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游击队正式成立，三嘉原历史修订

1931年10月底，谢子长按照省委指示来到了南梁。他来到南梁游击队后，首先，召开了党团会议，成立了部队党的委员会（简称“队委会”）。书记：谢子长。委员：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胡廷俊、白锡林等。㉓其次，进行了临时编队：陕北游击队编为第一支队，支队长：谢子长；南梁游击队编为第二支队，支队长刘志丹兼。各支队下辖三个大队（大队内部暂维持原建制），队委会为全军最高领导机关。同时，向队委会传达了省委指示。省委要求对南梁会合的部队进行整顿改编，正式组建红军游击队，开展农村游击战争，使游击区域扩大到关中交界，与三水（今旬邑）、淳化及渭北的农民斗争会合起来。㉔队委会认真讨论了省委指示，一致表示赞同。但同时认为立即进行整编，确有困难。部队所处的内外环境十分复杂：从内部来看，陕北游击队除基干力量（原晋西游击队）外，还有杨琪、杨鼎、杨桐、张福才、肖永胜、贺得胜、师诸杰等数股商贩武装；南梁游击队系收编不久的赵连璧、杨丕胜、贾生才三股饥民武装，骨干力量尚未形成。在这两支部队中，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知识分子、手工业工人和贫困农民，其中也有不少是游民无产者，江湖镖客，部队中封建帮会色彩和绿林习气浓厚，组织纪律涣散。成分不纯，是部队自身的一个严重问题。从外部条件看，南梁地区素为匪窟，这里聚集着土匪十数股，每股十数人、数十人、百余人不等。此外周围还有两大匪霸，张廷芝、谭世林，各400人左右。以南梁为中心的各川道，人口不足两千，产谷约数千担，多年受土匪骚扰，以及官府、地主的盘剥，人民穷困到极点，部队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在这样的内外环境下，队委会认为，当务之急，是解决军需，稳定部队，同时加紧内部整顿，为正式改编创造条件。队委会还认为，南梁地区不能久留，宜向庆阳方向转移，一则解决全军的食宿和冬衣，二则摆脱土匪，为部队的整顿寻求适宜的环境。行动方针确定后，11月7日，部队开拔。9日，到达庆阳东北三十里之新堡，定此为临时防地。与此同时，还抽调了部分人枪，组成别动支队，由阎红彦带领向曲子、环县、定边及宁夏方向游击。阎红彦从事兵运工作期间，曾在这一带活动，有旧识，一方面通过旧识收集力量，另一方面在本队外围监视敌军。支队在这里扩大百余人，完成任务后于新堡归队。

就在部队驻防新堡期间，陇东军阀陈圭璋为对抗陕军而极力扩充实力，派人联络收编游击队。谢子长、刘志丹考虑到部队当前的处境和实际需要，认为可以利用敌人的矛盾，以济急军需，生息力量。经队委讨论决定，派出马云泽（一支队）、刘约三（二支队）前往平凉同陈圭璋进行谈判。经过谈判，达成了一系列协议，刘、谢暂时同意被收编，陈圭璋也给部队许多好处。

我方按协议以谢子长、刘志丹、杨重远、马锡五组成旅部，其建制：以原第一支队组成第一团，原第二支队组成第二团。第一团团长师诸杰，党支部书记马云泽；第二团团长刘志丹兼任，党支部书记刘约三。第一团所辖第一营，营长阎红彦，教导员阎润平；第二营，营长杨鼎，教导员胡廷俊；第三营，营长雷恩钧，教导员程玉表；第四营，营长白锡林，教导员党永亮。第三十二团所辖第一营，营长赵连璧，教导员白冠武；第二营，营长杨丕胜，教导员杨龚叔；第三营，营长唐青山，教导员（不详）；第四营，营长贾生才，教导员邵德章。各营均辖四个连。㉕11月中旬，刘宝堂对部队进行了点验，协议中所规定的军需、军饷、军械和工职人员也陆续拨付。

在祝贺收编大会会餐时，举行了十八兄弟拜把子香堂大会，参加换帖的有：谢子长、刘志丹、杨重远、阎红彦、刘约三、马云泽、胡廷俊、雷恩钧、白锡林、程玉清、师诸杰、杨琪、杨鼎、杨丕胜、赵连璧、贾生才、唐青山、刘玉堂。刘志丹亲笔写了《金兰谱》。㉖

刘志丹、谢子长对陕北和陕甘边界的社会习惯和传统有着深刻的了解。由封建迷信、宗族观念、江湖义气作为精神支柱的哥老会，是下层社会的一种政治势力。那些土客、镖头、绿林大都是哥老会成员。而拜把子、结金兰，又是他们经常采用的一种维系手段。刘志丹、谢子长在当时的情形下，利用这种旧习，作为团结内部的一种策略。

陈圭璋部代表刘宝堂点验收编完毕，部队即行补给换装，转入冬训，主要是进行政治教育，灌输为谁当兵，为谁打仗和革命纪律等启蒙思想。

部队整训期间，陈圭璋并吞心切，一面派代表在上层谈判，纠缠不已；一面在基层拉拢串连。谈判大员史方成，频繁活动，暗中策反。同时在驻地周围布防，准备于谈判不成，行武力解决。在招收的土客、镖头中，有一些人也想变草寇为军阀，而鼓噪投陈圭璋。鉴于形势的变故，队委会当机立断，决定即行转移，首先摆脱敌人。1932年1月8日，部队从现地出发，在庆阳六村原消灭陈圭璋两个连，突破了敌军包围，9日，胜利到达合水县柴桥村。

其间，省委即于1931年12月中旬，派荣子卿来部队，再次传达省委关于整顿改编部队的指示，并对招收土匪、接受陈圭璋改编等问题，提出严厉批评。㉗(www.xing528.com)

1月中旬，省委军委会书记李杰夫（高维翰，后叛变），偕旬邑县特支书记第五伯昌（后叛变）来到部队。李杰夫向队委传达了省委指示：迅速组建一支正式红军，并要求部队认真学习《古田会议决议》。部队编成后，应从速开赴农民斗争已经开展起来的渭北（三原、富平、旬邑）地区，开展渭北游击战争，建立渭北苏区。第五伯昌还介绍了渭北近年革命的大好形势。队委会根据省委指示，考虑到部队的现实状况：一则队委会关于整顿改编的认识尚未统一；二则部队成分不纯，纪律很坏。故此提出，部队的改编不宜以红军命名。队委会与省委代表荣子卿、李杰夫共同议决，适应“九一八”事变后的国内政治形势，暂定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并且得到省委的批准。此时，三原、旬邑等地党组织动员贫农、雇工等青年100余人先后参加反帝同盟军。省委的指示，地方党的支援，农民革命斗争的热潮，极大地鼓舞了部队，更加坚定了队委会整顿改编的决心。

2月初，在北柴桥村召开了改编大会，谢子长宣布了省委的改编命令，“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以下简称“反帝同盟军”）正式宣告成立。总指挥谢子长，副总指挥刘志丹，参谋长杨重远（兼），经济处主任马云泽；副官处主任杨琪，文书室主任刘长汉。军辖两个支队，一个警卫大队。第一支队司令员师诸杰，辖第一大队，大队长阎红彦；第二大队，大队长杨鼎，副大队长吴岱峰；第三大队，大队长雷恩钧，副大队长陈玉清。第二支队：司令员刘志丹（兼），参谋长朱理凯，军需马锡五，辖第一大队，大队长赵连璧，副大队长刘景范；第二大队，大队长杨丕胜，副大队长白冠五；第三大队，大队长贾生才，副大队长：唐青山。直属警卫队，队长：白锡林。并将渭北地区参军100余名新战士编为补充队。全军编成700人左右，装备为现代武器和刀矛各半。部队编成后，随即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委员会（以下简称“队党委”），党委书记：谢子长，委员：刘志丹、阎红彦等。㉘

反帝同盟军成立后，即行转入整训。1月20日，省委发出了《关于陕甘边境游击队的指示信》，信中指出：“你们的行动方针，是应该加强政治上组织上技术上的各种工作，坚决执行游击战争的任务。”㉙指挥部根据省委指示，对部队的训练做了安排：党的领导骨干组织和带领党员认真学习《古田会议决议》；指挥人员学习游击战争和中央红军的一些经验；战士和基层干部主要是进行反帝抗日的爱国教育、阶级教育，启发他们的政治觉悟和革命纪律教育。同时还开办了班排级干部训练班，学习游击战术和部队政治工作。㉚总之，反帝同盟军已经开始按照建设红军的要求，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进行了初步的整顿和训练。

2月上旬，部队移驻正宁县三嘉原。

2月12日，根据省委指示，西北反帝同盟军在三嘉原细嘴子广场，举行改编誓师大会，全体指战员都系有红旗领带（牺牲带），左臂佩有红袖章（游击队员标志），战马披红结彩，会场上旌旗招展，庄重肃穆。中共陕西省军委书记李杰夫代表省委宣布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建制和指挥部、大队军政领导干部的任命：总指挥谢子长，政治委员李杰夫（兼），副总指挥刘志丹。三个步兵大队，直属一个骑兵队和警卫队。第一大队，大队长阎红彦，政治委员吴岱峰；第二大队，大队长马云泽，政治委员高岗；第三大队，大队长雷恩钧，政治委员陈玉清。直属骑兵队，队长强龙光，副大队长杨琪，政治委员杨森。直属警卫队，队长白锡林，政治委员胡廷俊。命令宣布后，第五伯昌将绣有镰刀斧头的三级（队、大队、小队）军旗授予部队。《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以下简称“陕甘游击队”）正式宣告成立。㉛三嘉原、湫头、职田、阳坡头等地数千群众赶来祝贺，三嘉原农民代表任生堂献给陕甘游击队爱民旗一面。

部队编成后，随即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陕甘游击队委员会（以下简称“队党委”）。书记：谢子长，副书记刘志丹，委员：李杰夫、杨重远、阎红彦、吴岱峰、马云泽、高岗、雷恩钧、白锡林、胡廷俊等。

陕甘游击队是新型的人民武装，它是以中央红军为榜样，以《古田会议决议》为指导而建立起来的一支正式红军。军队中建立了党委和各级党的组织系统。党的领导机关作为军队的最高权力机构，这就从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里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此外，还建了政治委员会和政治工作系统，有力地保证了党的领导。这里的领导原则是军事服从政治，而不是政治服从军事。同时还建立了士兵委员会，保障了士兵的民主权利。这里的原则是官兵平等，而不是官长压迫士兵。所有这些组织原则和政治原则，成为军队的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