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分期问题探讨的学术意义

古史分期问题的探讨目前来看似乎众说纷纭，但经过多年的努力，在许多关键问题上，学术界基本上达成了一致，实际上认识正在逐步地接近。针对当前古史分期出现多种划分方式的新趋向，以及对古史分期问题研究价值的怀疑倾向，林甘泉认为：分期可以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如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工具的演变，或从政治统治方式的转化，文化的发展，以及王朝的更替等角度，都可以去划分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但马克思主义从生产方式的角度考察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将社会的经济基础与社会上层建筑统一起来的标准，确实是其他单一的分期标准难以比拟的，它抓住了社会的本质，并对其进行宏观的、全方位的认识。林甘泉认为古史分期的讨论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开始，直到新中国成立前，主要是考验唯物史观的适应度，当时争论的焦点就在这里，讲适应度在当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也具有局限性，有“公式化”的缺陷。第二阶段，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比前一阶段有进步，这一时期有热烈的争论，开始注意中国历史的特点，如中国有没有奴隶社会、中国的封建制属哪种类型、它的发展过程怎样等，这一时期也有“公式化”和片面性的不足。第三阶段是新时期，许多学者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力图找出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做出自己的理论概括，但也不可忽视，随着中外交流的进一步加强，国内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也有所抬头，在古史分期问题上，我们尚需注意不要倒退到西方的文化理论和中国传统的王朝史观的老路上去。林甘泉认为分期问题的探讨还是有很多成绩的，还是有进展的，比如他本人主张战国封建论，但把这一时期看作是一个过渡期，不完全同意郭沫若的看法；关于国家的起源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是地域代替血缘，但中国的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国家的产生不一定都是地域代替血缘，目前大多数学者都同意这种看法；又如郭老原来对奴隶制的看法就比较简单化，认为除奴隶主就是奴隶，其实不是这样，“众人”和“庶人”都不是奴隶，这基本上成为学者的共识，仅从这几个简单的例子就可以看出目前研究的进展情况。[11]庞卓恒也说：“时至今日，当我们对七十年来的探讨做一个概略的回顾时，经过几代人持续不断的努力，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阶段性的探讨，不断克服理论上和史料、史实掌握上的局限，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甚至可以说，已经为求得问题的解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古史上的奴隶制阶段的讨论，尽管至今未达成大家公认的结论，但讨论在不断地深入，各家立论，都自有立论和史实依据，尤其可贵的是，各家都力图主要依据当时社会上占主要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来判断当时的社会性质。因此，各家的探讨，实际上都对逐步弄清楚中国古史上的奴隶制问题和阶段分期问题做出了贡献。而且各家的讨论实际上已经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取得了不同程度的共识。”[12]162—163庞卓恒认为对“众人”和“庶人”的性质的认识的深化和对西周社会以及春秋战国社会变革的认识，是目前古史探讨的重大进展。

古史分期问题的探讨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使广大史学家逐步掌握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历史的本领。在古史分期问题的探讨中，广大史学工作者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以之作为指导思想，研究中国历史，力图探讨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规律。从历史理论来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有关论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成为新中国史学家普遍关注的对象，尽管这一时期许多史学家对理论的运用尚处于初级阶段，不能融会贯通，有生搬硬套的教条主义的错误，但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应用比起20世纪30年代已有很大的进步。这主要表现在自觉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研究历史的人数增多，对理论的体会也较前深入。20世纪50年代参与古史分期讨论的史学家，既有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侯外庐、吕振羽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有原来从事实证研究的徐中舒、童书业、岑仲勉等实证派史学家，还有新中国成长起来的王思治、日知、林甘泉、田昌五、斯维至、朱本源等年轻的史学家；在讨论过程中，大家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了新的认识，如范文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比起20世纪40年代更为熟练，不再局限于斯大林的《联共党史》的论断，而是将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有关论述加以融会贯通，结合中国历史的实际，力图对古史分期问题做出科学的论断。[13]又如童书业，原来与顾颉刚编辑《古史辨》，属“古史辨”派的健将，认为唯物史观是“公式主义”，新中国成立前几年读到了侯外庐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20世纪50年代初进一步认真学习马列理论，探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性质，积极参与古史分期问题的争鸣，不断探讨和思索，发表有关古史分期研究的论文多达15篇，他以中国与东方的印度、两河流域、埃及诸国相互比较，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原理，注重农村公社残余和宗法制度的探讨，对“西周封建论”的完善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新时期以来，广大史学工作者进一步克服教条主义的学风，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体会更为深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探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实际，已经成为学者的共识，围绕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特别是亚细亚问题、“五种生产方式”问题、东方社会形态问题等，都重新展开了讨论，出版了一批高水平研究专著和论文，大大推进了中国古代社会形态问题的研究。(www.xing528.com)

其次，出现了一批具有相当学术水准的论文和专著，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古代史相关领域的研究。据不完全统计，从新中国成立到1979年以前，围绕古史分期问题发表论文300余篇，1979年到1988年又有200余篇论文问世。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讨论，有《历史研究》编辑部编辑的《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论文选集》和《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还有《文史哲》杂志编辑的《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论丛》和江西省史学会编辑的《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专著除郭老的《奴隶制时代》、范老的《中国通史简编序言》等力作之外，还有李亚农的《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西周与东周》、岑仲勉的《西周社会制度问题》、杨宽的《商鞅变法》《战国史》《古史新探》、王仲荦的《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束世澂的《中国的封建社会及其分期》、金景芳的《中国奴隶社会的几个问题》、孙作云的《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等著作。新时期有关中国古史探讨的力作，如金景芳的《中国奴隶社会史》、赵光贤的《周代社会辨析》、何兹全的《中国古代社会史》、晁福林的《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等，更是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将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大大地推进了一步。断代史的研究也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杨宽成为著名的战国史专家，王仲荦、何兹全成为著名的魏晋南北朝史专家，金景芳、斯维至成为著名的先秦史专家等，与他们积极参与古代分期问题的探讨具有直接的关系。由此，我们可以断言：古史分期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今天中国古代史先秦及秦汉史研究成果丰硕的局面，对推动魏晋南北朝史的断代研究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今天中国商周历史、春秋战国史、秦汉史和魏晋南北朝史的断代研究能有如此深厚的根基，相比其他朝代的研究毫不逊色，而且有些还处于其他断代研究的前列，不能不说与几十年来古史分期问题研究的推动有着直接的关系。

最后，古史分期问题的探讨是百家争鸣的产物，引出了相关的重大问题的探讨，也极大地促进了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古史分期问题的争鸣，大大活跃了学术气氛，促进了中国历史学的科学化进程，由古史分期引出了中国土地所有制形态的争论，封建社会内部分期的探讨，汉民族形成问题的研究，以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和中国近代史分期的争论等。更值得一提的是，为新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锻造了一支既具有较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又掌握了丰富历史资料的史学生力军，这些人的大多数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和新时期对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历史学的发展。除此而外，以古史分期问题的探讨为核心的其他重大问题的探讨，也极大地促进了其他学科的发展，比如对中国经济史学科的推动作用，正如李根蟠在评述新中国十七年中国经济史的发展时所说：“古史分期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三个问题直接与古代经济史有关。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这些问题的讨论而展开的。通过这些讨论，加深了人们对各代经济发展状况的了解，发掘和积累了有关经济史的资料，培养和锻炼了经济史研究的骨干，推动了中国古代经济史学科的发展。”[14]另外，古史分期问题的探讨对推动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科学技术史等学科的研究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的巨大成就，建立在社会史研究的基础之上，社会史的研究使其思想史的探讨体现出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白寿彝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之所以能在古史分期问题和中国古代社会探讨方面提出更为深入的认识，也与他新中国成立以后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事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及其他问题的研究有很大的关系。