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到长三角：海派文化的新论

1917年，中国近代地质学先驱丁文江受浚浦工程局总工程师海德生（Heidenstam）之邀，前往苏浙皖三省调查长江下游地质情况，并于1919年以英文形式发表了题为“Report on the Geology of the Yangtze Valley below Wuhu”（《芜湖以下扬子江流域地质报告》）的文章，第一次系统阐释了长江三角洲的形成与演变机制，而Yangtze Delta一词开始为人所熟知。从此之后，学者们开始关注这块原来叫作江南的沃土。1946年，任美锷在《建设地理新论》一书中提到“长江三角洲是战前我国新工业的主要中心”。⁽³⁹⁾

改革开放后，上海的龙头地位进一步得到强化，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经济圈最终形成。具有区位、人才、科技、资金、信息等资源优势的长三角地区不断推进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不断提速，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活力最强、对外开放水平最高、创新发展进步最快的区域之一，奠定了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中的重要地位，并已成为世界著名的六大都市经济圈之一，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增长速度最快和最富有发展前景的地区之一。和国内的环渤海城市圈、珠三角城市圈相比，长三角城市圈的腹地经济基础、城市群层级的成熟度、内部区域文化的繁荣度等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长三角率先推进发展转型，经济社会发展走在全国前列，具备了在更高起点上推动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条件。在今天共和国的版图中，长三角地区是经济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区域内的浙江、江苏、安徽和上海“三省一市”，以3%的国土面积，不到全国10%的人口，创造了占全国近四分之一的经济总量，在全国发展大局中有着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而长三角经济圈的形成、发展乃至今天的兴起，都是这一区域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必然结果。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长三角”一词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1982年12月10日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批准了国民经济“六五”计划，其中明确提出了“地区协作”以及“编制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区规划”。1982年12月22日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成立上海经济区和山西能源基地规划办公室的通知》，正式设立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明确成立“以上海为中心，包括长江三角洲的苏州、无锡、常州、南通和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等城市”的经济区。当时，上海经济区包括江浙沪两省一市的9个城市，此后绍兴加入；1984年10月，经济区范围调整为沪、苏、浙、皖三省一市；1984年12月江西省加入，1986年8月福建省加入，至此上海经济区地跨上海、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五省一市，相当于大半个华东地区的体量。

1990年，中央做出开发浦东的决定，并将之作为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经济的重要政策抓手。在这一背景下，1992年长江三角洲城市协作部门主任联席会议制度建立，包含首批14个城市；在此基础上，1997年召开了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经过历次扩容，2019年的协调会已涵盖江浙沪皖全境的41个地级以上城市。

2008年，泛长三角的区域分工和合作被提出，除江苏、浙江与上海外，安徽也被纳入泛长三角的讨论范围内。在2010年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中，长江三角洲指江苏、浙江、上海两省一市，面积达21.07万平方公里。2014年，在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合肥被确定为与南京、杭州地位等同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副中心”。2016年国家发改委颁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中，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确定为上海市及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一部分，共26个城市。2018年3月，江浙沪皖三省一市各自抽调数名政府工作人员在上海成立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并开始编制《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规划层面的长江三角洲事实上已达到三省一市的范围。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国家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作出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重大决策，为长三角发展注入了新的强大动力。2018年1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演讲指出，“将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后，有关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的讨论更是掀起一波热潮。2019年12月1日，《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发布，明确规划范围包括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全域，面积扩大到35.8万平方公里。并要求到2025年，长三角地区科创产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等领域要基本实现一体化发展。

2020年以来，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和国外形势，中央作出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要部署。立足新形势、新目标、新战略，长三角地区有责任、有义务、也有能力打好“先手牌”，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为全国率先走出一条实现双循环的新路径。站在这一新的历史阶段，长三角地区应该以更宽的历史视野，拥抱机遇、把握机遇，在我国新发展格局构建过程中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2020年8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合肥主持召开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时强调指出，面对严峻复杂的形势，长三角要发挥人才富集、科技水平高、制造业发达、产业链供应链相对完备和市场潜力大等优势，积极探索形成新发展格局的路径，率先形成新发展格局。并强调，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抓好重点工作，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明确了新的方向和工作重点。可以预见，未来，长三角地区将进一步提升一体化的层次、内涵和质量，主动打破行政区域界限，提高政策协同效应，让资源要素在更大范围自由流动。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共赢，做强“长板”、补齐“短板”、找准“跳板”，进一步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凝聚起更强大的发展动力与合力。

从江南到长三角，虽然时代不同，概念和地域有了一定变化，但不变的是，这始终是一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一片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的土地，更是一片承载了无数梦想和希望、被赋予国家使命的土地。纵观长三角经济圈的形成、发展乃至今天的繁荣，都是历经千年，江南文化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放眼未来，地缘相近、人缘相亲的江南文化，又也必将为长三角的全面融合提供了文化积淀与归属认同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长三角的发展过程也充分地表明了，中国不只是从书本上，从对外国的摹仿中找寻道路，而是根据自己的实践和经验积累，通过改革和开放，不断摸索和总结出了有自己特色的发展模式。所以长三角的发展，其实应该是中国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和最好写照，我们今天研究江南文化，海派文化，回顾从江南到长三角的发展历史，正是讲好“中国故事”，提炼中国文化精神的必由之路。

同时，也必须承认，长三角区域的发展还存在一些阻碍发展的制约性因素，这些制约因素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支撑它的文化背景，文化上的这种局限性直接影响了长三角进一步的腾飞。习近平总书记早就指出，要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对于长三角地区而言，要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就必须进行深刻的历史转型，努力克服自身的历史局限，总结历史上的宝贵经验，实现文化创新，为新一轮的腾飞提供新的动力支持。这也应是今天研究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而要做到对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很重要的一点便是必须植根于国情和实际，从现实的文化沃土之中汲取资源，寻找启迪；同时，又要用开放包容的胸怀从其他文化中汲取养分，融汇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我们今天提炼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的精神，实质就是从长三角的历史文化传统与时代发展要求的结合中发掘与寻求新的精神力量，不仅要发扬光大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的传统，更重要的是以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独特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加速长三角经济一体化进程，为长三角新一轮的腾飞提供新的动力支持。

(1) 熊月之：《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的特点及其与红色文化的关联》，苏智良主编《“上海党的诞生地”系列：人物·思想与中共建党》，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年。

(2) 周振鹤：《释江南》，《中华文史论丛》第49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3) 靳辅：《生财裕饷第一疏》，贺长龄等编《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六《户政》，《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731册，文海出版社，1975年。

(4) 宋新潮：《殷商文化区域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90页。

(5) 邹逸麟：《长江三角洲地区人地关系的历史过程及今后发展》，《学术月刊》2003年第6期。

(6) 刘昫：《旧唐书》卷一四一《田承嗣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838页。

(7) 《唐宪宗元和14年7月上尊号赦书》，载李昉等《文苑英华》卷四二二，中华书局，1966年，第2139页。

(8) 韩愈：《韩昌黎集》卷十九《送陆歙州诗序》，载《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31页。

(9)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五《田赋考五·历代田赋之制》，中华书局，1986年，第63页。

(10) 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一〇《上吕相公并呈中丞咨目》，载《范仲淹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66页。

(11) 崔溥：《漂海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94页。

(12) 刘知几：《史通·内篇·言语第二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40页。

(13) 杨方达：《武进臧先生家传》，载臧琳《经义杂记》卷末，续修四库全书经部17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14) 《龙溪盛氏宗谱》卷一《家训》，1943年木活字本。

(15)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9页。(www.xing528.com)

(16) 陈确：《文集》卷五《学者以治生为本论》，载《陈确集》，中华书局，1979年，第158页。

(17) 王维德：《林屋民风》卷七《教子》，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6年。

(18) 陆楫：《蒹葭堂稿》卷六，载《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5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19) 王士性：《广游志》，载《王士性地理书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27页。

(20) 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五《农桑广类·木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969页。

(21) 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卷二，东方出版社，2013年，第214、322页。

(22) 陈伸：《太仓事迹自序》，载宣统《太仓州志》卷末《旧序》，宣统元年刻本。

(23) 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第17页。

(24) 陆楫：《蒹葭堂稿》卷六，载《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5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25) 金端表：《刘河镇纪略》卷三，载《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9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

(26) 张忠民：《清前期上海港发展演变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

(27) 李星沅：《李星沅日记》，载《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07页。

(28) Robert Fortune：Three Years Wanderings in the Northern Provinces of China，转引自姚贤稿《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516页。

(29) 黄苇：《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研究（1843—1863）》，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45页。

(30) 丁日昌：《抚吴公牍》卷五《饬议排除瓦砾章程》，广州古籍书店影印本，1988年。

(31) 郁达夫：《苏州烟雨记》，载《郁达夫文集》第3卷，花城出版社，1982年，第67页。

(32) 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14页。按：1930年前，上海本籍人口系含在江苏籍人口中统计。

(33) 包伟民：《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14页。

(34) 徐光启：《简平仪说序》，载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中华书局，1962年，第73页

(35) 徐光启：《历书总目表》，载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中华书局，1962年，第374页。

(36) 竺可桢：《徐光启纪念论文集》序言，载《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435页。

(37) Banister：A History of the External Trade of China，班思德《最近百年中国对外贸易史》，1931年中英合璧本。

(38) 白吉尔：《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第2页。

(39) 任美锷：《建设地理新论》，《民国丛书》本，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第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