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艺术流派的认知和界定，需要作社会形态、历史背景及从艺方式等的综合考察。从文艺社会学意义上来看：艺术流派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只有在掌握并体现其包含的人的社会活动及审美创作的系统中，才能实现价值的确立。特别是作为一个艺术流派的形成，并不是个别人主观随意性选择所定，而是一种群体性的艺术取向、审美抉择和社会性的认知追求。这既有地域性影响的重要因素，亦有艺术风格传承的重要依据。地域性体现了一种历史背景、人文形态、社会条件及经济成因。
作为“海派书画”地域性重要因素的另一表现是集社性的保障和市场化的运作。如1875年成立的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不仅是画家们切磋笔墨、探讨世事、品评鉴赏之地，也是他们书画金石作品的经销代理处。热心公益、帮助后进的吴昌硕曾任会长。后如成立于宣统元年（1909），由钱慧安担任会长的豫园书画善会，就对初来上海的画家给予经济上的资助及创作上的扶植，凡陈列于会中的书画均有人作推介销售，钱款一半归作者，一半归会中，用于慈善救助事宜。另外，海派书画家们与书画庄所建立的润笔“标签”，实际上是建立了一种新型的艺术与商品的营销关系，直接把书画家推向了广阔的市场，犹如签约画家。从而培育了海派书画家们成熟的经济观念及营销意识。正是“海派书画”所拥有的这种地域生存空间及从艺环境，才能使那么多的外来画家在上海不仅“漂”起来，而且“漂”出了精彩与成功，任伯年就是一个成功的典范。(www.xing528.com)
“海派书画”之所以能从清末民初及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称雄艺坛、闻名遐迩，其关键就是凭借着上海的兼容并蓄、传承创新、经济发达。就以前海派领袖赵之谦、任伯年和后海派领袖吴昌硕及吴湖帆等来讲，尽管他们各自师承不同，但笔墨表现的精湛精深、构图章法的饱满严谨、意境内蕴的诗化韵致、题材选择的亲和入世、色彩敷染的雅逸秀丽、气势格调的雍容大度都是相当一致的，从而构成了“海派书画”总体的艺术风格和笔墨系统。即上至“海派书画”领袖，下至流派成员，都可以有不同的创作方式和笔墨语汇，但在这个总体艺术风格上却是相呼应、相遵守的。这也就是海派书画“和而不同”“兼而有之”“变亦通达”的大气派、大格局。颇有艺术思想、理论功力和审美觉悟的潘天寿先生早在1926年出版的《中国绘画史》中，就从艺术创作与风格建树上对“海派书画”给予了热情的推崇和准确的评价：“会稽赵撝叔之谦，以金石书画之趣，作花卉，宏肆古丽，开前海派之先河，已属特起，一时学者宗之。……光宣间，安吉吴缶庐昌硕，四十以后学画，初师（撝）叔、伯年，参以青藤、八大，以金石篆籀之学出之，雄肆朴茂，不守绳墨，为后海派领袖。使清末花卉画，得一新走焉。”(1)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