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文化：地理人文塑造的独特气质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江南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悠远的人文历史不仅影响了江南人民的内在气质、思维方式、性格特征，而且铸造了优秀的江南文化。江南文化是世代江南人的灵魂和血脉，是江南地区生息和繁荣的基础，对长三角的发展和演进有着极大的影响。江南文化中的某些因子如宗族的发达和血缘姻亲的紧密关系，也许随着时光流逝和社会变迁，已经不可复制，但还有更多东西可以使人们思考和借鉴。

江南历代名士学者辈出，清代全国四分之一以上的进士诞生在江南，状元半数以上出自江南，榜眼、探花更不在少数，三鼎甲往往为江南人囊括，时至现代，江浙人才在全国仍占优势，其文脉之盛，令人叹为观止。而江南社会普遍崇尚文化，重视教育是这里文人精英辈出，文化繁荣的最重要原因，所谓“士子多以读书世其家”“崇师喜读书者，弦诵之声比屋而是”。15世纪末年，途经江南的朝鲜人崔溥在《漂海录》中便曾提及：“江南人以读书为业，虽里闾童稚及津夫、水夫皆识文字。”⁽¹¹⁾正是在这一浓重的文化氛围中，众多江南学子惴惴自奋，形成一种文化积淀，使得江南地区历来具有群星闪耀的人才优势，因而也获得了更多的发展机会，不断推进江南的繁荣，铸就江南发展史上的一个个辉煌。这一优良传统，至今延续不绝，并且推动了江南地区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继续独领风骚。

自东晋衣冠南渡以后，江南士族便多以文才相尚，刘知几云：“自晋咸、洛不守，龟鼎南迁，江左为礼乐之乡，金陵实图书之府。”⁽¹²⁾在东晋南朝统治者文教的提倡下，江南学术发达，世家大族藏书、读书风气盛行，加速了文化的传播，也促进了民风的转变。经唐至宋以后崇尚文教一直是江南文化最鲜明的特征。在江南，范仲淹“善国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劝学”之说受到士族推崇，社会兴学重教传统深厚。据清初叶梦珠《阅世编》载，明末松江家弦户诵，县试童子不下二三千人。从松江学校的一方景观，整个江南学校盛况可以想见。此外，江南地区自宋代以来便书院林立，讲学兴盛，明末时以东林书院为中心，镇江府金坛县的志矩堂、常州府武进县的龙城书院（经正堂）、宜兴县的明道书院、苏州府常熟县的虞山书院、松江府的日新书院、嘉兴府的仁文书院等，曾形成了一个环太湖的书院网络。至清代如苏州紫阳书院、杭州诂经精舍、南京钟山书院等均由名家执掌，并培养出大量优秀的学者，为乾嘉时期学术的兴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江南地区除了学校书院林立之外，其文化的发达更与家诗书而户礼乐的向学传统和价值观有关。江南地区的士族反复强调书种不绝、书香不断。清代经学大师臧琳的父亲曾对他说过：“吾不以汝骤度科名为幸，能为吾臧氏读书种子则善矣。”⁽¹³⁾这并不意味着家族不希望通过仕途为官，而是强调文化教育并不仅仅被作为科举入仕的手段，更被视为家族子弟陶冶性情、提高文化修养的必修课。这种超越功利的教育理念，对于家族艺术人才的培养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关于这一点，盛宣怀所在的龙溪盛氏在其家范中说得非常清楚：“天下事利害常相半，惟读书则有利而无害，不问贵贱老幼贫富，读一卷便有一卷之益，读一日便受一日之益，读书变化气质，即资性愚钝，多识几字，习他业亦觉高人一等，非止拾青紫，取荣名已也。故论人品必推大雅，问家声则说书香，凡我子孙须延一脉。”⁽¹⁴⁾可见，“须延一脉”方是家族的最大关怀，这充分体现其家族文化的高明内涵和开阔眼界。正是这种守先绪，承后学，传递家族文化传统的强烈责任感，才是江南的这些书香门第、笔耕世家代代相传，绵延不绝的重要原因。也正是这催生了江南地区的人文之盛，风俗之美，使江南地区学术文化的人物链从未断裂，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就具有了坚实的基础。

江南学人历来强调面向社会、关心现实的经世致用，从来不乏“明天道以合人事”的现实关怀，讲求舆地、河漕、盐政、兵制、钱法、方志等经世之务的历来不乏其人。宋元时期，江南地区的永康学派与永嘉学派都主张事功之学。明代，东林党人主张“不贵空谈贵实行”。浙江余姚的王阳明创心学，主张知行合一。江苏昆山的顾炎武写出《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名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为倡导经世致用之学的杰出代表。清代，唐甄所著《潜书》，对社会积弊提出多方面的批评，在思想史上留下重要一页。即使是在清代乾嘉之际，文网高张，众多学者埋头于书斋考据，经世致用之风不得不转为潜流之际，这里也涌现出了在“乾嘉间考证学的基础之上，建设顺康间经世致用之学”的常州学派，显示出特立独行的风尚。晚清时期的江南更是人才辈出，冯桂芬、王韬、沈毓桂、马相伯、马建忠、薛福成、李凤苞、吴宗濂、张元济等痛心于国家衰落，致力于救亡图存的各种实践。

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科技之学方面，江南学者也非常突出。晚明时期，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带来西方自然科学，包括天文、数学、地理等。中国兴起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热潮，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都是江南人，研究西洋文化非常出名的王锡阐也是江南人。熊月之先生曾对明末以后科技学者的分布情况作过一个统计：阮元等人所编的《畴人传》，共收明末以后的各地天文、数学方面的学者220人，籍贯确切可考者201人。其中，江苏75人，浙江44人，安徽32人，江西12人，其他省份均不超过10人。江南人占了一半以上，这充分说明江南地区科技人才众多而密集。2000年，全国科学、工程两院院士人数，按城市排名，前十名依次为上海（84）、苏州（83）、宁波（70）、无锡（65）、福州（49）、绍兴（45）、常州（43）、杭州（41）、北京（36）、嘉兴（30）。除了北京、福州，其余都在江南地区。⁽¹⁵⁾

正是由于江南文化强调致用，必然会落实到重视人的日常生活方面，落实到追求现实世界的幸福方面，也就必然重视工艺技术。如在农业方面，江南人民通过不断的生产实践，根据地形和地力，采取稻桑互种，稻棉轮作，以充分发挥地力的效应，以维持最佳的生态。也正是由于对工艺技术的重视，江南地区各种工艺无论是园林、饮食、徽派建筑、苏绣、顾绣、云锦、梳篦、编织、玉器、牙雕、红木雕刻、竹雕、石雕、歙砚、徽墨、湖笔、剪纸、灯彩、泥塑、紫砂茶壶、家具都发展到了极致，让人叹为观止。

值得注意的是，江南学者的经世主张不只体现在以现实问题的关注，更强调社会责任感，体现在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以及坚持个人良知和道德气骨方面。因此他们并非只是空泛地议论时政，而是去脚踏实地去改变现状。而且每当面对威权相逼时，江南学人都会坚守气节，抗言相争，天地为之震撼。蒙元军队南下，在江南遭到顽强抵抗，常州以2万义军抵抗20万元军的围攻，坚守半年，被誉为“纸城铁人”；清兵南侵，江阴、嘉定、松江、浙东都爆发了气壮山河的抗清斗争，涌现了侯峒曾、黄淳耀、陈子龙、夏完淳、张煌言等一批抗清英雄；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东林党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江南人中早已成为妇孺皆知、沦肌浃髓的血脉精神。

江南文化历来提倡务实，不爱空谈，崇尚实业，稳健实干，脚踏实地。从文化的精益求精、农业的精耕细作、商业的精打细算、传统手工艺的精雕细刻，再到江南人精明能干形象的形成，都是江南文化务实精神的体现。江南地区从明清时期至近现代工商业的发展，人才的大批涌现乃至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的迅速发展，都与这种务实的精神密切相关。江南文化务实的特点还体现在这里对商业的重视上。重本抑商向来是历代王朝宣称的基本国策，清世宗一登基便发布上谕：“朕惟四民，以士为首，农次之，工、商其下也。”但是江南家族的家规却常说：“士农工商，各有职业。诚各按本分，各勤己业，则上之可以光前裕后，次之亦可饱食暖衣。”在江南人的眼中，重要的不是行业，而在于是否恪守本职。所以很多江南文人也都不讳言“治生”即经营对学术的重要性，清代海宁人陈确便认为半日静坐、半日读书是腐儒，勤俭治生才是学人本事，“唯真志于学者，则必能读书，必能治生”。⁽¹⁶⁾他们也认为让子孙经商是一种正常的选择。清代苏州人王维德便这样写道：“子弟弱冠，而不能业儒，即付以小本经营，便知物力艰难。迨其谙练习熟，然而付托亲朋，率之商贩，则子弟迫于饥寒者鲜也。”⁽¹⁷⁾因此江南地区自南宋以来，多有学者为经商辩护，论述商业消费正当性的言论。东林党便曾注重和呼吁重工重商，明代上海人陆楫更指出“吾未见奢之足以贫天下也”，⁽¹⁸⁾他认为节俭仅对个人家庭有利，从社会考虑则有害，并且认为富人奢侈可以增加穷人的谋生手段，并建议通过扩大消费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这一言论被学者余英时认为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www.xing528.com)

江南文化既脱胎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摇篮，又立图革古鼎新，别开生面，求新重创，敢为人先，方才取得了各项卓越的成就。江南文化的创新求变是和江南历史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二千多年以来，江南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对自然进行了适应性的改造，从地势卑湿、水涝频仍的情形中走了出来，水害转变为水利，取得人类实践与自然环境的双向适应。由此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江南文化，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这种创新求变精神对本地的经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江南素来重视经济结构的及时调整，以市场为契机，因地制宜发展经济。明人王士性便曾云：“东南吴越间，人既繁且慧，亡论冠盖文物，即百工技艺，心智咸儇巧异常。虽五商辏集，物产不称乏，然非天产也，多人工所成，足夺造化。”⁽¹⁹⁾这里在宋代已成为全中国的粮仓，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说。而到了明代，却出现了“棉争稻田”“桑争稻田”的情况，表面上看是土地资源的紧张，事实上却是人们已意识到以少投入多收益为杠杆，改田为地，发展棉纺织业和蚕桑丝织业，改单一稻作制为多种经济作物耕作制，改变小农自然经济为综合的商品经济。正是这种不断的创新求变，使得明清以来江南地区的经济结构迅速得以调整，步入了良性发展的轨道。徐光启曾言：“苏、杭、常、镇之币帛枲纻，嘉、湖之丝纩，皆恃此女红末业，以上供赋税，下给俯仰。若求诸田亩之收，则必不可办。”⁽²⁰⁾所以当代有学者指出，在明清江南，农村劳动力从农业流向工业并非由于农业中劳动生产率的递减，也非由于农业与农村工业的“过密化”，而是由于农业与农村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这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正是与江南地区在经济上不断创新求变的结果。

江南文化的创新求变在学术方面体现得也非常明显。自古以来，人们便称“东南水国者，故其人灵动而知变”，变则求新，所以江南学术自东晋南朝以来便以变动求新为特色，东晋时“王肃以帝室戚谊，其学盛行于晋，遂为经学南派宗主。一时礼制，俱黜郑、仲、工，学者竞求新知”“自晋而后，宋齐梁陈，迭相承袭，而声务求新，词皆尚巧，亦当时风气使然”。⁽²¹⁾自宋代以来，江南学术更以创新求变为特色，江南文人的作品和思想往往体现出不斤斤于他人的毁誉，纵意驰骋，激浊扬清、革故鼎新的意识。正是因为始终坚持思想的自由，保持傲岸不屈的性格，与传统保持“不尽绳趋尺步”的态度，坚持自我，才使得江南地区可以创立如此众多的学派，做到不因袭古人，自创一格，力求突破。

江南地区沿江濒海，其文化具有开放性与包容性的特点。梁启超便曾在《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一文中引用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之说，认为江南水乡泽国，水上交通便利，航海事业发达，利于对外交流，使人胸襟开阔，易于接受外来文化。江南文化自远古以来就不断地吸收、融合其他区域文化。早年泰伯奔吴带来的中原文明和土著文明相结合而生成的吴文化，其本身就是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结晶，因此江南文化的融合性与开放性是与生俱来的。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两地文化的震荡融合，又与楚文化的交流整合，这时江南文化早就成了一种多元文化体。通过东晋南渡，到宋室南迁，江南文化经过多次与中原文化的融合，则更是强化了其开放的自觉性。正是在这开放文化的影响下，江南人具有了难能可贵的开放胸襟和融合姿态，造就了其开放、大气的性格传统。这种开放包容的心态反映在学术上，便体现为求公是，去门户，互相求同存异，争论切磋，方才使得江南文化避免了画地为牢、作茧自缚的弊端，在一种开放的文化氛围之中兼收并蓄，吐纳百川，锐意求变。

开放包容的文化推动了江南对外贸易的发展。这里濒海沿江，港口众多，一向重视对外贸易。利玛窦曾说：“一年到头，苏州商人同国内其他贸易中心的商人进行大宗贸易，这样交换的结果，人们在这里几乎没有买不到的东西。”在宋代，江南便有江阴军（今江阴）、平江府（今苏州）、上海镇、青龙镇（今青浦）、华亭县（今嘉兴）、澉浦（今海盐）、宁波等多处市舶。元代太仓刘家港码头可容万斛之舟，番商云集，称“天下第一码头”，明代郑和下西洋在此出海，“九夷百番进贡方物，道途相属，方舟大船，次第来泊”。⁽²²⁾而在上海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对外贸易尤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江南的产业发展也离不开交流与开放。有“衣被天下”之称的松江地区，在元代以前并没有大规模的棉花种植，棉纺织技术也非常落后。元初黄道婆从海南岛回到家乡，改进了捍、弹、纺、织等工具，纺织技术迅速发展，使以松江府为核心的长三角地区很快超越了闽广地区和北中国，逐步成为全国性的手工棉纺织业中心。

江南文化海纳百川的精神还表现在本地区的互相合作，共同开发上。在长期的经济生活和社会实践中，江南人早就意识到必须打破地域界限，分工协作，形成合理布局，充分开发、互补互助，地尽其力，人尽其才。江南至明清以来便形成一个城市群，而且每个城市都各具特色，如松江是全国闻名的棉布业中心，苏州、无锡是重要的米业市场和粮食加工中心，苏州、杭州、南京、镇江等是重要的造酒基地，杭州、南京、苏州还是全国最大的成衣制造地等。正是由于江南各城市不断结构优化，功能互补，共存共荣，城市经济间的层级分工体系与互补性进一步强化，才逐渐形成了一个至今不衰的城市共同体。美国学者施坚雅观察到：“长江下游的实例，其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地区城市体系反复重组，但该区的几个大城市却没有一个趋于衰落”。⁽²³⁾这种现象其实一直延续至今，改革开放以后，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经济圈最终形成，并已成为世界著名的六大都市经济圈之一，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增长速度最快和最富有发展前景的地区之一。和国内其他城市圈相比，长三角城市圈的腹地经济基础，城市群层级的成熟度、内部区域文化的繁荣度等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这种优势与江南城市群在历史上形成的分工合作、共存共荣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