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文化新论：上海移民文化的融汇与保全

开埠后的上海，成了世界各国“冒险家的乐园”，冒险家们最多时来自58个国家。经常被引述的这段话充分体现了上海海纳百川的丰富性。

走在南京路上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在参加世界各族大聚会。路上走的有高高的大胡子俄国人、胖胖的德国佬、没准你一头撞上一个瘦小的日本军官，他显得趾高气扬，认为自己是优秀的大和民族的一员，征服整个欧洲都不在话下。老于世故的中国人坐在西式马车里，精瘦的美国人则乘人力黄包车。摩托车飞驰而过，差点撞到一乘帘子遮得密密实实的轿子，轿中坐的是中国的官太太。一个法国人在狭窄的人行道上向人脱帽致敬，帽子正好打在一名穿着精美黄色丝绸外套的印度人脸上。耳中听到的是卷舌头的德语夹杂着伦敦俚语。穿着巴黎新款时髦衣衫的人旁边站着近乎半裸的穷苦小工，一对水手踏着双人自行车飞驰而过，两名穿着和服、趿着拖鞋的日本仕女转身避让，显得有点恼怒。着一身灰袍的和尚手肘碰到了一名大胡子罗马传教士。出于对祖国的热爱而不是商人那种唯利是图的本性，一位俄国店主店里的商品标价牌一律用俄文书写，使人看了茫然。对面是一家日本人开的理发店，店主用了生硬的英语写了广告语，保证大家在此理发，价格低廉。⁽⁵⁾

这段历史性的叙述生动得好像文学作品一般。近代上海华洋分居，各国移民带着各自的文化因子，在上海生根发芽。他们的职业五花八门，活动贯穿于整个上海，为上海的城市文化繁荣打下了基础。“清末国际移民在保持与发扬迁出地文化优势的同时，或多或少总会吸收迁入地文化的养料，而迁入地原有的本地居民，也会有意无意、直接间接地吸收和整合外来文化，异质文化互相冲突、碰撞，渐渐融汇为一种独特的上海文化。”⁽⁶⁾这种独特的文化被称为“海派文化”，其独特性就在于它是东西方文明冲突与融合的产物。

据统计，清末上海的国际移民人口从1843年到1910年增长了500倍，虽然在移民人口（国内国际）中所占比例很小，但产生的影响却很大。“由于上海没有属于纯粹本地文化的生活习俗和主流生活方式，因而国际移民较容易在上海长期保全迁出地的文化模式。”⁽⁷⁾于是，英、美、法、德、日、俄、印度、葡萄牙、意大利、奥地利、丹麦、瑞典、挪威、瑞士、比利时、荷兰、西班牙、希腊、波兰、捷克、罗马尼亚等世界主要国家都来到了上海，50个国家就是50种文化，为这座城市增添了如许多的文化内涵。

这么多的世界移民，虽然其职业情况未留下清晰的资料，但据研究，从事商业活动、商人的比重最为突出。通过1850年、1870年、1930年、1935年、1946年的外侨数据统计，可见上海的外国人中以经营商业者为众。⁽⁸⁾

上海的工业、商业和金融活动大多在公共租界进行，大部分的学校、几乎所有的报馆、也都设在公共租界或法租界内。20世纪二三十年代，租界内的外滩原先简陋的建筑更新重造，黄浦江边自北向南，高楼巨厦如群峰突起，与以24层楼的国际饭店、四大公司为代表的南京路楼群形成一个“T”字形，并由此向外辐射，与周围的商贸经营型大楼构成了一幅“万国建筑博览会”的壮观画面，成为上海这个国际大都会奢华而气派的一种象征。⁽⁹⁾因为有租界的保护，不同于其他内地城市，上海得以维护了工厂生产及商业贸易环境，以及稳定而大量的移民人口，成为集商贸、金融、工业于一体的国际大都市。

中国传统上是一个农业大国，有着“重农抑商”“重文轻武”的义利观。但是，在上海，随着租界文化、商业文化的发展，这种态度向着现实主义、实干主义方向发生了转变。开埠以后，港口城市相较于其他城市来说，具有地理上、贸易政策上的优势优惠，并且上海在交通最便利的市中心设置了租界。各种洋行、银行纷纷进驻，再加上传教士的来华，带来了一套不同于传统中国的市政建设模式与新的生活文化、娱乐教育。

“与近代工业文明承认世俗生活的合法性、鼓励追求财富的奋斗理念相似，江南地区崇尚物质享受的市民文化在近代也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追逐声色货利，追求新奇，讲究饮食衣着，蔑视礼教，在明清时期的江南已是普遍现象。”⁽¹⁰⁾不同于中国其他内陆城市，上海原就具有较为开放的观念与较为发达的经济基础，因此能够较快地接受西方的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建筑文化，并接受其背后的审美与精神文化，形成了崇尚自然、开放包容的心态。既有基盘，又耳濡目染，上海养成了务实精神、竞争意识，曾处于“士农工商”底层的“商”的地位有所提升。并且，随着外国资本势力的进入，外国货的倾销压制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反而推动了爱国主义精神的迸发，“国货潮”与“重商”的实干精神不谋而合。

民以食为天。19世纪50年代上海出现了多家西餐馆，据说后来多达上千家。⁽¹¹⁾正是因为租界的移民群才带来了法式、英式、美式、俄式、德式、意大利式以及印度咖喱。“‘往食’的华人正是在对各种西餐的品味中渐渐认识不同的异质文化。”⁽¹²⁾有了见闻自然就会吸取，创造出“西餐中吃”“中菜西吃”的新饮食方式。

1866年上海的美华书馆刊印了美国传教士高第丕夫人编写的《造洋饭书》，这是目前知道的中国最早的西餐烹饪书籍。在这本书里，高第丕夫人创造了许多译词，如Chocolate“知古辣”（巧克力）、Coffee“磕肥”（咖啡）、Curry“噶唎”（咖喱）、Lemon“来门”（柠檬）、Sada“稤哒”（小苏打）、Pudding“朴定”（布丁），今天看起来这些词语似乎与我们有点隔阂，但其实译词很接近原始发音，只不过当时西餐尚未流行，尚未形成约定俗成的译字罢了。而一些不是音译的词语，有研究者指出对应得很不错。如Cake“糕”（蛋糕）、Cakes“饼”（饼干）、Dried Fruits“果干”（干果）、Jelly“冻”（果冻）、Yeast“酵”、Ham“火腿”、Omelette“荷包蛋”等词语都比较合适，至今还在使用。⁽¹³⁾美食家沈宏非最欣赏《造洋饭书》中高第丕夫人将西餐的甜点Syllabub译成“雪里白”，他认为这种译文比现在的通译“奶油葡萄酒”等都要恰当传神，是可以媲美“可口可乐”的翻译。⁽¹⁴⁾随着西餐西点在近代上海的流行，越来越多的译词传播开来，自然而然地进入了平常百姓的生活，被汉语所吸收。哈斗、白脱、西番尼、拿破仑、别司忌……都是今日大众熟悉而喜爱的甜点。

咖啡进入上海的时间很早，大概在1844年，而最晚至1876年咖啡已进入市民的日常生活中，到了20世纪20年代上海更衍生出了一股咖啡馆文化热潮，如《申报》设“咖啡座”专栏、张资平开了上海咖啡馆、田汉开了cafélaMidi、很多文化名人创作了以咖啡店为主题的作品。咖啡馆扮演了“上海观察世界之窗口”以及“世界进入上海之港口”的双重角色。⁽¹⁵⁾情调比味道重要，咖啡馆的现代沙龙氛围才是咖啡文化走红的原因，促进了公共社交的形成。

民国时期上海的生活消费水平明显高于北京、天津等城市，自清末至20世纪30年代，上海人的消费发生了可以称之为“消费革命”的质变，上海市民的消费表现出明显的现代趋向，呈现出全新的消费模式与形态。⁽¹⁶⁾这得益于外国货在上海的大量使用，进口商品以其价廉物美吸引了消费者，改变了生活。“洋货作为西方文明的一种物质载体，在进入中国的时候，就把西方生活方式也带到了东方，逐渐改变着上海市民的消费心理和消费习惯，也使传统文化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¹⁷⁾以肉禽蛋奶为主料的西餐，营养价值高，到了节假日，市民去环境优美的龙华路“游法国花园、吃法国大菜”，⁽¹⁸⁾或者去“凉爽卫生、价格低廉、洋酒冷食、应有尽有”⁽¹⁹⁾的华安饭店。(www.xing528.com)

20世纪30年代，文坛上有一个著名的“新感觉派”，以穆时英、刘呐鸥等为代表。这批受了外国文艺影响（主要是日本）的作家描绘了上海大都市的现实性欲望生态图。而其引介的日本新感觉派，正是大正时代流行的“摩登”“虚无”情绪之下的产物。“高高地装在一所洋房顶上而且异常庞大的NEON电管广告，射出火一样的赤光和青磷似的绿焰：LIGHT，HEAT，POWER！”则是著名的茅盾的小说《子夜》的开场。

社交娱乐的丰富，营造了清末上海城市的多样性对话，而广泛对话是城市发展的关键因素。

1850年英国人成立了上海英人业余剧社，在上海新皇家剧院演出了《势均力敌》《飞檐走壁》等西洋话剧；1860年在沪英美移民成立了上海西人爱美剧社，1867年在兰心剧院首次公演《银鱼在格林威治》。国际移民还从西方请来了魔术团、马戏团，举办了赛马、赛球、赛船等游艺活动，开设了健身房、运动场、游泳池，举办运动会，引进了西洋交际舞，举办了舞会，这些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逐渐受到了中国人的喜爱与参与，形成了清末上海城市的多样性对话。⁽²⁰⁾

以舞蹈为例。原本是外国移民的一种休闲活动，慢慢地这种私人舞会的规模与范围扩大，促生了营业性舞厅。1921年英商开设在大华饭店内的舞厅成为中国第一家商业性公共舞厅，两年后中国影戏公司附设舞厅成为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家商业舞厅，随后上海开设了十多家舞厅，文人知识分子自不必说，一般市民也是常客。“除爱看影戏外，近来又增加了一种娱乐，就是喜欢跳舞。近来居然于星期日傍晚常到大华饭店去加入大跳而特跳。”⁽²¹⁾

1930年代的报纸上更布满了“冷气舞厅”的广告。《申报娱乐专刊舞艺特辑发刊勗舞艺界》称：“歌舞之在吾国历史上可谓悠久……世界各大民族，无论其已未开化，莫不各有其民族性之歌舞，盖爱好音乐，爱好歌舞为人类之天性，似非人力之所能遏止者也。……欧战以还，各国以英国式交际舞，姿态自在，文雅大方，纷纷采用，即俗称所谓标准式。”⁽²²⁾同版上的《舞场巡礼》记：“所谓东方巴黎的上海，有摩天大楼·跑马厅·跑狗场·回力球·电影院·舞厅。关于夜生活方面，霞飞路·四川路各有各的异国情调，咖啡馆·酒店，变相的人肉市场，尤其是舞场，虽然有几家维持不了而停业，可是还不断像雨后春笋般的产生着。”⁽²³⁾

租界的消费娱乐，为上海的都市生活带来了新的娱乐设施；社交舞、古典舞曲、爵士乐，带动了学习舞蹈的热潮，改变了上海人的生活娱乐习惯，提高了人际交往的程度与素质。这一点功能同样也反映于生活娱乐中另外一个公共文化设施——公园。中国园林多是私家园林，假山飞檐、奇花异草，符合文人雅趣，适合家庭家族内欣赏。而西式公园最初虽是贵族的家族园林，但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逐渐开放为近代公园。园内活动内容丰富，不仅有体育活动、俱乐部，还有交际、集会演说的功能。近代上海的西式公园内便设有儿童娱乐设施、动物展览区、植物标本园，经常会有各个国家的戏团与个人表演，或者举办庆典活动，比如英国领事馆、英美租界、英王加冕、上海开埠50周年庆祝活动、法租界、天皇即位典礼，甚至还有英法日等国在公园内操练军事的活动。

在建筑设计以及管理系统上，上海的公园采用了西方最先进的理念，成立公园管理委员会等管理部门。在这些规则规范的指导下，游客逐渐养成了遵守法则的习惯，公园形成了合理的收费制度，还建造了公共厕所。从“私”家园林到“公”众花园，个体在公共场所的言行举止随之有所约束，培养了较高的公共文化素质。

今日上海，拥有上海大剧院、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等文化地标，它反映了城市文化形象与大众的文化品位，更体现出深厚的人文气息和文化底蕴。

其最初的西乐熏陶可以追溯到教堂音乐。开埠后，随着基督教的进入，教堂陆续建造，相应配置了西方的乐谱、手风琴、钢琴等西乐器物。后来，在传教士文化的宣扬浸染下，慢慢渗透到了市民文化之中。教会的音乐也促进了近代上海的学校教育，很多学校内都设置了音乐教育课程，1927年成立了国立音乐院。俄侨、犹太人对上海西洋音乐的发展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十月革命后，一大批“白俄”来沪，这批人在国内时大多从事艺术职业，从而将西方的文学、音乐等艺术带进了上海。

西洋音乐从进入上海起就是一种“公共”的文化：1850年英国人组成了业余乐队，到1879年发展为上海公共乐队；1876年徐家汇花园设定西洋音乐演奏会，对社会公众开放；1879年（一说1881年）上海工部局铜管乐队成立。至于剧院，1866年英侨在圆明园路诺门路建造了中国第一家西式戏院——兰心戏院，并于20世纪初被中国经营者吸纳，至20世纪30年代，又陆续建造了中国大戏院等剧场，为上海的音乐活动提供了场所，推动了西乐的传播。世界著名音乐家也从20年代起纷纷来沪献艺。⁽²⁴⁾

与上海市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生活》周刊上，便有很多关于市民喜爱音乐的报道。“装一架无线电话，听开洛公司的播放，或者备一架留音机听剧曲，音乐。便宜些的，自己备一二种乐器，学弹奏，学唱。一只笛，一只二胡，要不了二三角钱。”⁽²⁵⁾1917年法商东方百代公司在上海法租界徐家汇路1099号建成投产，中国拥有了自己的留声机和唱片制造企业。唱片公司也在《生活》上大做广告。无线电话、广播电台、留声机、唱片，这些舶来品的国产化也意味着西洋乐与传统乐曲的融合，并且对于从个体的兴趣爱好到通过媒体媒介传播而发展成为广泛的市民一般娱乐文化，具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