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代表制的引入和初步扩展的影响及发展-而立集

党代表制最早在黄埔军校实行。

在苏俄（联）的帮助下，孙中山下决心组织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孙中山自任军校总理，考察回来的蒋介石被任命为军校校长。军校的特色之一，是学习苏军，实行了党代表制度。1924年5月9日，孙中山特派廖仲恺为驻陆军军官学校中国国民党代表，执行党代表职权，来体现孙中山先生晚年形成的“以党治军”的思想。孙中山希望“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作根本，成立革命军”。④

关于军校党代表制，未见正式制定的成文条例。但据陈公博解释，后来1926年3月19日公布的《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也反映当年军校党代表制的情况。⑤依常理推断，军校党代表制属草创、探索阶段，不太可能似条例规定般相对完善。例如，一切命令需党代表副署方生效，但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当时兼任数项重要职务，不能常驻军校，因而对军校的具体工作不可能过问很多。为方便军校操作，廖仲恺的党代表图章一般放在校长蒋介石处。据李奇中回忆，教导团时，因不满意带兵官强迫党代表服从他们，党代表推举代表去见廖仲恺，被蒋介石截回。蒋一边怒骂，质问他们为什么要去找廖党代表而不直接找他，一边从他的办公室抽屉里拿出一个图章，说道:我就是党代表，我能把这个图章想怎么盖就怎么盖。⑥东征时廖仲恺并未随军，也间接证明这一点（事实上，交换图章是当时解决军事主官与党代表不一同行动的常用办法。李宗仁率第七军北伐，党代表黄绍竑留守广西，两人即交换图章）。这样方便是方便，但党代表的监督作用自然也打了折扣。

党代表负有政治训练和指导党务工作的任务，一般要通过政治部进行，所谓“权在党代表，事在政治部”。⑦军校开创初期，第一任政治部主任戴季陶接事不久就离去，中间好几个月政治部没有主任。继任主任邵元冲又随孙中山北上。当时政治部无具体的组织。1924年11月，周恩来担任政治部部长后，曾有评价:“过去黄埔军校政治部是个空架子，学校也没有多少真正进步的政治工作可言。”⑧加上没有基层党代表，黄埔军校的党代表制更多是形式上的意义。党代表作用的发挥，更多的系于廖仲恺个人的威望和操劳，而不是制度。例如，在解决孙文主义学会与青年军人联合会争论时，方鼎英回忆：“廖仲恺先生身兼学校党代表，常有双方争论不开时，经廖先生了解说服，双方都能听他一言以为决。蒋虽身为校长，因处事不公，故其讲话的信用，远不如廖可以一言解决问题。”以后，“虽有汪精卫继廖兼代党代表职，但虚有形式，从不解决任何问题”。“我感到廖党代表之所以能够为学生所爱戴，是由于他的忠心赤胆，热诚体现中山先生的革命遗教所致。”⑨

11月11日，孙中山北上前夕，任命廖仲恺为所有党军及各军官学校、讲武堂党代表，党代表制有了第一步推广党军，指黄埔新军教导一、二团。教导团实行系统的党代表制，在连及以上单位设党代表。各级党代表，“除实施政治训练外，凡军队一举一动、一兴一废，均须受其节制，以示党化云”⑩。(www.xing528.com)

党代表的任务:一是对部队实施政治训练，“使一般官兵莫不了解党之主义，革命环境，恪守党纪军纪，以期凝集团体精神，提高战斗能力”⑪；二是关心士兵的经济、生活状况，接近士兵，感化他人；三是监督部队事务，“既然副署了一切的命令呈报，就对于这一切的命令呈报要负责任”；四是负责军队党务，要达到“总得党代表一句话下去，全连士兵官长没有丝毫异议，真心的诚服，才有党代表的效力”。⑫东征中，各级党代表不但参与了战斗指挥，而且主管了部队的善后工作。查清东征中阵亡将士人名并给其家属发抚恤金的工作，就是由政治部组织的、各团党代表为委员的抚恤东征阵亡将士委员会来做的。⑬

廖仲恺和蒋介石在党代表制实行的过程中起了重大作用。廖仲恺直到遇刺身亡之前，一直担任军校和党军的党代表。教导团成立，他遴选军校教官、学生中之富有政治学识者，呈请中央任命为各级党代表。同时积极培养可担任党代表的人才。他支持把党代表制度化，支持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提出的起草党代表条例的设想。针对带兵官不尊重党代表的地位而产生的矛盾，1925年2月9日，廖仲恺主持一届中执委会第64次会议，讨论了革命军各部队党代表之职权，决议“党代表不附军职，与所在长官同等”，⑭解决了问题。1925年5月23日，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做出如下决定:“（一）在军校及军队中，所有一切命令，均由党代表副署，由校长或该部长官执行；军中党的决议，其执行须遵照此程序；（二）所有一切军校及军队中之法令规则，经党代表副署者完全有效。”⑮1925年4月16日，他呈请任命军校见习官刘云为航空学校及飞机队党代表，郭一宇为飞机工厂党代表，赵自选为飞机掩护队党代表，把党代表制推广到军校以外。⑯

蒋介石以黄埔军校校长和党军司令官的身份参与了党代表制的推行。在黄埔军校实行党代表制，作为校长的蒋介石是积极执行的。在一些场合，也比较注意维护党代表的威信，支持党代表的工作。在处理一些具体事务时，也与党代表商议。新军、军校基层党代表一般也是蒋呈请任命。对在军中建立党代表制，《加伦在中国》一书认为，“蒋介石反对军内建立党代表制”，迫于加伦和中执委会的压力，“只好形式上表示同意”《军队党代表条例》，从而使党代表与军事指挥官享有平等权利。⑰这个说法似乎不确。蒋在1924年12月16日对第一期学生演讲时说:“中国军队党代表制度是第一次施行，本校长对此制度志在必行，常以为宁可无军队，不可无党代表。”⑱并称它是“救济中国军队的唯一制度”⑲。

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为党代表制的推行付出了很多心血。党代表制与中国的历史传统相悖，因而受到怀疑。对此，加伦强调:“以我们的全部威信、经验和知识，扶持刚刚实行的军队党代表制度，为党代表撑腰。”“对黄埔军校也给予同样的关注。”⑳在1925年1月初，加伦就计划尽速完成改编整个海军的任务，在舰上实施党代表制度，加强舰上国民党基层党部的工作。㉑对其他陆军，“逐渐提倡军队要设立政治部门的主张，进而将政治部门建立起来”，“深入开展政治工作，直至实行党代表制”㉒。他领导起草了《军队党代表条例》，使党代表制条例化，党代表的职权有法可依。粉碎刘震寰、杨希闵叛乱后，经过他的努力，在军队改组中，“军队设政治机关和开展政治工作这一原则普遍得到认可”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