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代海派书画家群体-《海派文化新论》成果

一个艺术流派的兴起与发展，与该流派成员群体的组合、创作的实力及影响的覆盖有着直接的关系。按照过去比较简单的划分，“海派书画”前后期领袖人物有赵之谦、任伯年及吴昌硕，后来则有吴湖帆、赵叔孺、刘海粟、张大千、徐悲鸿等。但经笔者多年的查考与研究，比较符合史实的应是海派书画家的划分或断代，主要可分为三代。第一代以赵之谦、任伯年为领袖与领军，主要成员有：钱慧安、张熊、任熊、任熏、胡公寿等，这个阵容绝对是清末中国画坛的一流画派。

赵之谦（1829—1884），初名益甫，后改字撝叔，号冷君、悲盦、孺卿、梅庵、无闷等，自署二金蝶堂。浙江会稽（今绍兴）人。幼承庭训，学习书画诗文，17岁随沈霞西攻金石之学，丧父后，遂以授馆为生。赴杭城后又到上海从艺，致力于书画篆刻诗文及金石考订，成就卓然。同治四年（1865）会试，赵之谦被取为国史馆誊录，同治十年（1871）才分发江西，任鄱阳、奉新、南城县令。自此疏于笔墨而勤于吏事。修桥筑城，为官清廉，甚得民心。因不满官场腐败而欲辞不能，后中法战起，督促修城，劳顿过甚，促使哮喘病发而逝于南城官舍，时年56岁。赵之谦绘画取法于写意，徐渭的率简狂放，八大的怪诞冷隽、石涛的古朴萧疏、扬州八怪的恣肆奇逸等，都使他仰慕不已。所以，综观他早年的绘画作品，颇有文人画的气息与士流画的格调。从艺术观念上讲，他具有综合变通精神及多方吸纳意识，并善于在师承传统的基础上自辟蹊径，从而在书画篆刻上取得了整体性的突破，开拓创新，有容乃大，而这正是海派艺术的主体精神和思想宗旨。赵之谦绘画创作的手法，主要可归纳为构图上的饱满与厚重、色彩上的鲜亮与艳丽、笔调上的书意化与金石气这三个方面，这是民间意识与平民观念在创作中的兑现。

钱慧安（1833—1911），早年名贵昌，字吉生，清溪樵子。其妻也会绘画，故又号双管楼主。祖籍湖州，出生于上海浦东高桥农家，自幼学画，取法传统而用功甚勤。钱慧安在海派美术的谱系中有“班首”之尊，早在同治元年（1862），蘋花社邀集社员24人集会，由钱慧安和包子梁、王秋言三人合绘雅集图，可见钱较早地就有了整合海派书画家群体力量的意识。他的画风细腻精湛、丰丽雍容，融汇中西，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以其鲜活的民间性独树一帜，真正确立了海派城市画风。成立于宣统元年（1909）的豫园书画善会，他是首任会长，在组织创作展览及慈善赈灾等方面殚精竭虑。为海派书画家群体的组织和提升，作出了开拓性的努力。钱慧安曾赴天津参加杨柳青年画的创作，为杨柳青绘年画稿数十件，融南北画风为一体，成为艺术经典，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反响，影响远及日本及东南亚。他是“老城厢画派”又称“城隍庙画派”的代表性画家，长期居住于城隍庙附近的淘沙场街。擅长人物、仕士，亦作花卉、山水。其人物画取法于仇英，笔致严谨工细，构图和谐饱满，气度福贵静逸，为“海派书画”适应新兴的都市文化环境及市民审美的需求，作出了相当的努力。其花卉秀丽旖旎，设色素雅华滋，笔韵温淳和畅，著有《清溪画谱》，有“钱派”之称，一时从学者甚多，有沈心海、曹华、徐小仓、曹钟秀、石钟与、谢闲鸥等，形成了一个精英群体。

张熊（1803—1886），又名张熊祥，字寿甫，亦作寿父，号子祥，晚号祥翁，别号鸳湖外史，鸳湖老人，别署清河伯子，髯参军，室名银藤花馆。浙江秀水（今嘉兴）人。因在早期海派书画家中年最长，被誉为寓公之首。擅长花卉翎毛及人物、山水，亦工书法及篆刻。与任熊、朱熊合称“沪上三熊”。以画大幅牡丹名世，笔致生动鲜活、色彩瑰丽多姿，构图纵逸古媚。张熊为人豪爽淳厚，大气仗义，早年曾在湖州开过古董店，收藏颇丰，精于鉴赏，并于大书家何绍其友善，时常研讨艺事。他对年青书画家颇多关照，扶持新人。曾与吴昌硕在上海南市同住过一间小屋，虽然他比吴要大31岁，但结成忘年交，诗文唱和，书画联谊。吴昌硕在《十二友诗》中深情地写道：“祥翁海上复见面，八十余岁颜若酡。丹青著年转奇特，彝鼎间日供摩挲。”著有《张子祥课徒画稿》。其妻钟惠珠，亦善花卉，尤精于画梅。应该说张熊是上海开埠后的第一批书画家，由于他有着相当深厚的艺术造诣和书画功力，且交友广泛，有着一定的经营能力，从而成为“海派书画”的开拓者之一，并为“海派书画”奠定了扎实的根基和选择了高迈的起点。在道光、同治年间的上海影响极大。从其学画者甚众，授徒自有一套由浅入深的方法，其课徒画稿200余页，民国时期由中华书局印行。清同治中，宫廷征画士，潘祖荫举荐张熊，他推辞不赴，以鬻画终其身。

任熊（1823—1857），字渭长，号湘浦，浙江萧山（今属杭州）人。他是清末一位才华横溢、博学敏思的艺术家。自幼受家庭影响，喜好绘画。后家道中落，父亲早逝，凭借肖像画艺赴杭州谋生，幸得同乡陆次山相助，并在杭住陆家。陆乃杭城名士，与书画家交往甚多，使任熊亦相识不少文人。后与姚燮交友，得观姚府藏画，精心研习。姚于咸丰时侨寓沪上，任熊亦时居上海，对开埠后的洋画亦很关注，并吸纳其构图用色之技。正是任熊的勤奋探求、多方交友，广采博取，使他在而立之年就画名大振，于人物、山水、花鸟、走兽等均有不凡造诣。其画远承唐宋，近效元明，特别是人物画深得陈老莲之法，笔触奇谲，用色厚重，效果强烈。山水画妙肖自然，能将青绿山水法与西洋风景用色法相交融，令人耳目一新。其花鸟画则敢用大红大绿，造型丰满，形态生动，富有装饰情趣。任熊的创作，已带有鲜明的市民意识与商品理念，雅俗共赏而自创新法，使“海派书画”在新旧交替的转型期博得了市场的认可与市民的欢迎。任熊富有文学才华，工于诗词，擅长音乐，能谱曲奏乐。曾有《列仙酒牌》《于越先贤传》《剑侠传》《高士传》等画谱刊行于世。(www.xing528.com)

任薰（1835—1893），字舜琴，又字阜长，浙江萧山人。其父任椿，兄任熊都是画家，艺得家传。工于人物、山水、花鸟，造诣精深、严谨细腻。在海派书画家中，他能适应市场化需求而构图丰逸，色彩富丽，讲究题材的吉祥典雅及视觉效果的饱满和谐。人物画朴茂静穆，深得陈老莲线条造型之神采，奇躯伟貌而又神采焕发。仕女画娴静雅致、诗意弥漫。山水画气象高古，精工密丽，笔随意转，设色鲜活。特别在构图上独具匠心，能在平淡中出奇趣，宁静中出生动，开拓妙趣盎然的意境，给人一种空灵明快之感。工于着色，浓淡相宜，清新自然。与浙江宁绍道台、书法家、鉴赏收藏家顾文彬之子顾承相友善，得观顾氏藏品甚多，颇有得益，画艺大进，亦曾为顾氏设计江南名园怡园，以漏窗沟通东西景色，使园景显得幽深玲珑。惜54岁时双目失明。任薰不仅画艺精湛，亦为人友善，特别是作为任伯年的族叔，对任伯年帮助甚大。同治七年（1868），他在宁波带任伯年去苏州，在那里结识了不少吴门书画家，如向沙馥学草虫画法、与胡公寿交契合作绘画等。任薰的画风直接影响了任颐、任预等的绘画创作，为清末上海画派中重要的画家之一。

胡公寿（1823—1886），名远，号小樵、瘦鹤，横云山民，华亭（今上海松江）人。能书善画，亦是诗人。其书法从唐颜鲁公、李北海出，遒劲浑朴、气势雄健。工于山水及花卉，尤擅画梅，造型生动高逸，喜用湿笔，酣畅沉郁而色彩古艳，萃古今诸家之妙，成一大家，为时所重。他是海派书画家中社会活动能力极强而富有经营意识的中坚人物，为钱商工会所礼聘，因而向商界士绅力推“海派书画”中的名家，如任伯年、虚谷、钱慧安、吴昌硕等人。在上海艺界、商界甚有名望，特别是对任伯年给予了极大的帮助。任初来上海时，处境困难，是胡慧眼识珠，介绍任至古香室笺扇庄任坐堂画师，从此打开局面。他对吴昌硕的书法、篆刻也大力加以推荐。吴初到上海时，胡即以《苍石图》赠之，并题曰：“瞻彼苍石，风骨嵚崎。纵笔减笔，大痴云林。颓然其形，介然其骨。”对吴的艺品人格给予了好评。历史地看，“海派书画”之所以能在清末形成气候，并产生相当的社会影响，这与胡公寿的市场推介与商品运作是分不开的。凡是当时来自外地而寄寓沪上的书画家，能得到他的支持，就很快能在沪上立足。他与虚谷亦是至交，《海上墨林》亦记载了他们间的友情：“方外虚谷时相过从。一日谈笑间，索虚谷写照毕，自题诗于上，末章有‘今将拱手谢时辈，万里云山寻旧师’之句，不数月而卒，去留之际，似有先觉。”胡公寿的书画在日本艺界亦极有声誉，早期寓居于海上的日本画家也直接拜其为师。

任伯年（1840—1895），初名润、字次远、号小楼。后名颐、字伯年。别号山阴道上行者、寿道士等，浙江山阴（绍兴）人。出生于民间画工之家，父鹤声、字淞云，工肖像写真画。任伯年幼时，即受到父亲的绘画训练和技法传授，打下了相当扎实的写实基础。后从其族叔任熊、任薰学画。父死于战乱后，于1864年随任薰赴宁波从艺卖画，人物画技艺日进。1868年仲冬，29岁的任伯年从苏州赴上海，虽有画艺，但颇落魄。后得海上名画家、钱业公会礼聘、仁寿堂雅集主人胡公寿的帮助，入古香室笺扇店，不久就画名大噪。原本流落沪上的民间画手，凭借自身的努力与实力，在师友们的扶持下，很快就跻身于“海派书画”的主流群体。正是任伯年的介入和崛起，对“海派书画”具有开创性意义和建树性作用。由于开埠后的上海，成为东西方文化的相融之地，当时的徐家汇土山湾教堂就办了图画传习所，任伯年就在那里专门学习素描、水彩画技法，还画过裸体模特儿的写生。任伯年曾收藏了大量的日本浮世绘画片以作创作参考，如他的《双仙献寿》《苏武牧羊》等折射出浮世绘构图与色彩的影响。任伯年以其睿智敏锐与大胆开拓，取法东西、融汇中外，形成了崭新的海派画风与独特的都市图式，使“海派书画”达到了一个时代高度，使中国绘画在清末这个历史结点发生颠覆性的变革，为之产生了崭新的近代绘画格局。任伯年无疑是当时的领军人物，他是早期海派画家中最有条件与资质走向世界的大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