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文化生成与演化的研究脉络

“海派文化”这个概念并非伴随上海开埠而诞生，上海自19世纪下半叶起开始了文化上的转型，这种转型并非由传统精神文化代言人——即知识分子自上而下倡导而产生的，相反，海派文化的生发是自舶来器物、感官刺激、生活方式再过渡到社会结构、文化生态这样一种自下而上的转型过程，是从市民阶层上溯到精英分子的一种文化演变，所以最初并没人主动去为这种产生于日常生活的新文化命名。直到20世纪初，上海在部分艺术领域体现了自己的独特风貌，才被当时的艺术批评家们注意到，并且被当成某一种流派群体化了，最有代表性的是戏剧、书画、文学等领域。

辛亥革命之前，京师是士大夫文人的风云际会之所，也是引领一切艺术风尚的文化中心。1911年后，大批士人离开京师，其中转而寓居上海者为数甚多，其艺术旨趣与生活作风也随之进入上海，与近代上海的商业氛围、市民气息、租界文化等相交融，逐渐产生了新的艺术表现特征与审美倾向，并与京师的艺术圈形成对照，由此引发了当时评论家的关注。

首先是戏剧，早在1917年，《清稗类钞》的“戏剧类”下就有“海派”一条云：“京伶呼外省之剧曰海派。”⁽¹⁾但又补充说：“海者，泛滥无范围之谓，非专指上海也。”⁽²⁾《清稗类钞》的编著者徐珂是近代知名文人，诗词俱工，可见海派作为一种与京师戏剧相对的表述此时已进入了文人雅士的视野。次年《申报》一篇题为《东篱轩谈剧》的文章评一戏子曰：“博而不纯，且时有其讨厌之腔调，盖其在沪旧矣，故沾染海派恶习深。”⁽³⁾20世纪20年代民国报刊文章中，涉及“海派”二字的论述，几乎全与戏剧相关，而且都是作为“京派”的对立面出现，如1924年的《海派新剧观》、1928年《京派新戏和海派新戏的分析》等。

绘画中的“海派”最初是“海上画派”的简称，指是寓居上海且有结社活动的一群书画家。俞剑华1937年在《中国绘画史》中在谈论晚清山水画时首次提到绘画中的“海派”曰：“同治、光绪之间，时局益坏，画风日漓。画家多蛰居上海，卖画自给，以生计所迫，不得不稍投时好，以博润资，画品遂不免流于俗浊，或柔媚华丽，或剑拔弩张，渐有‘海派’之目。”⁽⁴⁾这里将寓居沪上的画家视为一派，评价也略有贬义，但不难看出与文学、戏剧两大艺术领域中的“海派”有相似之处，就是重视艺术品的购买方，因而艺术创作带有商业化色彩。

其后，20世纪30年代在文坛也出现了“京派”与“海派”的对立，通常认为这场文坛“京海之争”的起始标志是沈从文自1933年起连续发表的数篇文章，包括《文学者的态度》《论“海派”》《关于“海派”》，沈从文在《论“海派”》中这样总结海派文学：

“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便成立了吾人今日对于海派这个名词的概念。⁽⁵⁾

之后鲁迅的《“京派”和“海派”》则将矛头直指京派，尤其是针对周作人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看似是对京派文人群体的回击，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鲁迅所站的“海派”并非沈从文笔下讨伐的那个“海派”，沈从文所谓的“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更多是指“礼拜六派”这批通俗文学作家，而鲁迅维护的“海派”则是在上海的左联作家群体。不难看出，对于“海派”到底是什么、谁是海派文学家，论战双方并未达成共识。

可见在近代海派文化生成过程中，在戏剧、文学、绘画这几个海派文化最突出的艺术表现领域里最早产生了对于这个新兴文化形态的某种自觉认知，其原因在于这几种艺术形式是最能同时接触到精英知识分子群体与普通市民大众的，成了精英们审视这种自下而上的新兴文化的最佳途径，但是此时“海派”还只是某一种艺术流派的代称，“海派文化”作为特定文化形态的概念还未出现。

1949年后，针对“海派”的讨论暂告一段落，20世纪五六十年代“海派”更成为“崇洋媚外”“轻浮萎靡”的代名词，无人敢提。不过，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海派”重新走进学者的视野，成为讨论的焦点。这二十年中有几次大型研讨会，都是围绕海派文化展开：1985年的“‘海派’文化特征学术讨论会”，魏承思《“海派”文化特征学术讨论会综述》（《社会科学》1986年01期）与杨娟《“海派”文化学术讨论会简述》（《上海大学学报》1986年02期）两篇文章都对这次研讨会进行了记录。1991年举行的“城市研究与上海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可参考张济顺、朱弘的《城市研究与上海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1995年举行的“95商业文化研讨会——海派商业文化研讨会”，出版了论文集《海派商业文化论文集》（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1998年召开的“上海文化·都市文化·海派文化学术研讨会”是20世纪90年代里最大规模的海派文化研讨会，张剑、陆文雪《“上海文化·都市文化·海派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学术月刊》1998年第8期）对本次研讨会进行了记录。显而易见，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海派文化研究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类型被真正树立起来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对于“海派文化”的研究聚焦在以下几个方面：

《上海戏剧》自1986年1月起发表系列文章，如陈文华《为海派艺术正名》与许思言《海派京剧应予足够重视》明确提出要为海派戏曲“平反”，指出海派与京派在虽然在艺术上各有千秋，但并无高低雅俗的区别。还有李大椿《从海派艺术看中国戏剧革新之路》、王祖鸿《海派京剧“戏好懂，腔好学”》、徐希博《海派京剧的核心是革新》等文着重分析总结海派戏曲敢于创新之长处，把海派戏曲在商业上的成功经验归结为重视观众心理、引用西洋机关布景技术、故事情节跌宕曲折、唱词念白通俗易懂等。如果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海派”二字是作为“京派”的对立面、批判对象而诞生的话，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上海则在重新审视后真正接纳了它，“我们本来就是上海人，何以要轻蔑‘海派’京剧，甚至自惭形秽呢？”⁽⁶⁾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心态的指导，学者们进而将“海派”从某一个艺术领域中解放出来，提出：“‘海派’，并不限于戏剧艺术，而是遍及上海整个文化事业的问题。”⁽⁷⁾

同一时期，在1985年的“‘海派’文化特征学术讨论会”也首次使用了“海派文化”这一名称，学者们不仅注意到了海派文化这一典型的文化形态，还针对“海派文化”的概念、特征、评价与前途四个方面发表了各自不同的看法，其焦点放在剖析海派文化的特点与历史地位，盛丰的《论“海派”文化的“边缘文化”特征及其历史作用》⁽⁸⁾将京派文化视为内核文化，海派文化则是边缘文化，前者是古老而单一的辐射性文化，而后者是年轻且复合的受容文化。陈旭麓的《说“海派”》将海派文化的特征总结为二：“一是开新，开风气之先，它敢于延纳新事物来变革传统文化。”“第二个特征则是灵活、多样。灵活是说它不呆滞，多样是说它不拘一格。灵活和多样密不可分，灵活带来多样，多样体现灵活。这是海派文化呈现的缤纷色彩。”⁽⁹⁾

总而言之，20世纪80年代的海派研究重在发掘其优点，从正面积极的角度评价海派文化中的商业化、市场化、通俗化等特质，陈旭麓说：“看来海派与市场结缘，文化与商品交流，并不一定全是邪恶，其中也有积极的东西。”⁽¹⁰⁾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海派的评价在这一时期还未完全摆脱与其他地域文化，尤其是与“京派”的比较，直到1990年仍有学者在剖析海派文化时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各个不同的区域文化之间没有优劣之分，只有各自不同的特点，需要取长补短。”⁽¹¹⁾

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国际大都市地位的凸显，海派文化研究也不再局限于洗刷污名或是比较优劣，其重心转向城市史与都市文化的交叉研究。20世纪90年代初有研究者指出：“目前学术发展的动态，被认为是‘城市意识的萌发’，亦即许多研究者的重点开始从历史的总结转向城市本身，力图把上海研究的各个课题同这个上海城市的发展联系起来。”⁽¹²⁾具体到海派文化的研究上，许多学者此时已经注意到了“近代上海城市社会的生活方式及其影响”⁽¹³⁾，开始有意识地将海派文化与上海的近代化联系在一起，其中又包含两条研究路径：

一是考察上海近代商业腾飞与海派文化之间的关系，重新正视海派文化既源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思想上的解放，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后的上海在经济上已是中国的领头羊，因此从经济上回溯海派文化是必然的，该类研究以1995年举行的“95商业文化研讨会——海派商业文化研讨会”为中心，会议论文中有不少都聚焦于海派文化与上海商业文化之间的联系，将海派文化的历史渊源归结于近代上海奇特的政治经济结构，上海商人兼容并包、创新开拓、精益求精的经营哲学恰好营造了海派文化所需要的氛围，有学者总结：

这一时期的上海，是一个以商人为主角的商业化社会，生活在这种商业化社会环境下的上海人，即使并未经商，也时时刻刻受到商业气息的熏陶。经过长期的耳濡目染，其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也势必会出现变化，而这种变化又必然是朝着适应商业化社会的趋向发展。于是，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都带有某种商业化的色彩，又进一步使得整个上海的文化发展变异，由此产生一种在许多方面与中国传统文化所不同的新型文化，这就是所谓的海派文化。⁽¹⁴⁾

第二条研究路径是将海派文化与近代都市文化、市民文化相连。1991年的“城市研究与上海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肯定了海派文化研究之于上海城市史研究的重大意义，学者沈渭滨在会上通过比较京海两派提出其观点：“海派文化是传统文化在近代商业都市的改铸和延续，海派文化既具有自由商业精神，又未丢弃传统文化的固有素质。京、海两派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在发生作用，在某种意义上京派更接近于农业社会，海派更接近于都市文明。”⁽¹⁵⁾1995年的“上海文化·都市文化·海派文化学术研讨会”上也有类似观点：“海派文化是典型的都市文化，与近代上海的都市化进程是并进的，都市文化的许多特征在海派文化中都可以找到，包括城市设施、人口构成、消费观念等，海派文化是集大成者。”⁽¹⁶⁾还有学者认为海派文化是都市文化之一阶段。因为：“都市文化的本质是个人生活方式之变迁，其发展方向是社会的趋势，即走向世界、与世界相联系。”⁽¹⁷⁾

需要强调的是，在将海派文化与都市文化相关联的过程中，上海作为承载这两种文化的具体区域，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引发了学者更深的思考。

梳理海派文化的形成过程，总离不开以下几个因素：一是开放的环境下，西方现代都市文明的大规模输入并改造近代上海的城市基础建设，“硬件”的改变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软件”，为海派文化的诞生提供了基础条件；二是经济的快速发展与资本的高度集中在近代上海引发激烈的商业竞争，带来奢靡的风气与流行的娱乐文化，这是海派审美滋生的土壤；三是移民社会，各种文化汇集于近代上海，移民群体身上大胆接纳并创造新事物的特质是海派文化的精神源头。“上海文化·都市文化·海派文化学术研讨会”的与会学者一致认为：“上海作为近代中国的通商口岸之一具有形成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占主导和主流地位文化的得天独厚的社会历史条件。”⁽¹⁸⁾(www.xing528.com)

但是上海文化是否就是海派文化，研究者则多持保留态度，比如刘学照认为：“当代上海已没有什么海派文化，严格意义的近代海派文化已不存在。海派文化是近代上海文化的一个部分，但还不能成为一个文化派别。”⁽¹⁹⁾也有学者认为提到海派大家脑海中的印象还是京剧、绘画等艺术风格，而艺术不能完全代表文化，尤其不能代表新时代的上海文化，朱维铮、熊月之等学者都持这种观点。

进而有研究者提出海派文化是依附于近代特殊的社会环境而存在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上海文化，应当与旧的海派文化区分开来，比如李天纲提到：“在旧海派中萌生但远未正常发育的现代城市文化因素应在‘超海派’、‘新海派’的旗帜下更好地生长。”⁽²⁰⁾就使用了“旧海派”与“新海派”的概念，高惠珠也以“新海派文化”来指代新时期的上海地区文化。这种措辞并非出于对海派文化的否定，而更多是一种对上海地区传统文化的借鉴姿态：

上海文化传统的特点之一就是这种“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雅量和宽容，而也正是这种雅量和宽容，造成了它曾经有过的文化繁荣。这是在重新塑造上海的文化形象和文化性格时可以借助的传统资源。这样形成的上海文化绝不仅仅是所谓“海派文化”，而是多元的全球文化的一部分，它既是地方的，又是世界的。⁽²¹⁾

将海派文化与上海文化相区分，是为了更好地提炼海派文化的精粹，取舍之后赋予其新生，这是20世纪90年代大部分研究者的共识，也是为未来的上海文化建设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1世纪以来，关于海派文化的研究更为活跃，如果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海派文化研究是层层推进的话，那么新世纪后的研究则称得上遍地开花。例如上海大学2002年成立的海派文化研究中心，从2002年至2019年共举办了十八届海派文化学术研讨会，并有《海派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共十四辑，成果丰硕。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凸显以下几个特点：

由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已经对海派文化进行过整体性宏观性的充分讨论，21世纪以后的研究更多地将目光投射于海派之下的各个文化分支，从艺术流派、文化观念、生活方式或行为方式等几个维度展开。有些是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比如海派文学、海派戏剧与海派绘画等海派艺术研究。除此之外，更多研究者开始关注“海派”与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比如“海派教育”“海派旅游”“海派建筑”“海派饮食文化”“海派广告”“海派电影”等等，这些研究大多关注某一行业在近代上海的动态发展过程与重要转折节点，尤其是儒家价值观与资本逐利本性、传统审美与新兴市民趣味相抵牾时带来的行业新气象，比如李本友《由近代上海看“海派教育”的特色及形成》探讨近代上海教育实践时，把海派教育体制的成功原因归结为传统的基础教育与面向现代社会结构的职业教育二者的结合。江礼旸《海派饮食及其发展》将海派饮食文化归纳为文化人引导饮食趣味与商业经营优胜劣汰共同合力的结果。除了这种针对某一行业的海派文化研究外，还有部分研究深入具体的社会现象，比如近代上海的民间信仰、家庭关系、方言传播等等，这些研究其实都是继承了上一阶段海派文化与市民文化、都市文化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拓展开来，这是海派文化研究成为“显学”之后的必然结果，也是学科研究发展的自然规律。

虽然涌现出许多海派文化的分支研究、交叉研究，但是这一时期海派文化研究中隐藏着一个共同的主线，那便是现代性。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虽然涉及了西方文明和都市文化在海派文化塑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极少有学者涉及现代性的问题，这对于海派文化研究来说是一片全新的领域，这一时期产生了大量从不同角度观照海派文化现代性的文章。尤其是在海派艺术领域，研究者从海派文学、电影、戏剧等领域的先锋性这一角度切入，挖掘海派文化的现代属性，比如海派文学中体察都市脉息、勾勒现代伦理情感、新奇大胆的叙述结构等艺术特征，都带有现代性的烙印。

这些研究达成一个共识，即：“海派文化的中心——上海，无疑最能显现出中国的现代性进程。”⁽²²⁾海派文化的两大基本特征，创新与包容，恰好就体现了这种现代性。白吉尔在《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一书中从城市的硬件建设、摩登女郎、对西洋文化的开放态度、消费主义、市民娱乐活动、艺术创作等多个角度阐释海派文化中的现代理念，是对于海派文化的现代性分析最深入系统的研究成果之一。同时，敏锐的研究者也指出这种现代性对于当下以及未来新海派文化建设与发展的重要性，即通过发扬海派文化的现代性，为上海的文化建设打造全球视野，匹配这一时期上海的全球城市定位。

以2010年上海世博会为契机，海派文化研究也掀起了新的高潮，这届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围绕这一主题，“如何借助海派文化提升城市竞争力”成为学者讨论的重点，相关研究大多聚焦于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借助世博会的东风，推广并发扬海派文化？”研究者已经意识到文化已成为评价城市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准，而海派文化的特殊功能使得它有助于打造上海的文化品牌形象，推动上海城市软实力的建设，有学者指出：“海派文化作为一种与现代西方文化有着天生渊源的东方文化，是中华文化在保护自身核心不受损害的情况下接受现代文明的一个成功范例，也是西方文化了解并接受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和窗口。”⁽²³⁾而且海派文化经历过时间的洗礼和历史的检验，应该有更强大的辐射力和影响力，走出上海，走向全球。二是“在炽盛的全球化浪潮下应当如何保全地方文化特色，塑造独一无二的上海城市形象？”之前学者重在论述海派文化的形成如何深受西方现代文化的影响，但在这一时期，更多研究指出：“海派文化的真正根基在于来自内部的历史文化记忆，这些记忆是海派文化的个性所在，也是海派文化之源。”⁽²⁴⁾不少学者提出保护海派文化中的历史文化艺术遗产，比如石库门建筑、沪剧、滑稽戏、豫园灯会、金山农民画甚至本地方言等等，通过这些文化遗产来展现海派文化的独特魅力，扩大上海在全球的文化影响力。

首先，现有研究对“海派文化”的定义进行了充分讨论，但无明确定义，李天纲对这个问题看得十分透彻：

当初和目前的许多学者谈论“海派”的时候都多多少少地把这词抽象化、形而上化。他们的目的似乎不是先理解这个词，通过这个词的理解再去理解中国的其他社会现象，而是勾勒出一个形而上的、意念化的“模式”，再用此“模式”去强制社会内容的形式。⁽²⁵⁾

这里谈的虽然是1985年讨论上海文化发展战略时的缺憾，但也适用于当下的海派文化研究，海派文化需要从时间和空间、价值与现象、思想与审美等多元角度进行审视。研究中对于近代上海文化风气的研究较多，但对于新海派文化应如何定义，如何规划，讨论较少也不够具体，尚待开拓。

其次，对于海派文化的研究范畴已经延伸得较为全面，但不够深入，缺乏理论深度。观察上述研究活动与成果，我们会发现，海派文化的优缺点、表现特征及其历史渊源都在宏观层面上得到了较充分的讨论，但所运用的理论较为局限，多以城市发展史与现代性为主要研究角度，但这些理论适用于剖析海派文化中的西方元素，但并不适合用来探索海派文化的传统文化根基，中国传统哲学的儒、道、佛其实均与海派文化的渊源相关。另一方面，海派文化的研究日益细化，涉及的交叉学科愈来愈多，研究方法上可以多向其他学科借鉴。

第三，多强调海派文化的先行性与现代性，但对于其之于传统文化的继承讨论尚不充分也不系统，海派文化是“海纳百川”的多源文化，西方文明只是其中的一源，传统思维方式的意象性、非实证性也对海派文化有巨大影响。海派文化的现代性不仅体现在西方现代文明的输入，而是“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二元要素，完全融合在一起，获得了一种中国的现代性”。⁽²⁶⁾如同熊月之所说，是“中国文化自身滋长出来的现代性”。⁽²⁷⁾尤其上海本土文化传统的研究领域，虽然对于松江文化、徐家汇源文化、青浦文化等均有涉及，但整体来说缺乏系统性与整体观照，几乎还是一片空白，而且上海的本土文化并非孤立静止的存在，明清时期上海是松江府属一县，浸润于环太湖区域的江南文化之中，开埠以后上海的移民社会结构中大部分也来自江南地区，可以说江南文化与海派文化有着直接的地缘联系。另一方面，海派文化并非江南文化的简单合并，而是经由上海这座大都市熔炼筛选，重新诠释之后再被展现出来的，但是目前对于这种地缘交流传承、改造升华的挖掘也尚浅。

第四，在海派文学中的上海左派文学及其背后的红色文化，也还没有全面细致的研究，事实上，红色文化是海派文化走到顶峰的一个重要产物，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壮大都与上海这座城市有关，“上海红色文化形成于上海，与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的关系，一如树木之于土壤。”⁽²⁸⁾熊月之先生在《光明的摇篮》中概括说，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上海有六大支撑因素：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系统、工人阶级与先进知识分子的社会基础、发达的水陆交通系统、便捷的邮政通信系统、可供依托的社会组织系统、可资利用的租界安全缝隙。六大因素相互支撑，构成上海的独特性，使得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应运而生，诞生了“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红色文化也是新海派文化的主流价值取向。上海城市中的红色建筑与红色精神已经引发关注，但是对于红色基因在海派文化中的传承路径与发展缺乏完整的梳理与深入的思考，如何调查、研究、保护红色革命历史也有待更多研究者关注，红色海派研究的未来之路还十分漫长。

第五，海派文化资源是打造上海城市软实力的重要武器，虽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有学者呼吁对于海派文化要存其精华去其糟粕，以海派文化为底色打造上海的文化标签，但具体到文化资源如何被激活，成为切实可用的文化资本，这当中的实践还缺乏进一步研究与讨论，对于过去几十年海派文化资源利用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也尚待总结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