、武昌路、崇明路、天潼路为粤人聚居区；广东路、小东门街为闽人聚居区；福建路、南市内外咸瓜街为宁波人聚居区，有不少宁波人开设的商号。各地移民除了聚集居住之外，还集中进入某一行业，促进了该业的发展。比如当时沪上著名的先施、永安、新新和大新四大公司均为广东华侨创办，公司内广东职员居多；而银楼业、五金业的从业者以宁波人居多；运输业、码头业、理发业、沐浴业的从业者大都为苏北人；皮货业的从业者以东北人居多；古董行业则有很多回民。⁽⁴⁾

移民还将各地的民风民俗带入了上海。具有不同地域文化特色的风俗习惯在上海城市中随着人际交流频繁的展开，获得了相互交流、展示的机会。由此，各地的语言、饮食习俗、服饰习俗等也逐渐彼此融入，并最终产生了为大多数上海居民共同认可的新风俗习惯。总的来说，多元的移民社会对海派民俗的产生具有极强的催化作用。

1898年，光绪帝发动了史称“戊戌变法”的改革。在康有为提出的政治改革建议中，有“迁都上海”一条，是对开埠以后半个世纪上海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的肯定。康有为认为：上海包容开放，与世界接轨，为了摆脱盘根错节的满族贵族势力的束缚，提高改革效果，应该迁都上海。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是以西方为风向标，以上海为桥头堡的认知却得到了广泛认同。从此，上海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而吸纳了西方文化的海派民俗也加快了生成的步伐。

开埠二三十年后，不仅上海的城市面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洋楼耸峙，高入云霄，八面窗棂，玻璃五色，铁栏铅瓦，玉扇铜环，其中街衢弄巷，纵横交错，久于此地者，亦易迷所向”⁽⁵⁾。而且上海城市也展示了它的文化影响力。包括美术、曲艺、舞蹈、音乐、摄影、展览等各种文化门类在内的艺术品和艺术形式都喜欢到上海谋求发展，到上海“靠一靠”，认为只有在上海出名了才能真正红起来。比如跻身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京剧，虽然其形成可以追溯至四大徽班进京，但“京剧”名称却最早出现在1876年上海的《申报》，并在上海获得了很大成功，最终成为全国性大剧种。早在1866年，京剧就已经传入上海。哀梨老人的《同光梨园纪略》记载说同治五年，上海罗某建造了一座满庭芳戏园，邀请北京京剧演员去演唱，市场反应很好。到了光绪年间，上海已成为京剧在中国的第二基地。上海观众将京班的皮簧戏称之为京调，或京调大戏，然后逐渐有了京戏或京剧的称呼。京剧在上海取得成功以后，沿着长江及其支流，在南京、杭州、南昌、汉口传播，并向南远播至福建、广东、四川、云南等地。由此，京剧逐渐扩展为全国性剧种。上海不单为京剧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也影响着京剧的艺术面貌。梅兰芳就曾在其回忆录中记录：1913年，19岁的梅兰芳经头牌老生王凤卿的推荐唱压台戏。他认为“抱肚子傻唱”的青衣老戏压不住上海的舞台，因此现学了一出刀马旦戏《穆柯寨》，后来又把头二本《虹霓关》连着唱，一人分饰两角。这两次即兴突破，都是为了迎合上海观众的欣赏心理而做出的改变，并由此造成了京剧艺术的重大变革。

到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海派”一词虽然尚未出现，但具有中西融合的文化特征，具备包容、开放、现代、趋新等特点的新型民俗形态已经显露出它较为清晰的面貌。

辛亥革命后，海派民俗步入了兴盛发展时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沿袭数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民国，这一政治体制的改变对中国社会的走向产生了深刻影响，同时也对上海城市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一度相当兴盛。

中华民国建立后，孙中山提出应该在租界外面重建一个以港口为核心的大都市上海，这就是被称为“大上海计划”的建设规划。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将上海确定为“特别市”，直隶中央政府。并于当年11月成立了一个设计委员会，规划落实此设想。1929年，今杨浦区五角场一带被划定为新市区的中心，中心区域建设委员会也随即成立。当时的计划是在租界外面建成一个功能设施齐全的一流新城，包括政府机关、商业区、居民区、铁路、火车站、码头以及各类文化体育设施等。甚至还专门发行过市政公债，以解决建设经费不足的问题。今上海体育学院宫殿式风格的行政办公楼就是曾经的上海特别市市政府。而今五角场道路名称还部分保留着“民”“国”“市”“政”“府”的特殊命名方式，比如民庆路、民京路、市光路等。

“大上海计划”虽然因种种原因未能完全实施，但对上海城市发展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从行政区划范围的角度看，当时的上海离“大”其实很遥远，但“大上海”一词却成为后来国人对上海的共同认知，因为“大上海计划”显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城市建设的宏伟蓝图，显示了一个国际大城市的大胸怀、大气度、大格局。这种“大”也是今日上海城市精神中的“有容乃大”，是上海城市发展中多元、包容等现代都市特征的显现。正因为有了这样一种大胸怀、大气度和大格局，在民国建立后的二三十年时间中，上海迅速由一个埠际经济中心发展为国际性的繁华都市，获得了“东方巴黎”“远东第一大都会”等美誉。

这种“大”也影响了上海城市文化和民俗的发展，海派品格与海派特征得到了充分的张扬与显现，具有海派品格的海派民俗也不断兼收并蓄，壮大声势。中西结合、注重实用、追求享乐、追逐时尚，成为这一时期海派民俗中最为鲜明的风格，典型的民俗事象包括文明结婚、洋派衣食、综艺游乐等。(www.xing528.com)

以文明结婚习俗的产生为例。上海开埠后，越来越多的外国侨民选择在上海定居，他们在上海举行与传统中式婚礼完全不同的新式婚礼。这种无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新式婚礼，吸引了一大批已经接受了西方自由思想的年轻人。他们开始倡导一种简化结婚程序，充分尊重男女双方意愿的文明婚礼。新式婚礼之所以在上海蔚然成风，与众多名人的推动密切相关。比如1927年底，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与宋氏家族三小姐宋美龄的婚礼就是新式婚礼。在结婚典礼上，蒋介石身穿黑色燕尾服，手戴白手套；宋美龄身穿白色婚纱长裙，手捧鲜花。在大华饭店的主要礼节包括：新人向国旗、党旗、总理遗像三鞠躬，蔡元培宣读婚书，用印，新娘新郎互相鞠躬，新娘新郎向来宾鞠躬，招待宾客茶点，是名副其实的文明结婚。在蒋宋婚礼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上海民众选择举行新式婚礼。但对大多数民众来说，购买西式礼服并不现实，所以出租新式礼服及相关用品的行业应运而生。在蒋宋婚礼举行不久后的1928年2月17日，《申报》上刊登了亨利洋行的一则广告，重点是介绍公司“备有结婚礼服、鞋帽另件及新妇披纱钻花，一起完备出租”。

辛亥革命后海派民俗的发展过程中，市民群体作为海派民俗的主体，他们的好恶对海派民俗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应该说，从诞生开始，海派民俗就显示了鲜明的都市性特征，反映了市民阶层的心态、趣味和风尚。它不像乡村-市镇型民俗那样局限在狭小圈子里，而是包括所有生活在上海的民众。它以创新、开放、多样、崇实、善变等特点将民俗文化变成一种特殊的商品引入民众的消费领域，在许多方面以迎合民众的需要为主旨，其本身具有浓厚的市民性倾向。像鸳鸯蝴蝶派小说、海派京剧、文艺副刊与小报画报、连环画、广告画、月份牌年画以及电影院、游乐场、歌舞厅、酒吧等，消遣娱乐类的文化事象及其民俗都因为迎合了上海市民休闲娱乐的需要而经久不衰。

然而，受到外国殖民统治和侵略的上海，无法按照民俗文化内在的发展节律自由发展。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与1937年的“八·一三”事变，一再改变了上海的发展轨迹，将上海拖入了战争的泥潭。侵略者的飞机大炮不但摧毁了上海大都市建设的梦想，也沉重地打击了上海的经济文化，从而彻底改变了上海城市化的命运，影响了海派民俗的发展路径。一部分明显表现爱国进步主题的民俗文化形式受到了摧毁式的打击，而另外一些娱乐消遣性的民俗文化形式则得到了较大发展。

从1949年至1978年，海派民俗进入了转折期。

文化是环境的产物，当环境改变之后，社会的文化氛围、文化精神也将随之改变。随着上海全境的解放，上海城市进入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时期，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显示出不同以往的新气象。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海派民俗也经历了种种汰旧与更新。

比如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倡导的简朴的社会风气与物资短缺的实际情况的影响，上海市民的服饰习俗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旧衣改制的风潮。1949年以后，大量市民开始穿人民装，而1949年以前缝制好的衣服只能压箱底，等于是一种浪费，所以有人开始提倡改制旧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形成的旧衣改制风潮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不仅许多服装店接受旧衣翻新，在国营旧货商店出售旧衣服的地方，每天总有很多人买了旧衣服要求设在店里的加工服务处改制、翻新。其中较多是长衫改中山装，西装改中山装，或旧西装翻新⁽⁶⁾。三大改造完成以后，代表新社会的人民装等服装成为越来越多市民的选择。旧衣改制的内容逐渐演变为将旧式样改为新式样，其中最主要的是旧旗袍的改制。《新民报（晚刊）》第六版于1955年7月12日至19日图文并茂地连载了旧旗袍的改制方法，包括旗袍改做裙子、短袖旗袍改做短袖衬衫、短袖旗袍改做连袖衬衫、短袖旗袍改做短袖外衣或长袖羊毛衫式外衣，中袖旗袍改做长袖轻便装等。但到了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期，旧衣改制的内容已经从式样转变为衣料，所改的主要是破旧的衣服。因为此时的中国进入了物资紧缺时期，做新衣服已经成为奢望，上海市民不得不将旧衣服缝补翻新。在这种风潮下，连著名的鸿翔、朋街等服装店都贴出大字报宣传承接女大衣旧翻新业务⁽⁷⁾。有统计显示，1960上半年，服装修补业为全市广大居民修补和翻新了各种服装九十多万件⁽⁸⁾。

“文革”十年是上海城市发展历史上的一个极端特殊时期，政治上的错误对城市经济、社会和文化都产生极大的不良影响，也用极大的力度干预、改造了海派民俗，使开放、包容的海派民俗文化迅速改变了它标志性的特征。但政治的高压在某些时候又引起了民俗的反弹，“奇装异服”就是这种反弹的表现之一。所谓的“奇装异服”就是不同于当时大多数民众穿着的军装、老三色、老三装的服装。从服装式样上看，有“馄饨领”“烧卖领”“黑包裤”“阔卷边”等；从鞋的式样上看，有“火箭皮鞋”“荷兰皮鞋”“尼姑鞋”“男青年穿女式皮鞋”等；从发型上看，有“男子烫发”“螺丝头”“阿飞头”“小包头”“一边倒”等⁽⁹⁾。1972年的报告还指出街上已经出现了穿超短裙的女性。根据共青团上海市委的一份报告，1976年的“奇装异服”展现出“长、尖、露、艳”四个特点。“长”即衬衫长得能包住臀部，“尖”即指“燕尾领”、“大尖角领”等领头式样，“露”即“薄型透明衬衫，内系深色胸罩”，“艳”也就是鲜艳颜色的衣服⁽¹⁰⁾。

总的来看，1949年至1978年的三十年间，海派民俗的表现与建国之前大相径庭。但“海派”作为一种“意识”却长久地积淀下来，成为上海民俗中最稳定、最基本的精神内核。海派民俗内在创新能力并没有消失，无论是曾风靡全国的“假领头”，还是让外地人咋舌的半两粮票，即便是在物质相当匮乏的时期，上海人依然能凭借其聪明才智精致地生活着。应该说，1949年后的30年不是海派民俗的停滞期，相反，作为一段特殊的历史，它使海派民俗更加扎根于大众社会，更加贴近上海人的日常生活。

1978年以后，海派民俗迎来了它的更新期。“文革”结束后，精神和思想的枷锁被打破，社会风俗渐渐恢复正常。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上海城市又一次进入了腾飞的时代，尤其浦东的开发开放，成为上海城市发展的一股强劲推动力，使上海一跃成为全世界瞩目的新型国际大都市。同时，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新的社会风尚也不断涌现。

一般而言，社会风俗的变化总是在服饰习俗上率先反映出来，这一阶段的上海风俗变迁最先也是在服饰习俗上得到释放。上海民众告别“黄、绿、黑”的统一着装模式，开始尝试恢复色彩鲜艳、款色多样的服饰。改革开放初期，上海民众中先后流行过喇叭裤、蝙蝠衫、踏脚裤、连衣裙。进入20世纪90年代，流行服饰开始了多元化发展，西装、羽绒服、皮夹克、一步裙、编织服装……市民的日常服饰愈发丰富多彩。此外，国际名牌纷纷进入上海，受到市民的追逐。

在海派民俗的更新期，新上海人群体的出现和发展对海派民俗有着重要的影响。“新上海人”一词集中出现在21世纪初。从古至今，上海一直在不断地接受各方移民。但1949年以后不久至20世纪80年代，上海户籍流动的大门一直紧闭，上海民众已经失去了与移民相处的经验。改革开放以后，一些外地人、外国人先后进入上海工作生活，与原有的上海群体之间曾产生过一些矛盾，产生了如“外地人”“乡下人”这样明显具有人群区分意识的称呼。这种鲜明的群体差别意识并不利于上海城市建设和社会发展。而“新上海人”这一与时代相呼应的称呼正弥补了这种差别。新上海人的范围相当广，也包括来自五大洲的外籍民众。随着上海国际化大都市形象的打造，越来越多的外国人长期居住在上海，成为新上海人中不可忽视的一个群体。2011年开展的“上海国际城市形象调查”，通过对五大洲47个国家的在沪外籍人士的调查显示：在沪外籍居民实现了从“参观”到“参与”的身份转换，外籍新上海人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正在兴起⁽¹¹⁾。

经过了20多年的恢复发展，进入21世纪的海派民俗也开始了加速更新。比如服饰习俗就从简单地跟随潮流、盲目地崇拜名牌，发展为推崇“DIY”个性服装。虽然商店里服装应有尽有，但还是出现了价格不菲的高档裁缝店，如西服店、旗袍店、婚纱店等等，以满足顾客个性化服装定制要求，同时，上海的几大面料市场也成为上海市民追求个性化服装常去光顾的地方。

总的来说，在更新期，海派民俗表现出强烈的趋新变革的特点，而贯穿整个更新过程的是海派民俗最本质的精神内核——创新。在涉及衣食住行的海派民俗事象中，上海几乎日日有翻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