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文化新论：书画崛起的社会成因与经济基础

在中国近代艺术史上，“海派书画”的崛起和发展，是和现代社会的工业文明及市场经济相对应的艺术现象，“海派书画”所具有的勃发的审美创造力和强大的艺术包容性，表现了一种开放的美学意识和先进的艺术理念。然而，以往对于“海派书画”的研究大都局限在艺术家创作范畴和艺术家个案分析，而作为海派书画家赖以生存的经济形态却被长期忽略不计了。这实际上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不能遗忘的艺术家生存结构，从而也就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海派书画”研究的深入阐释和客观评述。如果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那么艺术也离不开经济的支撑。

从社会学意义上来看，人的经济形态对人的精神形态、价值形态、生存形态具有极为重要的因素，如果没有经济上的相对独立和基本保障，艺术家的精神生产和从艺形式就缺少了必要的、基本的社会物质条件。首先是生活的人，然后才是艺术的人。作为一种社会机制，艺术家的经济形态和从艺方式有着直接而本体的关系。因此，独立的人格往往需要独立的经济支撑，精神的自由常常是以经济选择的自由为保障。

“海派书画”发轫自上海开埠，崛起于清末民初，而这个时期的上海已呈现了开放的势态，工业的发展、商业的繁荣、金融的发达、贸易的兴盛等，正是在这个社会经济的平台上，从而为来自各地（主要是江浙）的书画家们展示了一片充满希望与活力的新天地。这批书画家群体的形成，标志着上海真正意义上拥有了职业书画家，这在中国美术史上具有时代性转折的重要意义。(www.xing528.com)

正是市场商品经济形态的结构，新兴市民的审美情趣，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海派书画家的创作走向、价值取向、审美方向及流派形成，这既是一种市场经济的需求，也是一种商品意识的洗礼。当时的海派职业书画家们“润笔皆有仿帖”（葛元煦《沪游杂记》），上海书画苑名家林立，笔墨争奇，丹青竞艳，具有艺术人才的领先优势和艺术创作的雄厚实力。如第一代海派书画家的润格以任伯年为最高，每尺2元，而低的仅有几角，如蒲华仅2角。当时1银元（1901年）约折合人民币70元。1912年，第二代海派书画家的润格开始大幅上升，如吴昌硕留下了一本1914年全年销售书画的账本《笔墨生涯》，全年总收入为5 583元大洋，平均每月收入是465.25元大洋，折合成现人民币20936.25（1银元约值现人民币45元）。当时《申报》总主笔陈景韩月薪是300大洋，一般编辑记者是60大洋。第三代海派书画家的领军人物是吴湖帆，1931年的润格是立幅三尺80元，四尺120元，五尺250元（大洋），平均每尺30元起算。当时商务印书馆给鲁迅的稿费是每千字3—5元，郭沫若是4元，胡适5—6元，章士钊6元，最高的是梁启超20元。据陈明远在《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中说：“这样的稿酬标准从五四时期到三十年代没有很大变化。”又如当时北京大学一级教授胡适、辜鸿铭、蒋梦麟、马叙伦、马寅初等的月薪为300元。而据当时尚年轻的画月名家陶冷月在1926年所记润格收入，平均每月为500元，由此可见当时海派书画家的收入要远超作家、教授。唯其如此，正是上海经济的繁荣，孕育并促成了一个海派书画家群体的诞生，而“海派书画”创作的兴盛，又提升了一个城市的整体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