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共与美国交往的意义及启示

第一，打破了国民党的长期封锁和歪曲宣传，扩大了中共在美国及世界上的影响，甚至一度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由于中共把邀请大量中外记者到边区参观访问作为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和围剿政策的有力途径，主动开展与英、美等国家的民间外交，通过大批进入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英美记者的宣传和报道，使外界对中共的方针政策及中国共产党人的真实面目有了初步的了解，中国的抗战不仅赢得了美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也引起美国政府的极大关注。

美国记者斯诺冲破封锁，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最早来到边区，揭开了中共与美国民间交往的序幕。斯诺在随后出版的《西行漫记》一书中真实地记录了他在苏区的所见所闻，把与国民党歪曲宣传不同的一个真实的、崭新的共产党人形象揭示给读者，此书一出版立即引起巨大轰动，“红色中国”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他的书被认为是“西方关于中国共产主义的权威著作”[5]30。斯诺的报道和著作第一次给美国人民提供了关于中共的翔实可靠的材料，在美国公众中唤起对中共事业的同情。他不仅“推动美国乃至世界舆论接受共产党作为盟友参加反对国际侵略斗争”[6]9，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罗斯福总统曾经三次与斯诺专门讨论中国问题。在斯诺的影响和带动下，英美记者纷纷前往苏区访问，他们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写下了大量有影响力的著作。如贝特兰的《华北前线》、卡尔逊的《中国的双星》等。

卡尔逊作为美国政府派出的访问中共边区的第一位美国军事观察家，他对共产党军队的训练方法、共产党人所具有的自我牺牲精神以及指挥官的高尚品质和精明强干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他通过写信的方式真实而客观地向罗斯福总统汇报了自己的所见所闻。罗斯福曾说，这些信件激起了他的想象力，描绘了一幅展示游击战争价值的激动人心的图景[7]24。卡尔逊回国后向公众发表演说、撰写文章和著作介绍他在中国的见闻，在各种场合宣传这个崭新的世界。美国记者离开延安时都坚信：“与中国其他政治团体相比，中共更全心全意地抗日。中共廉洁奉公，富有理想和具有为事业献身的精神。”[8]257有些记者原来对中共抱有偏见甚至有反共思想，但经过实地采访后改变了看法，称赞边区“百姓生活进步，政治民主，抗战意志坚强”[9]。爱波斯坦后来回忆说，一到延安他就看到中国的未来，他坚信反动派不能统治中国，新中国会在中共的领导下诞生。

美军观察组的成员也从延安向美军司令部和国务院发回大批军事、政治报告，仅谢伟斯一人从1944年7月—10月的四个月中就写了51份政治报告，1945年2月—4月又写了26份。包瑞德和戴维斯等也写了很多报告。这些报告中阐述的观点，代表了当时观察组成员的共同看法。首先，他们相信共产党是真心抗日、有战斗力、得到人民衷心的拥护。比如，卢登认为“一个政权得到人民如此广泛、积极的支持，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是没有先例的”[10]245。其次，他们把国共两党进行对比，确信中国的命运不属于蒋介石，而是共产党人的。最后，他们都反对美国政府片面支持国民党的政策，认为这会加速中国内战爆发，并对美国在华利益及远东和平造成灾难性后果。

这些报告及著作给罗斯福留下深刻印象。1944年5月26日，斯诺第二次拜见罗斯福总统时，总统秘密地告诉他说：“我们将派一名代表政府的人和记者们一同前往延安，而且他大概会留在那里。”[11]171在第三次的会见中，罗斯福告诉斯诺，他认为赫尔利主导的国共谈判，延安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并强调说：“我一直在那里同两个政府打交道，我打算继续这样做，直到把他们两方拉到一起为止。”[11]173一些重要的报告还转给美国有关部门，有的被分送到美国驻外使馆，并对国务院中国科的一些人员的决策起了一定作用。1945年，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中共代表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正式成员出席了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成立大会。这一切都是中共与美国积极开展对外交往所取得的成果。(www.xing528.com)

第二，中共与美国的交往遏制了国民党的反共阴谋，对维护国共合作，坚持抗战起了积极作用。延安时期的中共在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时，采取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利用英美等国际因素阻止国民党的反共、分裂行为。面对日本的侵略行为，国民党在“攘外必先安内”方针之下，不断制造国共摩擦，企图乘机消灭中共，致使国共统一战线多次面临破裂的危险。英美等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根本不愿在抗战没有胜利之前看到国共合作破裂，爆发内战。于是中共积极开展与英美的民间外交来争取国际舆论，粉碎国民党的反共阴谋。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斯特朗等美国记者首先撰写报道和评论，中共代表周恩来走访英国大使，会晤美国总统特使居里和记者白修德，向他们说明事变真相及国民党反共政策的危害。美国政府通过居里向国民党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之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罗斯福在给蒋介石的信中说：“中共与国民政府相类者多，相异者少。深盼能排除异见，为抗战的共同目标而加紧团结。”[12]197这些都说明美国不赞成皖南事变，不支持国民党反共，而是希望国共团结抗日。1943年，当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时，中共一方面进行军事准备，一方面展开舆论宣传，充分发挥民间外交的作用，从在华的史迪威到在美的马歇尔、宋子文，再到蒋介石，美国的反对意见最终制止了这次反共高潮。正是在英、美的压力下，国共统一战线得以保持到抗战结束。

第三，中共与美国的交往，不仅加强了两国人民的合作与交流，开阔了中共的视野，而且为后来中共的外交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延安时期的中共邀请大量的官方与非官方的国际友人来到陕甘宁边区了解抗日真相，中共通过他们向国内外人民宣传了自己的方针政策及抗日业绩，达到了打破封锁，走向世界的目的。与美民间外交的开展，一方面成为中共呼吁国际社会援华制日，动员全民族抗战的一种重要途径；另一方面，也是中共获取外部信息，了解世界的重要渠道。中共把来访的美国记者、作家等当作“情报人员”，通过他们的介绍和宣传让外部世界了解中共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又把他们当作“外交人员”，待以上宾之礼，力求通过他们与英美建立一定程度的外交关系。所以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总是不放过任何一次与他们沟通、交谈的机会，通过交谈向他们阐明中共的内外政策及主张，同时也了解美国的内外政策及现状。

中共与美国在延安时期的外交活动呈现出一些特色，比如以民间交往推动官方外交；在分析、区别的基础上制定外交政策；在坚决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开展外交活动；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争取外援。正是在抗战、内战及冷战相互交织的复杂环境中，在与苏英美等国家的交往斗争中，在与国民党政权的对抗中，中共始终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与美国的交往从民间交往上升为官方外交。这些都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开展外交活动，发展与各国的友好关系奠定了深厚的基础、积累了丰富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