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运工作问题解决方案

1．开展兵运工作是渭华起义失败后的形势所迫，且有开展兵运工作的有利条件

以渭华为中心的各地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当局加强了在陕西的反动统治，疯狂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党的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怎样建立、发展、壮大自己的军事武装组织，是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而当时陕甘地区地方贫瘠，1928年起又发生了连年的自然灾害，加上军阀混战不断，经济急剧崩溃，农民生活极为贫困；再加之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军阀的腐败，官长克扣军饷，层层盘剥，士兵的生活也极其恶劣。军阀之间争夺地盘，矛盾重重，相互厮杀，士兵成了争权夺利的工具，被任意打骂甚至遭杀害，官兵关系紧张，士兵不满情绪十分严重，自发的兵变时有发生。

此外，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远离陕甘地区，当地的驻军多为南京政府不够重视的杂牌军队和地方军阀。中原大战后，冯玉祥的军队退出陕甘地区，当时该地的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力量为杨虎城第十七路军及一些地方军阀，他们为扩充自己的实力，到处招兵买马。这些都说明当时开展兵运工作不仅是形势所迫，而且存在着开展兵运工作的相对有利条件。

2．刘志丹、谢子长等人开展兵运工作符合当时中央、陕西省委及陕北特委的指示

1928年2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士兵运动计划》中分析了开展兵运工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指出：“中国军队的军阀都是中国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工具，但其中士兵分子，都是全中国失业的工人，大部分失业的农民及一部分流氓无产阶级。他们为了生活的压迫，受了军阀的雇佣，所以他们是一种经济压迫受到极点，冒险的盲目群众，我们要为这部分群众不要成为敌对阶级的利用的工具，因此我们要做活动。……故兵士运动是客观的可能。”㉜

1928年7月9日，中共六大上，通过了《军事工作决议案（草案）》，确立了兵运工作的方针；㉝同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在《告全体同志书》中，又阐明了国民党士兵在中国革命中的积极作用和开展兵运工作的重要性。㉞

1929年6月22日，中共中央通过的《陕西问题决议案》指出，陕西目前的任务是“加紧士兵中的工作，积极做士兵中的工作，积极发动士兵中的日常生活斗争，扩大党的政治宣传，以夺取广大的士兵群众，使与工农斗争汇合起来。”㉟

1929年11月7日—1930年1月7日，中共中央又先后发出《目前中国士兵状况与我党兵运策略及工作路线》的第56号通告和《关于组织兵变的路线与策略》的第64号通告，反复阐述了兵运工作的策略方针和具体要求，规定了向敌军开展宣传鼓动工作的口号。㊱(www.xing528.com)

1931年3月14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兵运工作的决议》中又指出：“当此国内战争时期，我们的党不但要领导红军英勇地来解除国民党的军队武装，而且党及一切革命的组织，必须要在敌人军队中进行破坏和瓦解的工作，在政治上夺取兵士群众到革命方面来。只有这双方面的共同行动，才能取得对敌人的胜利。”㊲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1929年2月，中共陕北特委在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党在目前的工作是：加强农民运动，巩固学校阵地，积极开展兵运工作，派党员到白军中争取武装力量，迎接革命高潮。随后陕北特委在同年四五月间的榆林红石峡扩大会议上，又提出了“三种颜色——白色、灰色、红色”的武装斗争形式，而其中的“白色”即为开展兵运工作，并决定以“白色工作”为主。于是，兵运工作成为陕甘地区武装斗争的主要形式。而且在开展兵运工作中，也得到了省委多次的具体指导。

由此可以看出，刘志丹、谢子长两人从事的兵运活动适应了当时中共党组织的要求，也符合陕甘地区当时党组织的中心任务。

3．通过兵运工作，为党培养了一批军事干部，党员数量也得到了增加，党的力量得到了发展

刘志丹、谢子长等经过三年的兵运工作，多次打入敌军内部，出生入死，积极工作，虽然大多遭到失败，但却有力地推动了西北地区武装斗争的开展，并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军事、政治骨干，为以后创建西北红军和陕甘宁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参加兵运工作的许多共产党员，后来大多成为西北红军的领导人。如他们本人、习仲勋、马文瑞、王世泰、张秀山、贺晋年等，为以后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的创立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以及以后的革命战争与人民军队建设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另一方面，他们在军阀部队中通过各种方式，与士兵交朋友，把士兵吸引和团结到共产党组织周围，还吸取进步人士加入了党的组织，培养了一批革命力量，使党的组织得到了发展。正如王世泰回忆说，在苏雨生部补充团时，“志丹指示我们要利用暂时稳定的机会，抓紧做好战士的思想工作，发现积极分子，发现党员。那时，我们党的活动是秘密的，主要领导人都是党员，虽然党员身份不公开，但活动还是搞得有声有色的，经过一段工作，战士们的情绪比较稳定了，我们吸收了几个党员。我记得我们那时的党员有刘志丹等二十几名。二十几名党员，在当时可是一股不小的革命力量，他们分散在各个连、班起骨干带头作用”㊳。同时，也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兵运工作，才使国民党军队和官兵加深了对红军的了解，开始同情革命，或逐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为以后中共军事统战工作在西北地区的开展奠定了基础。如先后与刘志丹交往的国民党军官韩练成、牛化东、曹又参、左协中、刘宝堂等受到刘志丹政治思想的影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些，就为后来的革命斗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且，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参加斗争，谢子长、刘志丹还对陕北地区的帮会组织哥老会进行了争取改造，将一批哥老会成员逐步引向革命道路。如永宁山哥老会大爷马锡五、小石崖哥老会大爷罗连城等。

4．刘志丹总结了兵运工作的经验教训，将军事工作转向了农村，为后来创建陕北、陕甘根据地和创建自己的军队打下了基础

如前所述，刘志丹、谢子长开展的兵运工作，既符合党的指示精神，也为以后党的军事工作的开展培养了大批骨干，但兵运工作最终未能取得完全胜利。这使他们逐渐认识到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相结合，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刘志丹等意识到干革命首先要有枪杆子，这是一个朴素的观念。枪杆子从哪里去抓？枪在敌人手里，在反革命军队里头，从那里去抓，这是又一个朴素观念。走了弯路，吃了大亏，认识了一个道理：无产阶级革命，不能利用现成的旧时武装，一切旧时的武装都不能生成革命的军队。而这一点正是列宁主义关于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理论原则。从这一原则出发，在创建革命军队的过程中，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争取一些条件，无疑是正确的。但这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而根本途径是走向人民，在人民群众中去创造人民的军队。正像刘志丹总结这一历史时期经验时所说的，利用军阀是暂时的，利用军阀的名义是搞不成的，准备了条件我们就要单独出去搞。“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70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条件，是要有根据地。”㊴谢子长也意识到“搞革命武装，依靠在旧军队的合法地位招兵买马是不行的……还是要走井冈山的道路，要发动群众，搞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用从敌人手里夺来的武器武装工农，建立和逐步壮大共产党绝对领导的工农红军……只有这样的部队才是人民自己的部队，和人民血肉相连，永远不被敌人打垮”㊵。这以后，他们便甩开军阀部队而另寻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