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论,海派书画的概念与历史确认

“海派书画”作为一个地域性与风格性相结合的概念，其主体属性体现了一种创作方式、笔墨形态、群体追求、审美精神及风格范畴。然而在日常使用中，人们常将“海派书画”与“海上画派”混为一谈，这实际上是对历史的误认和概念的误读。因此，很有必要先对“海派书画”这个概念进行历史的梳理和流派的确认。

上海正式开埠于1843年11月17日，随后即设立租界，这标志着这座东海之滨的城市，从封闭型的吴越小农型城市到开放型的沿海近代城市的转制。特别是到了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上海已一跃成为中国乃至东南亚最大的城市，从而吸引了各地书画家（主要是江浙皖）来到这片充满活力和希望的新天地。形成了以赵之谦、张熊、任熊、任熏、胡公寿、任伯年、吴昌硕、虚谷、蒲华等为代表的海派书画家群体。这批书画家作为一个群体的形成及影响，标志着上海真正意义上拥有了这座城市所需要的职业书画家，并以一个重大流派的形态“亮相”于世，这就是“海派书画”这个概念是在上海开埠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文明的提升、东西方文化的兼容及市场需求的增长等因素促成下孕育、发展而成，是具有历史时段（开埠后）的界定、社会背景（东西兼容）的依托、城市模式（市场经济）的供养。

“海上画派”这个概念是以上海本土画家为主，以地域为界限，在历史阶段、时间跨度及流派覆盖上，都与“海派书画”有着诸多不同的区别。“海上画派”从历史过程上讲是包括了历朝历代在上海生活、创作的画家，其中典型的代表为明代松江“华亭画派”的董其昌、陈继儒等人，明代嘉定“嘉定画派”的程嘉燧、唐时升等人，他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海上画派”。而且从创作方式来看，无论是“华亭画派”，还是“嘉定画派”，他们都是恪守传统而严守师门。唯其如此，从流派性质来看：“海派书画”是近代型的，“海上画派”是传统型的。从流派组成来看：“海派书画”是移民性的，“海上画派”是本土性的。从流派形态来看：“海派书画”是开放型的，“海上画派”是封闭型的。从流派背景来看：“海派书画”是市场型的，“海上画派”是书斋型的。(www.xing528.com)

再从中国艺术发展史上来考察，清末民初的绘画已到了一个令人尴尬的节点，一是作为当时绘画二大系之一并受到宫廷推崇的“四王”画风，呈现了创作程式化、笔墨板结化的式微状态。而另一路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文人画则因表现的概念化、笔墨的草率化而陷入迷惘的境地。而此时“海上画派”中的画家在这个“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大背景中，也已根本无力回天。然而历史从来是为顺时应变及大胆突破者提供机遇及出路。在清末民初的“海上画派”画家中，就有钱慧安、胡公寿等从旧阵营中突围而出，和绍兴来的赵之谦，嘉兴来的张熊，萧山来的任熊、任熏、任伯年，安徽来的虚谷，嘉兴来的蒲华，安吉来的吴昌硕等人笔墨交流、传承变法，从而加盟“海派书画”，并成为中坚。因此，历史地看以赵之谦、任伯年、吴昌硕及其后吴湖帆等为代表的“海派书画”的崛起绝不是一个孤立或偶然的艺术现象。也正是在社会转型、新旧交替、时代变革、都市发展、东西交融等综合因素下，“海派书画”应运而生。从此，在上海这个“近代”意义的城市中，形成并集结了一群砚田鬻画为生的书画家群体，他们已不是传统文化环境中的文人书画、烟云供养，而是在新兴的城市空间中，接受市场严峻的抉择和受众挑剔的取舍，标志着上海从此成为全国书画的群雄逐鹿之地和大师精英荟萃之城。历史的演绎证明：“海派书画”的崛起正宣告了“海上画派”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