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陕北地区民族构成《而立集：延安大学历史系学术论文集》

汉以前，陕北地区的民族构成就比较复杂，商周时期有鬼方，是猃狁部族活动区域。春秋时期，这一地区是白翟、赤翟、林胡的活动区域。战国时期，陕北的西南部为义渠戎所控制，东部地区为魏国控制，北部地区先为林胡控制，后赵武灵王击败林胡，遂为赵国统治，到公元前221年陕北地区被秦朝统一，秦汉政府在陕北地区设置了上郡和西河郡，陕北地区的民族构成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主要有以下几种：

1．中原人民迁往陕北地区定居或屯戍。秦时就多次向陕北地区移民，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向榆中（上郡）大规模移民一次，三十六年（前211）又“徙北河(上郡)榆中三万家，拜爵一级”［1］。汉武帝对匈奴用兵之后，为了进一步加强对陕北地区的有效控制，汉朝政府又多次将大批的中原人民迁往陕北地区定居或屯戍。据文献记载，汉政府向上郡、西河郡的移民就达7次，其中最主要的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于是天子遣使者虚郡国仓廥以赈贫民。犹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贷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斯秦中：即河南地，指关中盆地往北的黄河以南地区），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3］。据《汉书·武帝纪》载，这次迁徙的目的地是陇西、北地、西河、上郡等郡。元鼎六年（前111），“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3］汉顺帝永建五年（130），“冬十月丙辰，诏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皆减罪一等，诣北地、上郡、安定戍。”［4］等等。从中可以看出，汉政府移民的数量巨大，动辄就几十万，迁入陕北的居民来源于全国各个地方，有关东的，诸郡国中都官的，等等，这些人主要是因灾荒、战争或政府设置新郡县等原因迁徙来的普通百姓和罪犯。

2．匈奴。陕北是匈奴的分布地之一，秦时，陕北成了中原王朝和匈奴的争夺地，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蒙恬北击匈奴夺“河南地”，楚汉战争时匈奴复夺蒙恬所夺匈奴地“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安定）、肤施（上郡）”［5］。汉初，匈奴不断侵扰陕北，汉文帝三年（前177）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地”，侵扰上郡保塞蛮夷。后六年（前158），匈奴“大入上郡、云中各三万骑，所杀略甚重”［5］。武帝元朔四年（前125），匈奴“又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万骑，杀略数千人”［5］。武帝大败匈奴后，陕北地区则逐渐成了汉朝安置内附匈奴族的主要地区，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汉将归附的浑邪王部众安置于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属国。汉宣帝五凤二年（前56）冬，将呼速累及右伊秩訾部众安置于西河、北地二属国。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48），南匈奴呼韩邪单于比箔奥楗日逐王比内附于汉。建武二十六年（50），诏单于徙居西河，今内蒙古准格尔旗纳林地区，“南单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诸部王，助为扦戍。使韩氏胃都侯屯北地，右贤王屯朔方，当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云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将军屯雁门，栗籍骨都侯屯代郡，皆领部众为郡县侦罗耳目。”南匈奴诸部，分布于西河、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等缘边八郡，即今甘肃东部、宁夏、内蒙古河套地区以及山西、陕西、河北北部地区。到和帝永元二年（90）前后，南匈奴党众最盛，人口已达到“二十三万七千三百”。同陕北也应该有不少的匈奴人。东汉晚期，南匈奴多次叛乱，顺帝永和五年夏（140），南匈奴左部句龙王吾斯、车纽等背畔，率三千余骑寇西河。秋，吾斯立车纽为单于，东引乌桓，西收羌戎及诸胡等数万人，杀上郡都尉及军司马，东汉政府不得不迁西河于离石（今山西离石县），上郡于夏阳（今韩城市西南），之后陕北地区基本上又被匈奴所控制，直到三国、东晋时期。

3．龟兹人。《汉书·地理志》“上郡”条下有：龟兹，属国都尉治，有盐官。颜师古注此条曰：“龟兹国人来降附者，处之于此，故以名云。”可知龟兹县是西汉上郡所属的二十三县之一，主要是用来安置内附的龟兹人。龟兹人的第一次大规模内附是在汉宣帝时，据《汉书·郑吉传》，宣帝“神爵”（前61—前58）中，匈奴乖乱，日逐王先贤掉欲降汉，使人与（郑）吉相闻。吉发渠黎、龟兹诸国五万人迎日逐王，口万二千人、小王将十二人随吉至河曲，颇有亡者，吉追斩之，遂将诣京师。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陇上郡龟兹属国当是郑吉率黎渠、龟兹五万人迎匈奴日逐王归汉而设置的，出于安置较多龟兹国移民的需要。龟兹属国宣帝时设立后，到东汉一直存在，那么该地的龟兹人的数量也一定不少，成为内迁龟兹移民的主要聚居地。龟兹属国治所，在今陕西省米脂县境内。《汉书·地理志》明言龟兹有盐官，现在米脂县城北40里处有盐地，称上盐湾和下盐湾，生产食盐。清代学者钱坫、徐松考证龟兹为当时绥德府米脂县，普惠也认为汉代龟兹治所在紧邻下盐湾的镇川堡偏北。(www.xing528.com)

4．羌族。陕北是羌族的聚居地之一，东汉时羌族转盛，羌人纷纷叛乱，陕北的羌人也参加了叛乱《后汉书·西羌传》记载：安帝永初二年（108）先零羌滇零自称天子，“招集武都、参狼、上郡、西河诸杂种，众遂大盛，东犯赵、魏，南入益州，杀汉中太守董炳，遂寇钞三辅，断陇道”。元初四年(117)，汉军大破先零羌，“于是西河虔人种羌万一千口诣邓遵降。”五年（118），“邓遵募上郡全无种羌雕何等刺杀狼莫，赐雕何为羌侯”，永宁元年春(120)，“上郡沈氐种羌五千余人复寇张掖”。延光元年(122)，“侵人种羌与上郡胡反，攻毂罗城，度辽将军耿夔将诸郡兵及乌桓骑赴击破之”。桓帝延熹四年(161)，“零吾与先零及上郡沈氐、牢姐诸种并力寇并、凉及三辅”。五年（162)，“沈氐诸种复寇张掖、酒泉”。陕北的羌乱迫使东汉政府于安帝永初五年（111）将上郡从肤施伶陕西榆林市东南，向南迁治到衙县（今陕西黄龙县西南），直到顺帝永建四年（129）羌乱稍平，“帝乃复三郡霞定、北地、上郡”。使谒者郭璜促徙者，各归旧县，缮城郭，置候驿”［9］。可见，汉时羌族在陕北活动频繁，人数也一定较多。

总之，两汉时期陕北地区的民族构成是多元的和复杂的，各民族之间有过友好、和平的相处时期，也有过“金戈铁马”的战争时期，但各民族之间在经济、文化、社会习俗等方面的融合交往始终没有中断过，陕北的汉画像石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民族融合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