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文化新论：江南文化蜕变

在人类历史上，港口的发展和繁荣，往往是沿江沿河及沿海城市的催化剂，而城市的繁荣拓展又对腹地经济的发展形成强力的推动效应；腹地市场经济的推进，又对作为商品集散地的港口城市的发展至关重要。唐宋以来，江南作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必须有一个相当规模及辐射能力的重要港口，并以此集聚本地市场，维系与海内外的经济贸易、对外交流来往。只不过这个港口从青龙镇到刘家港再到上海港，始终表现为一种游移、变迁的过程。同时，江南港口的腹地以及辐射范围，也经历着一个自长江三角洲向长江流域以及整个中国沿海逐步扩张的过程。这表明，当一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一定会在最合适的地方，形成和发展起自己的聚落或口岸，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在上海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对外贸易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天宝五年（746），唐朝在今天青浦东北吴淞江南岸设置了直属华亭县的青龙镇，这成了上海地区古代城市化进程的起点。发达的国内及国际贸易与人员往来，使青龙镇成为“人烟浩穰，海舶辐揍”的枢纽，极大地提升了上海地区的发展水平。不过唐以后，太湖平原东部海岸线加速向外伸展，吴淞江河线也不断延长，河床比降越来越平，流速越来越小，冲淤能力也越来越弱，再加上宋以后，由于人口增长，人地关系日趋紧张，生态环境开始受到破坏，吴淞江开始逐渐淤塞。随着吴淞江的淤塞，青龙镇逐渐衰落，即使崇宁、宣和中对这一段河道进行疏浚也无法恢复旧观。此后，华亭县的外港便从青龙镇转到上海镇，上海由宋末设置市舶分司，直至元代至元二十九年（1292）立县都是这一发展的结果。

今天上海港的口岸地位在宋元明时期已现雏形。关于上海成为聚落的记载始于北宋，至迟在北宋熙宁十年（1077），上海浦西岸已设有酒务，但还未成镇。南宋景定、咸淳年间（1260—1274），设立了专理航海贸易的市舶司，上海镇的名称也开始见之于文献。宋后期青龙镇日见衰落之时，现今上海地区范围内，能令海船进出的港湾有黄姚镇、江湾镇和上海镇三地。其中位于吴淞江支流上海浦近傍的上海镇，由于离吴淞江近在咫尺，所依傍的上海浦、黄浦及宋家浜等河道又皆与吴淞江相通，既便海船进出，又利海船停泊交易，因此逐渐得到了发展。

元至元十四年（1277），元政府在江南设立四处市舶司，上海与庆元（宁波）、澉浦、泉州各居其一。至元二十九年（1292）上海正式建县，青龙镇属上海县。县城所在的上海镇已是“有市舶、有榷场、有酒库，有军隘、官署、儒塾、佛仙宫观、甿廛贾肆，鳞次而栉比，实华亭东北一巨镇”。但从当时整个江南地区而言，上海的口岸地位还在毗邻的北翼浏河镇之下，而且上海南侧钱塘江北岸的澉浦，来往海船也东达泉潮，西通交广，南对会稽，北接江阴。上海位于浏河、澉浦南北之中，海船溯驶上海县城必经的吴淞江下游又淤浅之势不减，这些都抑制了上海港的进一步发展。

随着吴淞江的日渐淤塞，太湖和淀泖之水纡回宛转，分道宣泄，一路经浏河由刘家港北出长江，一路由新泾、蒲汇塘，经黄浦出海。明初，由于吴淞江下游淤塞严重，户部尚书夏原吉提出了日后影响深远的“掣淞入浏”和“黄浦夺淞”计划。随着“掣淞入浏”的推进，刘家港地位日益提高，更因成为郑和下西洋的出发港而名噪一时，太仓也顺利立卫建州。与此同时，又另辟入海新道范家浜，引黄浦淀泖之水径达于海，其后由于潮流冲刷和继续疏浚，黄浦江日益壮大，嘉靖元年定型的吴淞江新道，则反成为其支流，在今外白渡桥注入黄浦江，奠定了今日黄浦江水系的格局。入清以来，随着浏河日益缩狭淤浅，黄浦江则继续扩展，最终演变成为太湖下游通畅的泄水道。位于黄浦江下游的上海港由此趁势崛起。

上海县城内河航运已经较为兴盛，城南廓临浦傍浜的大小南门外薛家浜、陆家浜、肇家浜一带，已逐渐成为当时最主要的内河航运驳岸码头。明中叶时，上海人陆楫有一段话说得很形象，“自吾海邑言之：吾邑僻处海滨，四方之舟车不一经其地，谚号为小苏州。游贾之仰给于邑中者无虑数十万人。特以俗尚甚奢，其民颇易为生尔”。⁽²⁴⁾但是，当时上海北有“天下第一码头”之称的刘家港，南有乍浦、宁波，其中宁波为朝贡贸易所在，港外双屿岛又是民间走私贸易的聚集之所，所以上海港作为江南口岸的地位并未显见。

上海港地位的真正确立是在清前期，期间有三大因素起了十分关键的推动作用。一是江海关的设立，确立了上海在江南口岸的统率地位。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政府开通海禁，翌年又在江南等地设立江、浙、闽、粤四海关。上海县城成为统辖长江入海口南北600余里海岸线、大小24处分海口的江海大关所在。清政府在规定江南沙船收舶浏河镇的同时，规定江海大关所在的上海港专门收泊闽粤商船，由此促成了上海县城大小东门外，即宋元时代顺济庙、市舶司署一带的重新繁盛。二是浏河阻塞，使昔日收舶刘家港的江南沙船、青口豆船等悉数收舶上海。清前期，清政府对江南口岸实行上海县城大关与浏河镇，南洋鸟船、北洋沙船分口收舶政策，明文规定北洋沙船只准收泊太仓浏河镇，南洋海船收泊上海口岸。延至乾隆末，特别是嘉庆、道光年间，浏河镇因浏河河道淤塞以及河口拦门沙隆起，作为港口不得不最终宣告废弃，所有往日明令收泊浏河之北航沙船渐渐不遵旧例，越收上海大关，后来几乎全部改为停泊上海。嘉庆十三年（1808），苏松太兵备道公开谕示，沙船“或收浏河，或收上海，均听商民自便”“自此以后，浏河一口竟无一船之至矣”。⁽²⁵⁾上海口岸由此而再获鼎盛发展之契机。三是道光年间运河淤塞，江南漕粮不得不由河运改为海运，由此进一步促进了上海港的空前繁盛。运河不畅使大量昔日以苏州为基地，历来走运河水路的内河贸易也多改为经上海口岸而走海路。数量众多、船籍分属于长江三角洲各个县份的江南沙船终于齐集上海口岸，从而更进一步促进了上海海运贸易的繁盛和上海口岸的发展。到鸦片战争前，随着南北洋沿海贸易的兴盛，上海口岸常年停泊的北洋沙船已达3500艘，南洋海船近千艘，航运总吨位大致上可达42万吨以上。上海已经成为当时中国南北洋之间，沿海和腹地之间交换各种商货的重要商港。⁽²⁶⁾正如道光年间时任江苏布政使的李星沅所说，“上海号称小广东，洋货聚集……稍西为乍浦，亦洋船码头，不如上海繁富。浏河亦相距不远，向通海口，今则淤塞过半”，唯有上海“适介南北之中，最为冲要，故贸易兴旺，非他处所能埒”。⁽²⁷⁾上海由此而最终取得江南地区一枝独秀的口岸地位。正是这个原因，当外国人初到中国之后，立刻敏锐地发现了这个地方的独特地理优势。在1830年代一位英国人来到上海，便如此记述道：“我所熟悉的城市，没有其他城市具备上海那样的优点；上海已成为通往中华帝国的大门，实际上就是主要的入口港。溯（黄浦）江而上，驶向上海县城时，但见帆樯林立，即可就显示出它是一个巨大的国内贸易中心。”⁽²⁸⁾所以到了近代开埠以后，上海借助对外贸易迅速成为全国对外开放的最大通商口岸。

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上海成为五口通商城市之一。1843年11月17日，第一任英国驻沪总领事巴富尔（George Balfour）宣布上海开埠，从此之后，中央王朝限制贸易的政策被打破，上海的区位优势也得以释放。1846年，上海出口货值仅占全国总量的16%，五年后，其所占的比重达到50%。到1863年，上海口岸的进出口总值为100189564两，而广州仅为6046365两，不及上海的十五分之一。⁽²⁹⁾而苏州、杭州这些江南的繁华都会在太平天国战争中遭受了史无前例的破坏。战争结束数年后，苏州“虽渐次盖造，仍未能遽返旧观，每见通衢僻巷，瓦砾累累”。⁽³⁰⁾在这些昔日繁华都会逐渐走向衰落的同时，上海却开始迅速成长。几十年后，郁达夫从上海去苏州旅游，他这样写下两座城市的比较：

若说上海是二十世纪的市场，那么苏州只可以说是十八世纪的古都。上海若说是一个Busy Port（繁忙的港口），而苏州只可以说是一个Sleepy town（睡着的小镇）。⁽³¹⁾

近代上海与江南的关系可以分成三个不同的维度：其一从地域上说，上海是江南的一部分，为局部与整体之关系；其二从空间性质上说，上海是国际大都会，上海以外的广大江南地区，是水乡与市镇，上海与江南的关系，是城市与乡村、大城市与一般城镇的关系；其三从相互关系上说，上海是江南经济、社会、文化中心、政治重镇与交通枢纽。上海与江南的关系，又是中心与腹地的关系。上海的人口中，绝大多数是江南人。据统计，1930年，江苏、浙江两省籍人占公共租界人口的88.4%，占华界人口的85.5%。1950年1月，江苏、浙江与上海本地籍人，占上海总人口的88.9%。⁽³²⁾由此可见，近代上海人中，江南人占了八成以上。而江南的人才、江南的资金也随之集中到了上海。(www.xing528.com)

伴随着上海开埠以及随之引起的江南地区市场和贸易格局的深刻变化，江南地区与世界市场的联系进一步密切，上海逐渐成为江南地区再次高速发展的新龙头，由此也基本奠定了今天长三角地区的经济格局。从前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城镇布局，变成以上海为中心来重新布局，形成了新的城镇格局。上海以对外贸易中心口岸的力量重塑了江南经济版图和文化版图，江南逐渐成为上海广袤而又丰饶的腹地，江南的上海变成了上海的江南。包伟民认为，这一时期，长江下游经济地理的中心已从传统太湖东侧的运河沿线转移到沿海平原一带，中心城市从原先的运河城市苏州转移到近代口岸城市，所以他将江南地区界定为“近代本地区最重要的工业都市上海在经济文化上对周边辐射所及的范围”。⁽³³⁾可以说，上海赋予了江南一个全新的面貌。

其实，早在明清时期，作为江南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的上海文化便显示出了其与众不同的个性，将江南文化中的务实致用、开放包容，博采众长的特色体现得非常鲜明。在晚明之际，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在推行“和平传教”的同时，翻译介绍了大量的西方科学书籍，传入大量的科技知识，在中国的思想界、科技界影响颇大。“西学”的传入，拓展了当时中国人的理论视野和思维空间，而这一传播的中心便是在上海，代表人物就是徐光启。他为熊三拔所著《简平仪说》作序时，断定泰西“诸君子之书成”，可以“裨益世道”⁽³⁴⁾。但徐光启等人对西学也不是盲目崇拜，徐光启本人就提出学习“西学”的方针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³⁵⁾即第一阶段先翻译西方的水利、农业、天文、数学等方面书籍，第二阶段则是在了解和掌握西学的基础上，超过西方的学术水平，从“会通”走向“超胜”，“会通”是手段，“超胜”是目的，即他的科技观是在“会通”论的基础上实现“超胜”论。徐光启等人以开明的心态反对传统封闭保守的心理，他们把学习、博采西方先进文化看作科技振兴的必由之路，这是难能可贵的。

以徐光启为代表的晚明西学东渐潮流对中国科学启蒙的意义非常重大，著名学者李约瑟在评价耶稣会士在华科学活动时，认为在文化交流史上，没有一件足以与17世纪西方传教士来华相比，因为从那以后，世界性的科学与中国科学已不复存在根本性的区别了。这一交流是人类不同的两大文明之间联系的最高典范。在这一过程中，以徐光启为代表的上海士人起到了最为关键的作用。他们相信民族文化的传统力量，立足于传统的巅峰，虚怀若谷，放眼世界，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拿来主义”，吸收一切人类文化的优秀成果。他们以博大开放的文化心态，融会古今，横贯中西，对中国传统科技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理性的反思，取西方科技之长，舍传统科技之短，在科技哲学、农学、数学、天文等方面取得划时代的成就，并指明了中国传统科技朝着近代方向发展的道路。正如竺可桢所言，徐光启可称为恩格斯所谓的这个时代“学问上、智力上和性格上的伟人”。⁽³⁶⁾

到了近代，上海作为中国的文化中心以及各种先进思想的宣传基地，进一步将江南文化中最有价值的开放包容、务实致用的基因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使上海成为各种文化和文明的交汇、交流与交融地，也正是在各种文化的相激相荡、相生相克中，海派文化开始逐渐发展壮大起来。

晚清以降，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和挑战，中国社会表现出不同的应对态度：一种是坚守固有的文化传统，盲目排外；一种是极力推崇西方文化，主张“全盘西化”；一种是自主开放，积极应对，以兼容并包的方式实现中西文化的有效整合。由上海引领的江南社会无疑是秉持第三种应对态度的典范。由于历史的原因，上海和江南对洋人和西洋文化并不抱抵触和抗拒心理，所谓“华洋商人友好无间，非如粤埠华洋人民积有芥蒂，遇事有不能融洽之虞也”。⁽³⁷⁾于是，大批外商前往上海寻求发展。外商云集上海，也把他们的文化习俗和生活方式带进了上海，上海成为最先接触西方文明的城市，并进而影响整个江南都市。

近代上海是西学输入中国的最大窗口。整个近代，从1840年到1949年，西学输入中国，大半通过上海。以晚清为例，戊戌变法以前，中国输入西学的机构主要有墨海书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广学会等9家，其中7家设在上海。全国出版的各种西书近八成由上海出版。从质量上看，无论是自然科学、应用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凡影响很大的、具有开创意义的，几乎都是在上海出版的。戊戌变法以后，到辛亥革命以前，西学主要通过日本转口输入中国，共有95家翻译、出版西书的机构，其中56家设在上海。严复翻译的西方学术名著，林纾翻译的西方小说，都是在上海出版。上海不但是西学书籍出版中心，也是新思想的传播中心。上海是近代中国新闻出版机构集中的地方。1925年上海有出版中文书籍的各种书局、书庄、书社共121家，出版外文书的机构12家，有印刷所112家。报刊的出版，更是林林总总，精彩纷呈。上海拥有一批名牌教会大学，如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拥有国人自办的老资格大学，如南洋公学；拥有一批知名度相当高的中等学校，如徐汇公学、中西书院、中西女中、上海中学。此外，美术、戏剧、电影方面，上海或在全国占据半壁江山，或为主要部分。一部近代电影史，大半本是由上海写成的。至于文化团体之多，影剧演出场所之繁，更是在全国首屈一指。近代上海还是全国文化人才最多最为密集的城市。上海在开埠以后二三十年中，已逐渐形成一个新型知识分子群。在中国教育、新闻、出版、学术、艺术等方面有所造诣的知识分子，基本上都在上海活动过。这批人中产生了许多中国杰出的教育家、出版家、翻译家、名记者、国学大师、文学大师、小说家、诗人、律师、政治家等。在近代中国，种种体现时代精神的文化机构，往往首先在上海出现，然后推向全国。格致书院是中国第一个中外合办的科技学校，《格致汇编》是第一个专门性科学杂志，梅溪书院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小学，中国女学堂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万国公报》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在上海创办，《新青年》在上海创办，新剧在上海发轫，中国电影在上海诞生。

上海对新思想的包容性，更表现于意识形态方面。当内地士大夫还在耻于与洋人交接、视学西学为崇洋忘祖之时，上海人已竞相将子弟送入洋学堂，乃至出现进洋学堂要开后门的事。晚清有9个出使大臣出身于京师同文馆或上海广方言馆，其中8人出自上海。上海知识分子冯桂芬、王韬、郑观应批判守旧、鼓吹革新的议论，被公认为维新思潮的先驱。新文化运动之所以首先在上海兴起，绝不是偶然的。在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层面上，上海也是输入的窗口。从煤气、电灯、自来水、电报、电话、洒水车到汽车、电车，从西装、西菜、咖啡、啤酒到缝纫机、电风扇，从公历、星期作息制度到西式婚礼、妇女参加社交、新式体育事业、图书馆、博物馆，从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制度、警察制度、法庭辩护制度到道路行车规则、垃圾倾倒规定，上海都是输入的重要基地。

正是这种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文化特点，使得上海迅速成为全国对外开放的最大通商口岸，伴随着商业的频繁往来，文化也随之交流融合。包括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在内的西方文明的进入，使上海成为当时中国最洋气的城市；而内地大量移民的迁入，也把中国各个区域文化带进了上海，于是上海成为各种文化和文明的交汇、交流与交融地。海派文化也伴随着近代上海的崛起而兴盛。

历史学家白吉尔曾这样评价上海：“随着研究的深入，我清楚地认识到，不管上海怎么异化，她还是一座中国城市。是中国人填满了前租界的空间，没有他们的认同与合作，任何规划都不可能实现。上海社会接受了西方人带来的形式，把它吸收、消化并转化成中国式的现代特色。这座城市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吸引力是其他殖民地都没有的，亚洲、非洲别的殖民地区完全是另一种模式。”⁽³⁸⁾海派文化的独特性和吸引力来自哪里？正是因为她是将江南文化最有价值的因子提炼、浓缩，并且吸收、融合了西方文化的某些成分而形成的。海派文化，从江南文化的土壤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完成了从承继江南文化、到熔铸江南文化、再到引领江南文化的历程，从而推动了上海文化在整个江南文化格局中中心地位的确立。而另一方面，海派文化对江南文化的继承、集聚、融合、创新，使得无论是海派文化还是江南文化都变得更具近代特性。由此，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也成为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推进器，至今仍是中国最充满魅力和活力的地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