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尽管对于海派文学的审美特征和历史演变，学界已经有了多次探讨，也能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一致，如“消费主义”“市民文化”“通俗文学”等历史语境和文学资源为海派文学“杂糅”“开放”等特点提供了有力的学理支撑，但海派文学依然是一个歧义丛生的概念，诸多新兴的文学实践也在模糊不清的“海派”框架中自由生长。有学者犀利地指出：“以‘海派’为关键词，对‘京海之争’进行历史考古便呈现出一个‘吊诡’的困境——今天‘海派’文学命名的所指与当时那个历史时间点中的‘海派’几乎毫不相干”。(36)“京海之争”作为给“海派”命名的标志性历史事件，有着特定历史时期的烙印。这次“命名”的影响十分深远，与后来海派文化的“正名”和海派文学在学术界的讨论不无关联。学者提出的“海派”命名的“后置性”，一方面给海派文学的繁荣带来了自由丰厚的土壤，但另一方面，命名的危机从未解除，海派文学和带有海派特色的文学之间并没有泾渭分明的界定，这导致“海派”作为起源于上海本土的特定审美范式，却时刻有被多元的文学生产“消解”的危险。
1947年，杨晦的《京派与海派》、夏康农的《是该提出人民派的称呼结束京派与海派的无谓纷争的时候了》《论海派北移》等文见于《文汇丛刊》等杂志，重提海派文化，但基本上沿用的还是鲁迅对京派和海派的总结。夏康农补充道：“是要到‘海派’的进取精神和‘京派’的有所不为发现了协调的统一，才是新的文化的开始。”(37)19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推行，“上海文化界正在大张旗鼓地进行‘文化发展战略’和‘海派文化’的讨论，学者们认真地探讨伏案与‘海派’的定义、特征、正负面的影响，写出许多美文。商人们则不失时机地将每一种商品都贴上‘海派’的标签。于是，在海派文化、海派小说、海派影视之外，不仅有海派家庭、海派丈夫之类，也有海派住宅、海派家具、海派袜子的等等。‘重振大上海雄风’成为一时流行的新口号。”(38)以致许道明感叹，“‘海派’种种的再度崛起，虽迎来了非凡的热闹，却始终无法熨平人们多少有些慌乱的心律”(39)。究其原因，是对于“海派”的认识太过泛泛，而在浮躁的经济氛围中，海派文学的“杂”成了一把双刃剑。1985年11月，上海市委宣传部思想研究室、《解放日报》《文汇报》《社会科学》杂志联合发起召开“海派”文化特征学术讨论会，上海理论界、学术界和文艺界的七十多位专家学者对海派文化进行了新一轮的审视。会议对“海派”文化的定义、“海派”文化的特征、对“海派”文化的评价以及“海派”文化的前途进行了讨论。会议将海派文化的特征归纳为“创新”“开放”“多样”“崇实”“善变”。参会的大多数学者在展望海派文化未来时持乐观态度，“只要我们继承和发扬‘海派’文化的优良传统，吸收‘京派’以及其他各派之所长，克服自己的弊端，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现代文化素养，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根据上海政治、经济、人文、地理优势，完全有可能重振上海文化半壁江山的声威，创造出具有‘海派’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40)。现在看，这次具有前瞻性的会议对于重建上海城市形象、丰富上海人文底蕴、加强海派文化认同产生了深远影响。
时光荏苒，2018年，上海市委宣传部会同全市各相关单位，围绕打响“上海文化”品牌，用好用足上海丰富的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等宝贵资源，以打造文化品牌优势为重点，形成了《关于全力打响“上海文化”品牌加快建成国际文化大都市三年行动计划》（下文简称“《三年行动计划》”）。《三年行动计划》明确了打响“上海文化”品牌的四层级体系：第一层级为顶层目标，即打响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三大品牌任务。为了使奋斗目标更为清晰，更为具象，市民的感受度更高，总目标又细化为五个分目标，即城市特质更加彰显、文化事业更加繁荣、文创产业更加发达、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优秀人才更加集聚。在该行动计划中，打响“红色文化品牌”“海派文化品牌”“江南文化品牌”是三大重点任务。其中，打响海派文化品牌提出要大力弘扬上海城市精神，重点结合“上海文创50条”，打造一批全国乃至全球知名的海派文化品牌。2019年，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看望了文化艺术界和社会科学界的委员并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文化文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就属于培根铸魂的工作，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段精辟的论述，不但阐明了文学艺术和社会科学的重要地位，也指明了文学艺术和社会科学的根本性任务，就是为时代培根铸魂。
改革开放以来，海派文学在不断吐故纳新，实现自身的突破与创新。海派文学的研究起点，以近现代文学史的观照为主。虽然近年来陈啸等学者对京海派散文的梳理和发掘，将丰子恺、章克标、钱歌川等人的海派散文带入公众视野，但绝大多数关于海派文学的研究依然以小说为主，倾向于通过对文学“故”事的回溯，在文学史中找到确凿的“海派”标杆。而当代海派文学的讨论，总是被放置在城市文学、上海文学、地方文学、世界文学等概念中进行讨论，其中折射出“城与人”“人与物”“人与人”等诸多命题，既贴近时代脉搏，又在字里行间有着历史的回响。对于海派文学的解读，既是“重写文学史”的“文化寻根”，也是对新时代上海城市精神的重塑。
1996年，王德威在《海派作家又见传人》一文中，将王安忆笔下的市民日常划归为历史变动后的海派创作。该文刊于《读书》杂志，与其说是一个单纯的作家作品论，不如说是一种重拾海派文学学术史的尝试。“半世纪已过，不论是张爱玲加苏青式的世故讥诮，鸳鸯蝴蝶派式的罗愁绮恨，或新感觉派式的艳异摩登，早已烟消瓦灭，落入寻常百姓家了。然而正是由这寻常百姓家中，王安忆重启了我们对海派的记忆。”(41)市井里弄的生活日常，构成了宏大叙事的另一面，这种1990年代海派创作的重要特征，远承近代以来的通俗文学传统，也一直延续到新世纪的海派小说创作。虽然王安忆不太认同自己是“海派”作家，而除去她的《长恨歌》等一系列具有典型“海派”特征的创作，她也逐渐向失落的人文历史深处进行探索，试图将部分文字抽离市井生活语境，如《遍地枭雄》《启蒙时代》《匿名》《天香》《一把刀，千个字》等。因而也有学者认为，“王安忆的小说创作，实同时受到了海派文学传统和‘五四’文学传统的影响”(42)。
除了王安忆的作品，如果说陈丹燕的“上海三部曲”、唐颖的“双城系列”，薛舒、滕肖澜笔下的小人物心事，都带着浓浓的老上海“味道”，那么小白、路内、张怡微、王占黑等年轻作家眼中的上海，早已是另一种风景。值得注意的是，海派文学研究一方面带有强烈的地域文学色彩，另一方面，对于网络文学这样新兴的文学创作而言，文学的地域特征在互联网空间中已经模糊化，而原本寓居于都市空间的海派文学，到了网络平台上可能会被贴上都市、情感、职场等新型的标签。换言之，海派文学需要适应一种新型的互联网分类学。金宇澄的《繁花》，即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这部“沪语”小说面世后受到大量读者追捧，让人有些意外的是，在2018年的“中国网络文学20年20部优秀作品”中，《繁花》也榜上有名。这次的评选由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上海市作家协会、阅文集团联合推选，带有官方色彩，而《繁花》最初确实也是网上连载的。2011年5月，金宇澄以“独上阁楼”为网名，在弄堂网开帖《独上阁楼，最好是夜里》，每天连载一段，一直更新到同年的11月。金宇澄也坦言，虽然弄堂网主站已经撤销，但是说到修订过的《繁花》，昔日的第一批读者们依然喜欢初版的上海“味道”——“直到现在，弄堂网不少的上海网友，还是觉得初稿的语感最好，沪语味道更浓。但我在《上海文学》做了三十年文学编辑，要给隔壁邻居、最权威的长篇小说杂志《收获》投稿，就得接受专业要求，包括以后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单行本。在我眼里，我在网上搞的是文字游戏，现在我要回家，家有家规，有我最熟悉的各种习惯，首先它是一个普通话或北方方言的世界，大量非沪语的读者，因此我做的最大修改是语言的修改。现在大家提起《繁花》都说是‘沪语’小说，其实它是‘改良沪语’做的一本小说。比如，这小说里没有侬——沪语的‘你'，常用字，假如我小说里用了这个方言字，就满篇都是，读者不是不懂，肯定是不喜欢的，我因此去掉，要改良，要拿捏转换，一部三十五万字的小说没有第二人称，读者没发觉，这就是我的改良。”(43)金宇澄所说的“回家”“家规”，其实针对的是以普通话及标准语法规范为参照的纯文学世界，但《繁花》意外“破圈”，无意中揭示了地域性写作和网络写作的复杂关系。一方面，“上海网友”限制了本来地域性较为模糊的网络读者，他们的审美趣味指向彼此十分默契的“上海味道”；但另一方面，海派文学需要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就必须使用通行的语法规则进行自我约束，而这个过程中的“海派”元素也削减了。
杨扬在谈及作为文学类型的海派文学时，曾经指出“海派文学具有地域性文学的特色，它是一种南方文学。但它同时又是超地域的，因为海派文学身上表现出现代都市文学的特征，它是中国现代都市文学经验的最早也是最集中的尝试与示范，表现出中国文学现代性复杂多样的现象”(44)。在城市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人口流动已是日常景象的当代中国，海派文学的都市书写映射的不仅是上海故事，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国地方书写。而现在的海派文学所经历的媒介剧变，不亚于清末民初经历的出版业腾飞。当网络文学、科幻文学、人工智能写作的热潮接踵而至，如何在文学创作自我革新的同时，提出既是地方的、又是世界的审美范式，这对海派文学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1) 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40—152页。
(2) 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3页。
(3) 同上。
(4) 许道明：《海派文学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11页。
(5) 李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页。
(6) 陈子善：《海派文学与海派文化的来龙去脉》，《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工作研究》2018年01期。
(7) 杨义：《论海派小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年02期。
(8) 范伯群：《<海上花列传>：现代通俗小说开山之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03期。
(9) 王向远：《新感觉派文学及其在中国的变异——中日新感觉派的再比较与再认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04期。
(10) 黄献文：《论新感觉派小说的乡土、传统情结》，《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9年05期。
(11) 张鸿声：《文学中的上海想像》，《文学评论》2005年04期。
(12) 楼适夷：《施蛰存的新感觉主义——读了<在巴黎大戏院>与<魔道>之后》，《文艺新闻》1931年10月26日。
(13) 潘颖：《施蛰存与新感觉派》，《文艺报》2015年10月28日。
(14) 茅盾：《后土》，《上海报》1938年2月23日。
(15) 妥佳宁：《“孤岛”何以孤，又何以不孤——上海“孤岛”文化空间的多样呈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08期。
(16) 陈思和：《论海派文学的传统》，《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01期。
(17) 邱明正主编：《上海文学通史（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59页。
(18) 陈思和：《谈谈上海文化、海派文化和上海文学、海派文学——答<上海文化>问》，《上海文化》2021年02期。
(19) 参见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4页。(www.xing528.com)
(20) 秦绍德：《近代上海报刊史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95页。
(21) 李维清：《上海乡土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05页。
(22) 洪煜：《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文化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338页。
(23) 李欧梵：《李欧梵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76页。
(24) 叶中强：《上海社会与文人生活（1843—1945）》，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第61页。
(25) 王文英，叶中强：《城市语境与大众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8页。
(26) 鲁迅：《登龙术拾遗》，《申报》“自由谈”1933年9月1日。
(27) 呐鸥：《中国电影描写的深度问题》，《现代电影》1933年第3期。
(28) 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46页。
(29) 参见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基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
(30) 参见罗崇宏：《近代以来中国“大众”话语的生成与流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
(31) 沈从文：《论“海派”》，《大公报》1934年1月7日。
(32) 曹聚仁：《京派与海派》，《申报》1934年1月17日。
(33) 栾廷石（鲁迅）：《“京派”与“海派”》，《申报》1934年2月3日。
(34) 孙琳：《“海派”的历史多面性研究》，《当代文坛》2016年05期。
(35) 刘涛，黄德志：《“京海之争”起始考辨》，《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9年04期。
(36) 孙琳：《海派文学研究的困境及其转机——以“海派”的命名为视点》，《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3期。
(37) 夏康农：《论海派北移》，《文艺新辑》1948年第一辑。
(38) 杨东平：《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东方出版社，1994年，第1页。
(39) 许道明：《海派文学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页。
(40) 魏承思：《“海派”文化特征学术讨论会综述》，《社会科学杂志》1986年01期。
(41) 王德威：《海派作家又见传人》，《读书》1996年06期。
(42) 胡红英：《在海派文学与“五四”文学的传统之间——王安忆小说创作的继承性问题》，《当代文坛》2021年01期。
(43) 罗昕：《金宇澄也是网文作家？他说：网络文学和纯文学其实是殊途同归》，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052377。
(44) 杨扬：《城市空间与文学类型——论作为文学类型的海派文学》，《学术月刊》2008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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