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代海派书画家群体：《海派文化新论》出炉

从艺术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海派书画”艺术风格的最后确立和艺术影响的最大辐射是吴昌硕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因此，吴昌硕无疑是第二代“海派书画”的领袖。第二代主要成员有：蒲华、虚谷、王一亭等。此外，还有陈宝琛、沈曾植、陈三立、朱祖谋、张謇、康有为、李瑞清、张元济、曾熙等，这是一批相当重要，乃至是可遇不可求的“大师中的大师、名流中的名流”成员，但出于历史原因及政治因素，这在以往的“海派书画”研究与系列中，他们被忽略及遮蔽了，我把其称之为“1912年现象”。这批人就是在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汇聚到上海的清廷末代高官大吏。他们由于帝制的终结而来到十里洋场的上海，出于生存的需要开始鬻画卖字，以艺谋生。这批人中原先有的是皇帝的老师太傅、六部尚书，有的曾担任过总督、巡抚，有的更是身兼国学大师、诗坛盟主、文苑词宗，有的曾是叱咤风云的维新领袖、实业巨子、出版巨擘等，如此强势的阵容乃至豪华的组合，形成了不仅是一个地域、而且是一部中国艺术史上特殊而难得的人才高地景观。如果说第一代“海派书画”群体主要还是属于民间草根性的，那么第二代“海派书画”群体则是名流士大夫性的。于是，历史为“海派书画”提供了一个高端发展的契机和创造辉煌的平台。而这批高官大吏、硕学鸿儒在这近代大都市的舞台上完成了华丽转身，集体转业换岗为砚田犁纸。正是由于他们的加盟，从而使“海派书画”群体的创作水准、文化层次、艺术境界、笔墨风格、社会地位得到了整体性的提升。值得一提的是这批名流士大夫为官时清刚自律、政声良好，大都是维新派人物，颇得时誉。在上海从艺后，又富有社会责任及职业精神，也为今后整个中国画苑及“海派书画”的发展打造了大师之门，如沈曾植、李瑞清、曾熙等就先后培养了于右任、马一浮、张大千、吕凤子、王遽常、李仲乾等；康有为就曾栽培及扶植了刘海粟、徐悲鸿等。

吴昌硕（1844—1927），出生于浙江省安吉县彰吴村。初名俊，俊卿，字苍石、仓石、昌硕，亦有缶庐、老缶、苦铁、酸寒尉、破荷亭长等别署。祖父渊，父辛甲，为举人。吴昌硕自幼家境贫寒，他幼年时即在父亲身边读书，10岁后到乡村私塾就学。14岁时跟父亲学刻印。1860年，太平军由皖攻入浙江，清军尾随而至，沿途抢劫骚扰。他随父逃亡他乡，又被乱兵冲散，只身流亡安徽、湖北等地，为谋生还曾为人打杂做短工。吴昌硕五年后回到家乡，全家九口人仅存他与父亲生还。1866年他从同乡施旭臣学诗法，同时兼学名家书法、篆刻，对金石学特别爱好。1869年负笈杭州，拜大儒俞樾为师，学文字学及经学。吴昌硕从而立之年起就在湖州、苏州、杭州、上海一带寻师访友，致力艺事。1882年定居苏州西畮巷四间楼。40岁时，吴昌硕在上海经人介绍与画家任伯年相交，情在亦师亦友之间。1899年11月，出任江苏安东县令，到任一月后即辞官。1909年，吴昌硕在上海与钱慧安、高邕等人发起成立上海豫园书画善会。吴昌硕学养深厚，阅历广泛，造诣独特。其篆刻宗法秦汉封泥，并以钝刀硬入奏刻，古朴苍莽，强健恣肆。其书法篆籀高古，行草雄浑，大气磅礴。其绘画笔墨酣畅，敷色古艳，形成了郁勃的金石之气。

吴昌硕于1912年定居上海，从一代艺术大师成为“海派书画”领袖。吴昌硕在1913年的早春二月入住上海闸北的北山西路923号，他在书斋中郑重地挂上了“去驻随缘室”的横匾，他与上海正式缘定今生。日后，吉庆里这幢上海很普通的石库门，具有了三大功能，不仅成为“海派书画”走向鼎盛期的艺术基地，而且成了大师的高端沙龙与大师的伟大摇篮。吴昌硕在这里培养出了不是一个大师，而是整整一个大师团队——从陈师曾、潘天寿、沙孟海、王个簃到钱瘦铁、诸乐三、诸闻韵、赵云壑等。齐白石也诗赞吴昌硕“老缶衰年别有才”，并从吴昌硕独特的笔墨中得到启发，开创了“红花墨叶派”。吴昌硕有着相当深厚的上海情结与城市情愫，他为上海的大文圈建设及艺术界构成作出了很大努力与杰出贡献。吴昌硕是海上题襟馆与豫园书画善会的发起者与精神领袖，他积极参与各种慈善及赈灾，大爱无疆。当年豫鄂皖苏浙五省爆发了山洪，灾民无数，哀鸿遍野，他抱病和王一亭合作《流民图》，义卖赈灾。1913年，吴昌硕以艺坛盟主的身份，出任西泠印社首任社长，发起抢救汉三老石碑，为抢救国宝四处奔波，捐画捐钱，显示了民族风骨。1925年，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发生后，正在病中的老人不仅马上作巨幅大画义卖援助工友，并在灯下写了长诗《五卅祭》，愤怒的控诉殖民者的暴行：“烽火逼天天昏黑，天光斜射海苍赤。炮声一发弹雨激，饮弹之人涨阡陌。”吴昌硕还支持海派京剧的变革，支持刘海粟办艺校，支持女子美术教育，支持创办浦东医院，主持中日艺术家交流办展，积极参加美国旧金山世博会等。吴昌硕的这种城市公共意识，体现了一种社会责任、人格魅力与爱国精神。

蒲华（1832—1911），原名城，字作英。号青山野史，种竹道人，斋名为九琴十研楼，不染庐。浙江秀水（嘉兴）人。幼为庙祝，后至外祖父处生活与读书，勤奋刻苦，24岁中秀才后屡次应试均被黜，从此绝意于仕途，致力于书、画、诗。他生性狂傲狷介、洒脱不羁、不流时俗，因而在海派书画家中是一位极有艺术个性及创造才能的代表性人物。常年短袍长褂，油腥墨迹染身，时呼“蒲邋遢”。自妻子病故后，从此孑然一身。光绪七年春（1881）从上海东渡日本。书画在日本颇受好评，誉满扶桑。1894年冬正式定居于上海老城北登瀛里一小楼，总算有了一方简陋的安身立命、挥洒丹青之地。由于蒲华性格的傲世独立、才华的超逸高迈、笔墨的不拘一格，这就使他在“海派书画”群体中显得艺风卓然、自出新腔。蒲华的书法在清末民初的书坛上，可谓是风格十分强烈而别开生面的，其运笔跌宕起伏而矫健豪放，提按起伏中见节奏畅达，结构则疏朗倚侧而粗头乱服，气势勃发中见意趣高古。但其为画名所掩。蒲华为人友善，对吴昌硕、高邕之、徐新周等多有相助。特别是和吴昌硕相交五十多年，友情弥笃，成患难知己。蒲华的诗亦写得空灵飘逸、文笔绮丽，常常是诗画相配、相得益彰，蒲华因出身贫寒低贱，后经个人努力拼搏而得艺名，所以他对平民富有爱心，常以书画赈灾济困。

虚谷（1823—1896），俗姓朱，名怀仁，安徽新安人，移居江苏广陵（扬州）。书画家，诗人。曾任清军参将，三十岁时出家为僧，名虚白，字虚谷，以字行，号倦鹤、紫阳山民等。出家后不茹素也不礼佛，与张熊、胡公寿、任伯年、高邕之、顾鹤逸、吴昌硕等相交甚契，孤高自洁，卖画为生，自作诗云：“闲来写出三千幅，行乞人间作饭钱。”他是绘画上的多面手，山水、花卉、蔬果、禽鱼亦别有情趣。他擅长于用干笔偏锋淡彩，无意于用滥施的重色来娱人眼目，有时也用强烈的对比色大红大绿，但不浮艳。其构图大开大合，多而不乱，少而不疏，富有空间变化感。他的山水取法于新安画派与扬州画派，简静雅逸而意境隽永，喜用焦墨渴笔逆锋，因而画面生动古朴，冷峭郁勃。正因他的画格古韵新而诗意内含，同时凸显出一种难能可贵的童趣与稚拙之气，很受世人的青睐。吴昌硕在虚谷所画的《佛手图》题诗曰：“十指参成香色味，一拳打破去来今。四栏华药谈风格，旧梦黄炉感不禁。”虚谷的诗也写得才气横溢而空灵高远，著有《虚谷和尚诗录》，如梅花诗曰：“有粉有色更精神，一树梅花天地春。一觉浮生尘世外，空山流水岂无人？”诗中自有一种憧憬与向往、高洁与自信。光绪十九年（1893）虚谷已年届70，张鸣珂到上海，“蹇裳访之”，画家吴伯滔作《海上访僧图》，张欣然题诗，并题虚谷《秋林独步图》，称“虚公原是振奇人”。

王一亭（1867—1938），本名震，字一亭，中年以后又自号白龙山人。在海派书画家中，王一亭是具有多种身份的人，他首先是位书画家，一生勤于笔墨艺事，是第二代海派书画家群体中的重要人物。又是一位大商人，善于经营和精通金融，在船务、银行、企业、工厂方面颇具影响。亦是一位社会活动家、慈善家和宗教家。在辛亥革命的上海起义中，他是主要的领导人之一。王一亭出生于上海浦东周浦，是依靠其堂舅父蒋秀才的资助才在朱道台的私塾附学八年。后为生计所迫，只得到上海怡春堂裱画店当学徒。他在这里相识了大画家任伯年及开钱庄而喜好书画的儒商李薇庄。这位手脚勤快，颇有悟性的小学徒跟任伯年学画相当勤奋，因而画艺渐进。而儒商李薇庄系著名女画家季秋君之父，是宁波士绅名门，他见才15岁的王一亭办事勤快能干，人亦聪明灵活，于是在1881年介绍其到“慎徐钱庄”学徒。尽管钱庄的学徒生活辛苦繁忙，但依然在晚间坚持学画，并到当时的“广方言馆”攻读英语。后又去“恒泰钱庄”继续学生意，使王一亭在商界金融界中得到了极大的锻炼，并迅速地成长。1885年仅19岁就被提升为“天徐号”的跑街先生，不久以出色的工作业绩晋升为经理，专搞航运经营，从而在上海工商界脱颖而出。1895年他在参加上海怡园雅集时相识了吴昌硕，切磋画艺，从此结谊终生，情在师友之间，成为“海上双璧”。

陈宝琛（1845—1935），字伯潜，号弢庵。福建闽县（福州市）人。清同治七年（1868）进士。光绪元年（1875）擢翰林侍读，授翰林院侍讲学士。与学士张佩纶、通政使黄体芳、侍郎宝廷好论时政，被称为“清流四谏”。后仕途浮沉，曾会办南洋事务、主持高等学堂、总办福建铁路等。宣统元年（1909）奉召入京，任总理礼学馆事宜，补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任宣统（溥仪）太傅。溥仪复辟时，宝琛力阻面谏，但遭拒。陈宝琛书法功力精深，擅长楷、行，其笔法雅逸稳健，气格清高古秀，取法于初唐及赵孟頫、董其昌。因学问广博、为官清正，其书法在上海颇得时誉。他亦是一位古印收藏家，著有《澂秋馆印存》《沧趣楼诗文集》《奏稿》等。

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号乙庵、巽斋，晚号寢叟。别署乙公，东轩居士，斋名“海日楼”，浙江嘉兴人。以“硕学通儒”名闻遐迩，有“中国大儒”之称。光绪六年（1880）进士，历任刑部主事、员外郎、郎中、江西广信、南昌知府、总理衙门章京、安徽提学使、署布政使。曾与康有为等开强学会于京师，参与维新。亦受湖广总督张之洞聘主讲两湖书院。1901年任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监督（校长），改革旧制，主张新学。晚年寓居上海，工于作诗，被尊为“同光体之魁杰”。精于书法，师承有绪，早年攻帖学，得包世臣法，后由帖入碑，融南北书为一炉。笔法遒劲生辣而爽捷刚健，结构险峻奇逸而灵动多变，气息高古浑朴而意趣奇逸，系清末民初书坛上风格卓然的大家，书名远播，学者众多，如于右任、马一浮、谢无量、吕凤子、王秋湄、罗复堪、王蘧常等一代大师均受其熏染。当时评其书为：“书法家的字求法；画家的字求趣；学者的字书卷味；碑学家的字有金石气；帖学家的字滋润丰腴肌理；唯寢叟翁全有，故能兼美。”章士钊评沈书为“奇峭博丽”。沙孟海则从笔法上称之为：“专用方笔，翻覆盘旋，如游龙舞凤，奇趣横生。”(www.xing528.com)

陈三立（1853—1937），字伯严，号散原，室名散原精舍，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光绪十二年（1886）赴京会试，中进士，官吏部主事。光绪二十一年（1895），其父陈宝箴任湖南巡抚，在湘实行新政，陈三立助父改革，使湖南成为全国维新运动的中心之一，罗致了谭嗣同、梁启超、黄遵宪在内的变法志士。1898年维新失败，谭等“戊戌六君子”被杀，陈宝箴因保荐刘光北等而被革职，陈三立也被加上“招引奸邪”而“永不叙用”。光绪二十六年（1900），陈宝箴在南昌西山家中被慈禧秘密赐死，陈三立从此以诗文书法为伴。辛亥革命后，寓居于上海、杭州等地，与吴昌硕等人交契。陈三立是“同光体”诗派的代表人物，抒怀言志、写景叙情、意境丰逸、文采斐然、风骨自见。其书法学帖法碑，取帖之秀逸婉约、雅致淳和，取碑之质朴高古、遒劲酣畅，因而温润处见骨力，厚重处见流丽，典型地代表了“海派书画”汲古纳新的变通精神，为艺苑所重。1936年，英国伦敦举行国际笔会，邀请中国代表两位参加，一是代表新文学的胡适，一是代表旧文学的陈三立，但此时陈已84岁，未能成行。著有《散原精舍诗集》《散原精舍文集》。子陈衡恪、陈寅恪皆艺苑文坛大家。

朱祖谋（1857—1931），原名孝臧，字霍生，又名古微，号沤尹，又号彊邨。浙江归安（今吴兴）人。光绪九年（1883）进士，授编修，官至礼部右侍郎。朱系一代词学大师，汇遍校刻《彊村丛书》，选辑《宋词三百首》，推动了词学在清代的复兴与研究，卓有文化建树。曾因朝廷之争面折慈禧，险遭毒手。后因病假寓上海，专攻词文书画。陈三立在为其所撰的墓志铭中亦云：“晚处海滨，身世所遭与屈子泽畔行吟为类，故其词独幽忧怨悱，沉抑绵邈，莫可端倪。”其书法初效颜鲁公，点画凝重丰腴，运笔稳健秀丽。后师法褚遂良，得其畅达流美之气韵和灵动矫健之笔法，转而变通自创，书风为之一新。运笔温淳典雅而静穆浑厚，气息和顺雍容而娴逸悠然，富有大家气和书卷气。书论家马宗霍曾评其书为：“彊邨老人以中锋作侧势，落墨重迟而标格苍劲。”其用笔善提按运腕，因而点画线条生动婉约而情趣别出，形成横粗竖细、转折含蓄之特征。其字体结构造型则欹侧相映、高低相依、颇有动态之美。其书法以其鲜明的风格，对后世影响极大。偶作人物花卉，亦清丽华润，诗意浓郁，著有《彊邨词》《彊邨语丛》等。

张謇（1853—1926），字季直，江苏通州（今南通）人，光绪状元。但他却并未去走经世济民的仕途，而是投向商务，开办工厂、经营贸易。1895年甲午战争后，他认为救亡图存就必须要建设工业、开办学堂、兴起商务。于是他代湖广总督张之洞撰写了“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受张之洞的委派，在南通创办了大生纱厂，自任总理综揽全局，同时还创办了垦牧公司、渔业公司、大达轮船公司、淮海实业银行等。他提出工业为父、教育为母的兴国之道，创办了国内第一所师范：通州师范。在南京创办了河海工业专科学校，对吴淞中国公学、复旦大学的创办，多有资助。并兴办了养老院、博物馆、图书馆等，成为一个有杰出贡献的大实业家，中国民族工业的先驱。他喜好文学艺术，擅长音乐，工于书法，运笔娴静典雅，线条丰丽淳厚，气息酣畅飘逸，颇有豪爽豁达之势。初学颜鲁公，得其筋骨，旁参欧阳欧法，以曾严谨质朴之气，后又取北碑法，笔势雄健开张而增加点画内蕴。凭借其社会声望，其书为艺坛所重。他晚年在上海鬻字，通过开在九江路上的大生沪事务所收件，并时常用于赈灾。

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治，字广夏，又字长素，广东南海（广州）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进士。早年从简凤仪学儒学，后从朱次琦学，朱主张“济人经世”。受到改良思潮和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影响，认为唯有变法，才能使中国富强，最后达到“大同”境界。在上海建立强学会，创《强学报》，宣传变法维新。1894年，在北京发动“公车上书”。会试发榜，康中进士，授工部主事。1898年与梁启超、谭嗣同等发动“戊戌变法”，后慈禧发动政变通缉康，其由京逃沪转港，开始海外流亡。1913年返国寓居上海并任孔教会会长。晚年在上海以讲学鬻字为主，并办天游学院。康博学多才，著作甚丰，系清末民初有全国性影响的大书法家，对碑学多有阐述。其书法从碑出，取法高古，以《石门铭》为宗，得笔法峻迈矫健，字势开张宽博之功，后又参以《金刚经》《云峰石刻》等，笔法更为恣肆逸放，线条更为奇拗壮悍，气势更为雄健郁勃，在海上书坛颇受尊重，从学者甚众。有书法理论著作《广艺舟双楫》传世，把魏碑归纳为十美三宗。他的书学有片面之处，但仍为碑学书论的建立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其著作达139种之多，有《新学伪经考》《孙子改制考》《戊戌奏稿》《大同书》《康南海先生诗集》等。

李瑞清（1867—1920），字仲麟、阿梅，号梅庵、梅花庵主，晚号清道人，江西临川人。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任南京两江师范学堂总办（即校长），曾兼江宁提学使，江宁布政使。清末民初杰出的教育家，以“为国育才”为己任，培养了一大批栋梁之材及书画家，如国画大师张大千、著名书法家胡小石、李仲乾皆出自其门下。在他的披肝沥胆下，两江师范成为当时东南地区规模最大、声誉最高的学府。光绪三十二年（1907），在两江师范创设图画手工科，课目以中西绘画和手工为主，兼授音乐课，大力倡导艺术教育。1908年曾赴日本考察。其书法各体皆能，精于篆隶，他是近代书法史上卓有影响的一代大家，对笔法有着系统的研习，上窥周秦金文小篆，下效汉魏碑学，功底深厚独到，笔墨精湛古雅，从北碑中取金石气融入篆隶之中。线条俊迈洒脱，气韵高雅纵横，榜书亦气象宏阔，力扛九鼎。亦能画山水、花卉、佛像。晚年寓居上海，以鬻字卖画为生，与吴昌硕、杨守敬友善，与曾熙引为知己，有“北李南曾”之称。出版有《清道人拟古画册》《围城记》《清道人遗集》等。

张元济（1867—1959），字攸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1892年参加科举考试，中进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后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章京。1897年创办“西学堂”，后改名为“通艺学堂”。曾参加康有为发起的戊戌变法，后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1898年底到上海，出任南洋公学译书院主事。1902年因有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夏瑞芳的邀请，进入商务。学贯中西、观念新锐的他由此开创了商务全新的格局，创立了编译所、印刷所和发行所，还请了蔡元培等一大批专家、学者加盟，引进西学，介绍新知，1904年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小学教科书后，又编了高小、中学教科书。此外，在他的创意主持下，还出版了我国第一部新式辞书《辞源》，编辑出版了《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妇女杂志》《学生杂志》等10多种影响广泛的杂志。由于张出身于名门望族，自小书香濡染，工于书法，造诣深厚，擅长行、楷，取意于唐楷，旁效何绍基，运笔遒劲丰丽而浑朴华润，点画线条圆劲跌宕而起伏灵动。特别是行书气势酣畅飘逸，运笔提按顿挫，纯任自然，颇有颜鲁公《祭侄稿》神韵，显得大气磅礴而无一般书家的习气，为海上士林所重。著有《涵芬楼烬余书录》等。

曾熙（1861—1930），字季子，又字嗣元，更字子缉，号俟园，晚号农髯。湖南衡阳人。幼年表父，靠母亲为人缝补浆洗度日。得外舅接济才上学，尤为勤奋刻苦，有“囊萤照读”的传说，八岁即能诗善书，号称“神童”。二十岁中秀才，后殿试中进士，官至兵部主事，兼任提学使，弼德院顾问。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时，积极响应，后遭到清廷打击，绝意仕途。主讲石鼓书院及龙池书院。晚年应李瑞清之邀居上海设帐授徒，书画为生，与李瑞清有“南曾北李”之称，并与吴昌硕、李瑞清、黄宾虹合称“海上四妖”。其书法涉足多方，精于四体、功力独特，能取帖效碑，融南北之长，尤多效法于《夏承碑》《华山碑》《张黑女碑》等，运笔古茂质朴而高迈浑穆，气势雄健凝重而遒劲雍容，颇有格调与才气。特别是善用篆隶笔法于楷、行之中，更见笔意高古底蕴丰厚，并将书意融于绘画中，以增强其书卷气，在海上书画界声名显赫，著名国画大师张大千曾投于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