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中共通过驻国民党统治区的合法机构开展与美国的半官方、官方外交活动。国共反日统一战线建立后，国民党允许中共在国统区派驻机构和代表，但不允许共产党组织公开活动，更不允许中共开展独立的外交活动。中共只能通过其代表团、八路军及新四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等合法机构开展对美外交活动。经过十年内战的长期封锁后，这些机构成为外部世界了解中共的重要窗口，当时的长江局和南方局分别设有国际宣传组及对外宣传组。国际宣传组被外国人誉为“中共最早的外交机构”[3]22。中共利用这些合法机构，以公开的身份积极开展与英美等国的半官方、官方外交活动。在国统区中心武汉及重庆等地，中共交往的对象不仅包括英、美的常驻使节，也有美国的政治家及军人，如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总统特使居里、史迪威将军，美国军人埃文斯·卡尔逊上尉等，卡尔逊曾作为罗斯福总统的密使来延安访问了中共部队。中共在国统区开展与美国的外交活动，不仅影响了美国的舆论，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并在美国人心目中塑造起中共的崭新形象。
第二，中共与美国的官方代表团开展外交活动。1944年7月至8月，第一个美国官方代表团——美军观察组一行18人在包瑞德上校的带领下分两批到达延安。中共予以高度重视并给予热情的接待。在《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一文中，中共指出“我们不应该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成普通行为，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4]437。毛泽东、朱德等边区领导人多次接见观察组成员，向他们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军民坚持敌后抗战的客观事实，以及抗日根据地实行民主政治的情况，并表达了与美国在战时和战后实行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合作愿望。观察组在边区及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察访问，并写下大量的调查报告，内容涉及敌后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政策等方面，为美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提供了翔实的第一手材料。它不仅使美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共的真实情况有了更深的了解，激起了他们对中共及其抗日武装力量的同情和支持；同时也促使美国政府向国民党施加压力，迫使国民党坚持国共合作抗日。这是中共独立自主地开展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工作的成果，也是中共外交工作的成功。(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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