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文化新论：江南文化的历史与变迁

江南是中国一个极为特殊的地区，很早以来就引起众多的关注，但是“江南”这一概念也历经了曲折的变化，相类似的概念还有“江东”“江左”“吴地”等。周振鹤先生《释江南》⁽²⁾一文曾对此有一系统的梳理，此处仅作一简单的归纳。大致而言，“江南”作为空间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段，涵盖范围有所不同。如在秦汉时期，江南主要是指今长江中游以南的地区，即今湖北南部和湖南全部；汉代则包含今天江西及安徽、江苏南部。较确切的江南概念到唐代才最终形成，唐太宗贞观元年分天下为十道，其中江南道的范围包括自湖南西部迤东，直至海滨。北宋时期，镇江以东的江苏南部及浙江全境是名为“两浙路”的一个地方行政区，自此，今天意义上的江南地区核心范围基本形成。

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按其包含地域广袤的程度，“江南”大致有以下三重含义，其一，最广义的范围，即是“江南”字面上的意义，泛指长江以南地区及江、淮之间的部分地区。其二，“江南”的基本范围，则指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即今太湖流域为中心向东、西两侧延绅，不仅包括今江苏的南京、镇江地区，浙江的绍兴、宁波地区及浙东诸州，还包括今安徽的芜湖、徽州等皖南地区，江西的婺源及苏北的扬州、仪征、泰州、南通等地。其三，江南的核心范围，也即狭义的“江南”则是指太湖流域地区，大致包括今江苏的南京、镇江、苏州、无锡、常州，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及上海地区。此处所讨论的江南，即今天的长三角地区。清两江总督靳辅曾称：“江南之苏、松、常、镇，浙江之杭、嘉、湖等府，在汉唐以前不过一泽国尔，自钱鏐窃据，南宋偏安，民聚而地僻，遂为财赋之薮。”⁽³⁾可见江南地区的环境变迁和历史发展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

根据考古学家和地理学家的研究，大约距今7 000—6 000年前，现代长江三角洲开始发育。距今6000年前后，人类开始在这里大规模地活动。根据考古发现，在夏王朝主导中国之前，太湖流域地区在新石器时代经历了从马家浜文化（约开始于距今7000年前）到崧泽文化（约开始于距今5800年）再到良渚文化（约开始于距今5300年）的持续发展。在良渚文化时期，江南的发展达到一个顶峰。标志是大量精美玉器的出土和大型聚落中心的发现。体型大、数量多、制作精的玉器批量出土，说明当时的社会发展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准，可以为了宗教祭祀等形而上的需要投入大量的非生产性劳动；聚落中心的形成更有可能意味着当地有了初具规模的城市。然而让人感到不解的是，大约在距今4000年左右的时候，良渚文化突然衰落了。其急剧衰落的原因，学术界至今也没有定论。在诸多观点中，把良渚文化的骤然中断归于自然因素的提法颇引人注目。

今天的大部分学者都认为，约二三千年前，这里经历过海平面再次上升的过程，海水通过河谷再次灌入太湖盆地发育成泻湖。这次海平面的上升，很有可能直接导致了良渚文化的中断，湖底发现良渚文化末期的遗迹也说明了这个不断“长大”的湖泊吞噬了当地的文明。河湖水量增长的最终结果就是洪水泛滥。还有就是主要的农作物——水稻——长期被水淹没，最终减产甚至绝产，原住居民的生命延续面临危机。面对这两个灾难，居民如果不愿意坐以待毙，就只能离开故居、寻找更加适宜的居住地；而离开也就意味着当地既有文明的终结。

当然，这并非意味着江南成了一片死寂之地，只是说这一区域的发展明显放缓。在距今2500年前，今天的杭州市一带淤浅成陆，完全切断了太湖同海洋的联系。在被堵塞、封闭后，太湖泻湖逐步淡化为现代淡水湖泊，此后由于人类活动的增加，流域内开垦越来越频繁，太湖周围入湖泥沙日益淤积，致使长江口的泥沙显著增多，三角洲淤积加快，太湖平原和杭嘉湖平原初具雏形，长江三角洲基本形成。

良渚文化骤衰之后，在大致相同的地域兴起的是得名于上海广富林遗址的“广富林文化”，这一文化实际上是在河南龙山文化的强烈影响下形成的，其分布范围包括今天的皖东及江浙沪，整个环太湖古文明带尽入其中。这表明，良渚文化衰落后，来自中原地区的一支文化进入江浙等地，把新的元素注入当地。广富林文化之后，在太湖流域出现的还有湖熟文化，其遗址中出土的一些陶器“具有明显的中原文化的特征”，而马桥文化中也存在“大批类似于二里头文化的因素”，⁽⁴⁾这些足以证明殷商时代长江中下游地区同中原地区在文化上的密切交往。

太湖形成后，行洪泄洪问题一度成为该区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以至成为大禹治水的重点之一。《尚书·禹贡》记载：“三江既入，震泽底定。”谓大禹开凿三江，震泽（古太湖）洪水始得通畅排入江海，不致泛滥成灾，震泽周边，因之得以安定。所谓三江，一般认为是太湖和海隔绝以后，和海洋之间的娄江、吴淞江和东江等三条通道。这也表明：在此时，太湖流域一带已经被纳入初成的夏代国家体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管辖和治理。正是在与环境的斗争中，这里的人们由被动逐步走向主动。春秋时期的“太伯奔吴”传说则标志着一支来自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文明体系的力量，正式进入长江下游地区，开始经营这片土地，由此拉开了江南文化的新篇章。

春秋时期，吴越争霸，进一步促进太湖地区的开发。战国时期，太湖流域为楚春申君黄歇的封地，经济持续发展，西汉初为吴王刘濞的领地，开发转盛。东汉末年中原动乱时，这里已是“沃野万里”的“乐土”，且自然资源丰富，周瑜曾提及孙策所据江东六郡（核心为太湖流域）“铸山为铜，煮海为盐”的富饶盛况。太湖流域早期的开发在一定程度上适应和改变了环境，主要表现为因地制宜的农田水利基础建设，如春秋时期吴国开始出现疁田、鹿陂、胥卑田等，另外还出现了一些水利灌溉设施，如吴王时的耦渎、春申君的语昭渎等，虽然太湖地区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开始围田，但围垦面积不是很大。整体而言，六朝以前太湖流域由于人迹稀少，水土保持较好，太湖下游泄水比较通畅，水害较少。

但此时江南仍然是“楚越之地，地广人稀”和“火耕而水耨”的草莱之地，其水泽环境并不利于身体健康，所谓“江南卑湿，丈夫早夭”。除非迫不得已，如中原战乱或饥荒，北方人一般不愿意下江南，曹操的谋士郭嘉就曾说过“吾往南方，则不生还”。据《汉书·地理志》统计，当时南方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10.31%，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3人。正如邹逸麟先生所指出，在东晋永嘉年间北方移民开始大规模南下之前，太湖流域人地关系的主要矛盾仍然表现为地广人稀，劳动力缺乏，生产技术落后，土地开发不足。⁽⁵⁾江南仍然远离王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被视为“荆蛮”“断发文身”的夷狄。也正由于这一原因，在这一时期，“江南”只是个很宽泛、模糊的自然地理概念，一般认为是以楚国为背景的长江中游，今湖南、湖北和江西部分地区的长江南部。张守节《正义》在解释《史记·货殖列传》“江南卑湿，丈夫早夭”之义时，便解释为“大江之南豫章、长沙二郡，南楚之地耳”。而王莽时改夷道县（今湖北宜都）为江南县。而在孙吴立国以后，“江东”这一概念日益清晰，以此来指代长江下游今皖南、苏南地区。之所以称江东，是因为长江在今芜湖至南京间为西南南——东北北走向，这段河道在秦汉三国时期是长江两岸来往的重要通道，因而从中原地区来的人视江为往东。孙吴政权肇迹于今苏州，此处自先秦以后称为吴，太湖流域成为孙吴江东政权的经济中心和稳定后方，并为日后东晋南朝偏安江南奠定了基础。孙权的屯田，从吴郡开始，西至夷陵（宜昌），绵延几千里，而重点就在太湖地区，使得这里的土地得到了较好的开发。(www.xing528.com)

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和晋室南渡建康（南京）以后，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次北民持续南移的过程。其间，由于江东比较平安，而且由于东晋和南朝的一些统治者通过允许北方州、县在江南设置侨署的做法，使得这次人口迁移的流向更加集中于江东和太湖地区。这次中原人口的向南大流动，不仅人数多、时间长，而且其中士族和富豪所占的比例较高，这对本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较以往任何一次人口流动要重大和深远。史载西晋太康元年（280），太湖流域的核心地吴郡有6 818户，到刘宋大明八年（464）增加到12622户，前后不到200年，人口增长近2倍。人口增长，不仅劳动力得到了较大的充实，而且也带来了当时北方的先进生产技术，同时还伴随着一次社会财富的大转移，由此提高了本区社会经济和文化水平，“火耕而水耨”和“多贫无积聚”的状况，变成了“时和年丰，百姓乐业，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的局面。故胡三省注《通鉴》说：“自晋民渡江，三吴最富庶，贡赋商旅，皆出其地”。唐代史学家杜佑《通典》也云：“永嘉之后，衣冠违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

唐以前，黄河流域一直是汉文化的中心，永嘉之乱与晋室南迁之后虽然有了变化，初步形成南北抗衡格局，不过北方仍占文化优势。隋大业六年京杭大运河南段开通，不仅使南方与北方相连通，而且还刺激了运河经过地区的生产专业化和经济发展，长江下游地区受益最为明显。开元中裴耀卿改革漕运及唐代设立江南、淮南转运使更成为中国经济史上重要的一个分水岭，这是江淮税米每岁上供成为定式的标志，也是中国经济重心由北向南转化的重要分界线。不久，安史之乱使黄河中下游残破不堪，继之以藩镇割据，“户版不籍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廷”，⁽⁶⁾江南赋税成为唐在安史之乱后得以维持的关键，所谓“军国费用悉取江淮”。⁽⁷⁾不仅加速了中国经济中心的南移，而且使整个国家更加依赖于长江三角洲地区。所以韩愈才说：“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之八九。”⁽⁸⁾自此开始的连续不断的战乱导致人口继续大量南迁，太湖流域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成为移民南下的首选之地。

五代时，南方各国虽偏安一隅，却政治安定，一心发展经济，故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太湖流域优越的自然条件得到充分开发，人类活动在太湖流域的自然环境中逐渐起到支配作用。太湖流域东濒大海，为周围高中间低的碟形盆地，沿海常遭潮灾威胁，沿湖又常遭洪涝灾害。因此，抗洪防涝与防止潮灾自古就是本区发展农业的两大水利工程。唐五代时期，不仅海塘和湖堤得到了很好的建设，而且形成了我国历史上最为完备和有效的塘埔圩田工程，为经济崛起和持续发展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堪称中国历史上发展经济与治理环境积极互动的典范。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江南的繁盛富庶开始全国知名，唐人已经用“塞北江南”来描绘宁夏的文化发达，“忆江南”“望江南”“江南好”，也成为文学中常见的主题，甚至成为词牌名称。

北宋末年的“靖康之难”，促使中原人口又一次大规模南移。南宋最后选定临安（杭州）为都，出现了“四方之民，云集二浙，百倍时常”的局面，人口更加向太湖流域集中。这一地区不但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同时也成为政治与文化中心。两浙西路成为宋代垦田最盛的地区。“膏腴沃衍，无不耕之地”⁽⁹⁾，成为宋代最大的粮食产地，所谓“苏、常、湖、秀，膏腴千里，国之仓庾也”。⁽¹⁰⁾“苏常熟，天下足”“苏湖熟，天下足”的俗谚便是证明。与此同时，手工业蓬勃发展，伴随着城市的繁荣，江南还吸引了大量文化人南迁，人文日盛。至此时，这一地区后来居上，以其物质文明、社会文化的繁荣发达，最终孕育形成了既与民族精神相统一、又有鲜明区域特色的江南文化。

较确切的江南概念也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唐太宗贞观元年（627）以山川形便原则分天下为十道时，江南道的范围完全处于长江以南，自湖南西部迤东直至海滨。后因地域过于广袤，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又分成江南东、江南西、黔中道三部。今天意义上的江南，属于江南东道，在当时仍常用江东来表示。北宋时期，镇江以东的江苏南部及浙江全境被划为两浙路，这也标志着后来江南的核心区域的最终形成。

明清时期，江南享有崇高的政治、军事地位，同时也是当时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江南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始终走在全国前列，这里商品生产发达，商品流通规模空前，全国各地的地域商帮云集。江南各地人口增长，农业结构变化，商品农业发展，乡村手工业出现与农业分离的趋向，工商业市镇的兴起，城市商品经济繁荣，城乡市场体系完善，商品农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日益发展。由于城市化、商业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的社会生活面貌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城市不再是一个封闭的空间，文化中的世俗化和平民化倾向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民居建筑更加注重精雕细刻，饮食习惯和消费行为日益奢侈，岁时节令更加讲究，民间娱乐丰富多彩，丧葬习俗更加趋于奢靡。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间交往的增加，社会关系日益复杂，民间组织日益多样化，体制更加完备，功能更加发达。

由于城市商业发达，经济繁荣，区域内的平均收入水平高于其他地区。江南地区在占有文化资源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一些新的思想观念、新的文化艺术在这里逐渐成长。以清代为例，全国四分之一以上的进士出自江南。科考名次江南人最为显赫，状元半数以上出自江南，榜眼、探花更不在少数，三鼎甲往往为江南人囊括。与此同时，江南的学术文化也一直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涌现出大量的文学家、思想家、艺术家、藏书刻书家和各类学术大师，诗文书画戏曲成就独领风骚，学术流派众多，成就显赫。这时，江南已经不是简单的地理名词，更是经济繁荣和文化发达的代名词，江南不再是一个地理区域概念，更是一个经济区域概念和文化区域概念。明人章潢在其《三吴风俗》中曾如此称赞江南文化：“夫吴者，四方之所观赴也。吴有服而华，四方慕而服之，非是则以为弗文也；吴有器而美，四方慕而御之，非是则以为弗珍也。服之用弥广，而吴益工于服；器之用弥广，而吴益精于器。是天下之俗，皆以吴侈；而天下之财，皆以吴富也。”所谓江南胜景、鱼米之乡、佳丽之地、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遍地绮罗、盈耳丝竹，都成为令人神驰梦想的心灵家园；而粉墙黛瓦、砖雕门楼、水巷人家、亭廊楼台、小桥流水，烟雨缠绵，风情难解，无不深深镌刻成为景观。天道与人文在这里奇迹般交汇成明媚灵秀的山水长卷，构成江南地缘文化结构的核心和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