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民俗：概念与特征揭秘

什么是海派民俗？它的内涵与外延究竟包括哪些方面？这些问题是开展海派民俗研究的重要前提。

海派民俗是一种与传统民俗差异很大的新概念。一般来说，我们将民俗理解为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共同创造、共同享有、共同传承的文化现象。民俗文化历代相沿，积久而成，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等环境的变化，以及民众生产生活的需要而发生着变化。民俗一旦形成就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约束力，对民众的语言、行为和心理都有着深刻的影响。传统民俗研究强调民俗的积淀性与传承性，需要长期的积累，所以传统民俗研究的对象一向是那种有着深厚历史积淀的文化事象，比如传统节日、传统服饰等。

与传统民俗相比，海派民俗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新风貌。从时间上来看，海派民俗是一种发生发展历史较为短暂的地方民俗。从上海开埠（1843）算起，海派民俗的发展历史不足两百年；从内容上来看，海派民俗是一种在近代工业化背景下产生的民俗形态，属于城市民俗范畴，与传统农业生产生活没有直接联系。而很多传统民俗事象都是在农业社会形成发展的，具有鲜明的农业性特征；从形成过程来看，海派民俗虽然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土壤，但在上海开埠的过程中受到了西方现代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一种东西杂糅、古今融合的新型民俗形态。

正因为海派民俗具有如此特别的风貌，使其在短期内难以被习惯了以传统民俗事象为研究对象的学界接受，很多研究成果都以“上海民俗”来称呼实质上的海派民俗事象。时至今日，真正冠以“海派民俗”的研究成果还相当少。

对海派民俗的误解，其实源自对中华民俗的误解。从初民社会开始，中华民俗就处于不断变动之中，比如今日被广泛认知的清明节其实是宋以后才逐渐从节气发展为传统节日的，而宋以前民众熟知的寒食节在当代几乎销声匿迹了。经典民俗事象之所以表现出历史悠久的特征，与其产生在生产生活节奏较为缓慢的传统农业社会密切相关。在以畜力为主要交通动力的古代，一则民间传说从南京传播到北京可能要花费数年时间，一种服装样式可能上百年都不过时，更不用说民居样式了。但进入近现代，交通工具、通信工具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大多数人的想象，民间传说通过网络的传播完全可以忽略空间的限制，服饰潮流让人眼花缭乱，住宅修建和装潢的理念也不断更新。所以，我们不能以固化的眼光去看待民俗事象，即使在现代社会，民俗文化依然在自我调适，自我更新汰旧。比如央视春晚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已经融入了春节民俗，除夕夜欣赏春晚成了中华春节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力不容忽视。又比如“吃瓜群众”“打酱油”等当代流行语也进入了民俗语言，成为民众广泛使用的语言民俗的一部分。而海派民俗也不过是传统民俗在近现代特殊社会背景下产生的新民俗形态，它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符合中华民俗内在发展规律，应该得到正视和重视。

首先，作为一种独特的民俗形态，海派民俗的产生首先与上海城市这一特殊的社会环境有关。“海派”之“海”指的正是上海，准确地说，是开埠以后迅速走上工业化、城市化道路的上海城市。海派民俗就孕育于开埠以后，接受了欧风美雨洗礼的上海城市中。但海派民俗的发展壮大实际上影响到了上海周边城市，苏州、常州、南京等城市也都开始流行以中西文化交融为主要特征的海派风尚。当然，上海依然是海派民俗文化的核心区域。

其次，海派民俗的产生与江南民俗有着前后相继的关系。海派民俗不是在开埠后的上海城市中突然产生的，而是在江南民俗的基础上转变发展而成的。

再次，海派民俗的产生与多元民俗主体有关。民俗的主体是民众，海派民俗的主体是从海派民俗孕育时期一直到当代，生活于上海城市中的民众。这个群体的构成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变化，并且从开埠起就呈现出多元化的结构特征。有一个词——“五方杂处”很好地概括了近现代海派民俗主体的结构特征。1845年，英国驻上海第一任领事巴富尔强迫苏松太道公布《上海租地章程》，将洋泾浜（今延安东路）北侧辟为“英租界”。不久，“美租界”和“法租界”也先后被强辟。英、美、法在租界内设立巡捕，建立工部局，实行完全独立的殖民制度。中国近代租界制度就这样建立起来了。在华界与租界共存的特殊格局中，上海民众的构成前所未有的多样和丰富起来。有统计显示，在沪的外国侨民来自英、美、日、法、俄、印度、葡萄牙、意大利、奥地利、丹麦、瑞典、挪威、瑞士、比利时、荷兰、西班牙、希腊、波兰、捷克、罗马尼亚、越南等几十个国家，1942年已达15万人之多⁽¹⁾。除了外国侨民之外，上海城市中还生活着大量的非户籍外地人口，形成了著名的移民城市。到1949年，上海非本地人口已经占据了总人口的85%。根据统计，1950年的上海移民中，江苏籍移民和浙江籍移民的数量都超过了100万，安徽籍、山东籍、广东籍的移民也都超过了10万。⁽²⁾(www.xing528.com)

上述这些外国、外地的移民与上海本地民众一起构成了早期海派民俗的主体。他们中既有长期生活在上海城市中的传统上海人，也有初到上海闯荡的新上海人；既有社会地位较高，生活较为稳定的工商业者、公司职员、知识分子等，也有社会地位较低，生活动荡不定的工人、农民、手工艺人等；甚至也包括一些特殊职业身份的群体，如乞丐、妓女、无业游民等。这些民众既是海派民俗的创造者，也是海派民俗的享有者和传承者。所以，海派民俗从孕育开始，就是一种不同以往，异质化程度较高的新型民俗形态。

综合上述的讨论，本书提出如下的“海派民俗”概念：海派民俗是近现代以来，在以上海为中心的区域中产生与传承的，以江南民俗为根基，又具有东西方文化融合特征和上海地域文化特色的新型民俗形态。

自1843年开埠以后，在近现代和当代社会的发展中，上海这座城市经历了剧烈的变迁与动荡，形成了独树一帜，极富特色的新型海派民俗。海派民俗既然是一种新型民俗形态，就具有不同以往的鲜明特征，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海派民俗具有鲜明的东西文化交融特征。海派民俗产生于租界与华界共存的上海开埠之初，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不仅在城市管理方面中外分治，在城市建筑和景观上也是中西混杂。比如20世纪20年代上海城市中的很多建筑，明显地表现出罗马式、巴洛克式、文艺复兴时代等不同的设计风格，甚至还有小部分日式、伊斯兰式风格的建筑，著名的外滩建筑群就有“万国建筑博览会”之称。除了充满异域风格的城市建筑之外，还有不少中西合璧式的新建筑样式。比如里弄建筑最为公认的特色就是中西合璧。有人曾将上海里弄建筑概括为“中式的建筑与欧洲联排的布局方式的结合”，实际情况其实比较复杂。19世纪末之前建造的里弄住宅沿袭了中国江南传统住宅的式样，但采用了西方商业运作手法。后来，巴洛克式等西洋装饰开始在里弄建筑的外墙表面、室内顶棚与墙面交接处出现。再后来，里弄建筑从平面制式、建筑造型、外观、内外装饰方面渐趋西化，简直可以称为西式里弄了。中西文化交融的其实不仅是民居建筑，更是生活于这些建筑中民众的各种习俗。比如在20世纪之初，部分上海市民已经接受了洋人带来的圣诞节，参与当时一些饭店、酒吧以及娱乐场所在平安夜和圣诞当天推出的圣诞舞会、圣诞宴会。同时，他们也与家人一起庆祝传统春节。

第二，海派民俗具有突出的商业性特征。上海开埠之后，商业日趋发达。开埠第二年，上海就出现了11家洋行（外商在中国设立的商行、商号）。到1854年，增长到120家，1876年上海的洋行已经超过了200家⁽³⁾，可以说，近代上海因商业的迅速发展而崛起。在传统农业社会，人对土地的依赖性极强。但在率先向现代城市发展的上海，人与土地之间的依存关系被完全打破，商业资本在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甚至起到了主导作用。近现代上海城市的商业氛围浓厚，各商业业态都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经营方式，并产生了独特的经营习俗，如“小热昏”。“小热昏”又名“小锣书”，其前身是清末杭州街头的“说朝报”。“朝报”是一种地方小报，卖报者为了招徕顾客，便一面敲锣，一面唱出报纸的主要内容，表演形式滑稽幽默。1905年，上海城隍庙卖梨膏糖为生的杜宝林将“说朝报”的表演形式运用到了卖梨膏糖上，“小热昏”的曲艺形式就此诞生。“小热昏”把说唱的内容由新闻朝报和生活趣事变为有简单故事情节、人物性格和矛盾冲突的节目。“小热昏”这种曲艺形式从诞生起就具有浓厚的商业性特征。正是在兴盛的商业环境下，商业性渗入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海派民俗也由此染上了突出的商业性特征。

第三，海派民俗具有极强的包容性特征。自从开埠以来，上海作为中外交流的前沿阵地，吸引了大江南北以及世界各地的各色人物聚集于上海，一时间，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江南文化与中国其他地域文化、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都在上海交汇。与当时中国其他地区的封闭不同，上海自开埠起就表现出极强的开放性，上海民众也具有海纳百川的文化心态，他们不囿于条框，不固步自封，不拒绝先进，面对多元的环境，抱着开放的心态，善于广泛吸收各种民俗文化形式中可以为自己所利用的东西，善于将那些本来并不属于自己的民俗文化形式改造、重铸成为新型的本土民俗文化形式。正是这种海纳百川的文化心态，使得上海民众逐渐创造出了独树一帜的海派民俗。而由此形成的海派民俗也具有了极强的包容性。比如上海开埠后，到上海谋生的各地移民也纷纷将家乡风味带入了上海。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地方菜馆林立，菜系来自京、广、锡、扬、杭、闽、川、徽、潮、湘等多地，此外还包括清真菜馆、西式餐馆等。各地菜馆在上海都受到了欢迎，尤其在扬州菜、杭州菜、苏州菜、宁波菜、绍兴菜、无锡菜等菜系的基础上，还形成了具有上海地方特色的本帮菜。

第四，海派民俗具有趋新善变的特征。作为移民城市的上海，人口的高度异质对民俗文化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即能够以健康的心态在民俗文化的交融中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和手法，不断求新求变，由此形成了其趋新善变的特征。近代以来，各种新兴文化事业往往发轫于上海。西式学堂、医院首先在上海创建，出版、印刷、金融等机构大多汇聚于上海，马戏、杂耍等新鲜娱乐活动也在上海得到热烈欢迎。可以说，从近代以来，上海的文化环境基本保持了鲜活、繁荣的景象。比如，中国话剧在上海诞生就是海派民俗趋新善变特征的表现之一。中国新兴话剧萌芽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最早的形式是文明新戏。而文明新戏的滥觞则可以追溯至19世纪末出现在上海的学生演剧。1899年上海圣约翰书院的中国学生，在圣诞节晚会上演了一出“时事新戏”——《官场丑史》。该剧情节上套用了传统戏曲，但无唱工和做工，处于传统戏曲和现代话剧的过渡阶段。1907年，在东京的留日学生组织春柳社，同年在上海成立了春阳社。1908年，上海春阳社上演了《迦茵小传》，被认为是中国第一次成型的话剧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