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大学术论文集探究西北历史研究意义

西北联大对西北历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彰显了西北文化，弘扬了民族精神，增强了民族自信心。

西北联大诞生于战火纷飞的年代，发扬民族精神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显得尤为必要与迫切。而西北联大所处的西北地区，又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正如时人所言：“西北文化，为中国文化之母，无古代之西北文化，即无今日之中国文化。”“西北不仅是中国的发源地，同时亦是中国军事上根据地。我们最早的祖先黄帝，即是以西北为根据地。”［26］悠久的历史及长期的民族融合，不仅赋予西北地区民族祖先以丰富的智慧与创造力，而且造就了西北民众坚韧不拔的豪迈风尚及“刚烈忠勇的崇高气节”。这些既是“复兴民族的原动力”，［27］也是民族精神与优秀文化传统的主要表现。在抗战的特殊历史时期，西北联大通过对西北历史文化的研究、考察，彰显了西北文化，弘扬了民族精神，增强了民族自信心。

第二，为西北地区西北历史研究特色学科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近代的道光、咸丰、同治年间，曾有一些学者关注西北史地，但大多由自身境遇或个人兴趣所致，还不具备学术自觉或学科建设的意义，而且“其大部分工作在研究蒙古”，而新疆及其他地方“则其附庸也”。［28］390西北联大组建后，学者们主动适应国家建设西北的战略，把抗战前学者们对西北历史的研究提高到学术自觉的高度，对西北历史文化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考察，许多成果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如黄文弼通过对新疆的考察，在罗布淖尔北岸发现了石器时代遗址、丝绸古道及古渠、屯田遗址等，发掘了汉烽燧遗址，获得了大量西汉木简和西汉麻纸，并依据考察所得，论证了楼兰、龟兹、于阗、焉耆等古国和许多古城的地理位置及历史变迁，填补了史书失载的高昌曲氏纪年，提出了古塔里木盆地的南河问题，［29］192—193所得大量文物与考古资料对于研究西北地区历史及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史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王子云不仅在1940年参加了教育部“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而且与学校同人一起，在西安西郊发现史前文化遗址多处，特别是在鱼化寨发掘的接近仰韶文化的彩陶残片，为当时陕西境内发现彩陶的第二处。1948年暑假，他赴南京陈述西北大学的考古与文物收藏时，引起了国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于右任曾托他整理藏石计300多种，［29］194为保存祖国文化遗产做出了重要贡献。1947年，西北大学还提出了加强西北历史研究的四项计划，并指出“均拟于最近完成之：（1）奖励边地及蒙藏优秀青年，借以培养边疆人才。（2）充实边政研究室，便于师生之研究，并发研究报告，翻译名著，编辑字典（已编就维汉字典一种，在印刷中）。（3）大量搜集有关西北边疆问题之各项图集文物，以供参考。（4）注意边疆实地调查工作”。［30］6正是在此不断积累的基础上，日后西北地区高校的西北历史研究才能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学科体系及明确的研究方向与目标。(www.xing528.com)

第三，对西北历史的研究成为20世纪中国学术“转向”的重要标志。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非但没有毁灭我民族文化之命脉，反而促使学者们进一步思索与创新，并在中国学术的诸多领域取得了空前发展与长足进步，其中对西北史地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就是一重要表征。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学者们包括西北联大的广大师生，主动适应社会变迁、国家战略、时代潮流，用生命体验不断求索民族的发源与祖先的足迹，为的是民族的独立与国家的富强，为的是建立更加辉煌的学术殿堂。正是他们这种在学术领域矢志钻研、苦心探索，并将社会现实需要与自己学术追求紧密结合、强烈互动的精神，使得西北地区一时间成为国人广泛关注的焦点与学术研究的热点，也成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学术“转向”西北的重要标志。

第四，为政府未来西部开发建设战略的规划、实施提供了一定的历史依据。

鉴古可以知今。研究历史，目的是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当下及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西北地区历史悠久，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社会状况复杂多样，要开发建设西北，必先了解西北；而要了解西北，不能不深入研究西北的历史。西北联大对西北历史的研究与考察，客观上为国家未来西部开发建设战略的规划和实施，提供了不少学术参考与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