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历史研究成果：《而立集：延安大学历史系学术论文集》

西北联大之历史学科不仅办学历史较长，而且师资阵容强大，一时名家荟萃。［12］他们对西北历史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取得了诸多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西北历史文物及古迹进行了考察、发掘与保护。

1937年8月中旬开始至1938年年初，时为北平研究院历史考古组研究员，后为西北联大教师的何士骥等人，即对西安鱼化寨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了考察，发掘获得了一批历史文物，［13］为陕西田野考古工作做出了开创性贡献。1937年9月，西安临时大学成立不久，历史系即深感“本城考古学会所藏古物，在史学上颇有价值”。于是，1938年2月18日，历史系考古学班及其他同学共30多人，在陆懋德教授的带领下，赴陕西省考古学会参观。［14］西北联大南迁汉中不久，1938年5月20日，联大常委徐诵明、李蒸与历史系主任许寿裳等并男女学生数十人一道去城固张骞墓考察。［15］之后，历史系考古委员会“为表章（彰）民族英雄张骞墓间古物，并为历史学系学生实地练习考古起见”，拟就张骞墓进行考古发掘与保护，提出初步计划八条，此外还计划进一步调查附近之萧何墓、樊哙墓、李固墓及勉县诸葛亮墓等，并就“褒城石门及其附近之古代之文化遗迹，亦拟调查”［16］。

按照计划书所提设想，联大历史系考古委员会先后于1938年7月3日及1938年8月24日至9月2日，对张骞墓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与保护工作。此次考古是迄今对张骞墓唯一一次正式的科学发掘，在中国外交史、对外开放史、文化交流史和“丝绸之路”研究上均有重要意义。［17］此外，为了“调查吾国第一流政治家，及军事家之遗迹及地理形势，以明了史实，与发现学术上有力之新贡献”［18］，1939年3月19日至21日，由联大历史学会组织本校历史、史地两系师生，对勉县诸葛武侯墓、祠、读书台，以及阳平关、马超墓、定军山及褒城石门等地古迹进行了考察。考察不仅获得“汉砖汉瓦证明其地为汉代建筑遗址”，而且在学术上多有创新，纠正了以往文献所记载的一些谬误。［18］

继1938年3月，西安临大派员赴甘肃、青海两省考察后，1939年7月20日至9月20日，联大第二次组成教授考察团，对甘肃、宁夏、青海三省进行考察，考察范围“分为政治、经济及历史、地理两组”，并决议“本校讲师如有对于甘宁青三省之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素有研究，或对于考察工作有相当经验，愿参加者”，亦可“建议常委会议通融允许之”。［19］1943年，历史系教授黄文弼受西北大学委托，第三次赴甘肃、新疆等地考察，沿着河西走廊西行，先后考察了敦煌莫高窟及北疆、南疆，对西北边疆的考古工作的开展有筚路蓝缕之功。

第二，对西北历史进行了认真的探讨与研究，撰写了大量学术论著。

西北联大时期，尽管战火纷飞，条件艰苦，但联大学人不忘学术使命与责任担当，撰写了大量关于西北历史研究的重要学术论文及著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其中重要学术论文主要有：1938年2月，《西北史地》第1卷第1期发表了何士骥的《长安城外鱼化寨新石器时代之遗址》；《西北联大校刊》第1期发表了何士骥、周国亭的《发掘张骞墓前石刻报告书》（附带报告及提议）；《西北联大校刊》第6期发表了陆懋德的《汉中各县诸葛武侯遗迹考》；《西北联大校刊》第14期发表了黄文弼的《张骞通西域路线图考》；《西北联大校刊》第15期发表了周国亭的《沔（勉）县考古纪实》；1941年9月，《西北学报》创刊号发表了徐兴凯的《陕西省沿革史》、黄文弼的《吐鲁番古代之文化与宗教》、殷祖英的《由地理上认识西北》及王季平的《建设西北应理解之两问题》等；1943年11月，《西北学术》第1期发表了陆懋德的《汉中区的史前文化》，第2期发表了张振泽的《两汉选举制度》，第4期发表了陆懋德的《汉中古迹杂咏》及黄文弼的《吐鲁番之历史与文化》；1943年6月，《西北学报》复刊，续为第二卷第1、2期合刊，该期发表了杨向奎的《夏商两代与西北》、何士骥的《研究中国之古外国语文与研究西北》等。(www.xing528.com)

另外，联大时期黎锦熙教授还主持编纂了多部西北地区的县志，如《洛川县志》《宜川县志》《黄陵县志》《同官县志》等，并就新修城固县志方案、体例、原则提出了诸多意见与看法。这些关于现代方志理论的研究文章，在《西北联大校刊》第4期至第18期陆续发表。黎文对于方志的体例、内容、形式等都有创新，对民国方志的编纂规范及体系形成起到了引领作用。

西北联大学人还撰写了大量的关于西北历史研究的学术专著，主要有冉昭德的《汉西京宫殿考》（两卷），丁山的《新殷本纪》《先秦民族与神话》等。另外，1938年《西北史地》第1卷第1期还专门介绍了联大学人的著作书目，如何士骥的《石刻唐兴庆大明太极三宫图考证》《陕西民政厅前院发掘报告》《陕西宝鸡县各地古迹调查报告》《陕西渭河沿岸各县古迹调查报告》等，以及黄文弼的《高昌陶集》《高昌专集》《高昌第一分本》《罗布淖尔考古专册》等。［20］

第三，在教学活动中自觉加强关于西北历史的相关内容。

民国以来，中国各大学历史系的课程设置尽管不尽相同，但除普遍重视断代史及史学理论素养的培养外，一般都强调中国通史及世界通史的设置，西北联大也不例外。不过，西北联大在课程设置中因地制宜，根据地域特色尤为注重西北历史的教学与实践。如历史系开设的课程中就专门有“西北边疆史”及“中国地理总论”“中国沿革地理”“考古学”等课程，在边政学系的课程设置中又将“中国边疆地理”“中国边疆历史”“边疆社会”等作为必修科目，而在选修科目中又开设有“蒙古史”“康藏史”“回教史”“喇嘛教史”“近代中国边疆沿革变迁史”等课程。［21］11教师们还根据课程设置需要，自编了一些讲义，如《中国远古之文化》《甘肃考古记》《西北史地之研究》等。由此可知，西北联大的教育既注重基本知识的灌输，同时又强调特色专题的突现。

学生毕业论文写作是大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北联大学生毕业论文的选题，不少涉及西北历史、社会题材。如1938年，教育系毕业论文共15篇，其中关于西北问题的研究有九篇之多，占到总数的60%，［22］地理系的毕业生论文选题也大多是关于西北地质、地理的研究，如1938年系里明确强调四年级毕业论文：“拟定西安地理调查为题，先由同学自摹大纲，交到本系办公室经黄主任（黄国璋）校阅，然后开始分组调查，再请教授详为指导。”［23］一些毕业论文的选题还深受教师的启迪与感染。据联大时期就读于地理系的于书绅回忆，当时该系殷祖英教授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回来后，不仅“向我朝野大声疾呼，提高警觉，重视西北国防；更鼓励同学，远征天山，建设西北，以完成西北大学开发大西北的历史使命。我以当时受殷师之鼓舞启发，忽对西北边疆发生浓厚之兴趣，同时我也被这新奇的题材所吸引”，于是“当时决定我的毕业论文，便是以新疆做素材，命题为‘新新疆与西北国防’。在伯西师实地考察的资料充分支援下，我竟很快完成了这篇论文”。［24］6

之外，联大在办学经费极其紧张的情况下，新购图书尽量添置关于西北历史文化方面的。比如地理系特请陕西省民政厅转令各县政府代为购买全部地方志书。据记载，截至1938年8月，已寄到者不下10余种，“一俟全部寄到之，即可公开阅览”［25］。这些极富特色的方志与书籍，对联大师生关于西北历史的教学与科研工作提供了诸多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